【第二部分】清代积储档案

义仓

义仓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宗族性义仓，仓谷来源于宗族内部殷实富户的捐献，由族内成员负责管理。主要以救助宗族内的饥贫成员为目的，偶尔也兼及外族之人。其经营自然以宗族家法为准则。

另一种是非宗族性义仓。相对于前者，主要以义仓所在社区的饥贫之人为施赈对象。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六《名宦志》曾载两江总督陶澍所言：“遇岁歉则以本境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这种义仓由创立者自主经营，仓谷主要来源于相应的义田或创办者的捐舍。各家各户先量力捐谷，在饥荒时支借仓谷，秋收时再照数还仓，且不必付息谷。

官方对义仓的政策是听民间公举端谨殷实士民二人，充当仓正仓副，一切收储出纳事宜，责令经理。其公举、呈换、赏罚，年限岁底报部，照社仓例办理，并限定义仓米谷只接济本地贫民。已借于常平仓、社仓者，不得再借义仓谷米。可见，官府对义仓的管理政策类似于社仓，只是不派员参与经营管理。义仓的修建及仓粮的收存与支借均由民间自理。清代晚期义仓很普遍，各乡镇的积谷仓实际就是义仓。但到今天所存义仓遗址甚少，长沙地区只有浏阳文家市发现一处，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清初乾隆时是湖南积储制度发展较好的时期。乾隆二十年（1755）陈宏谋任湖南巡抚时，“江淮各属秋潦成灾”，清廷令湖广提供漕粮20万石备赈，陈宏谋上奏表示除如数供应漕粮外，“请再动湖南溢额仓谷碾米十万石运济平粜”，可见仓储丰盈。光绪《湖南通志》载有这份奏折。乾隆五十六年（1791）为常平仓鼎盛时期，全国达到45752581石，当时全国人口为304354110人，人均约0.15石。

自乾隆朝以后仓储制度日渐衰败。其表现一是部分地方的仓谷减少、亏空。原因在于仓首将仓谷支出后，没有及时买补还仓。如桂阳州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时，有社仓14处共35间，积谷8947石，到嘉庆五年(1800)，却只余3560石。嘉庆六年（1801）清廷下旨整顿仓储，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终未能遏制颓势的发展。至道光十五年（1835）全国人口增为401767053人，常平仓谷却只有2400余万石，人均约0．06石。

同治以后，义仓又逐渐恢复和发展。同治初恽世临任湖南巡抚时，善化县全面清理仓储积谷，河西应存13032石，实存l2495石；新化县“以军城余积买谷近四千石，建义仓于万寿宫旁”。同治三年(1864)，安仁县知县李龙章率全县共捐谷5165石，并责令各村绅士存储经管；益阳县知县徐淦在县境23厢里普设仓储，募捐积谷17000余石；武冈全州共捐l4207担，州设总仓，各团设分仓。据长沙、善化、湘阴、浏阳等数十县州统计，积谷上仓者共61万余石，成效可观。光绪年间修《湖南通志》时统计各州县积谷合计735629石，相当于常平仓的47．7％，比同治时期有所增加。

义仓谷源主要为官绅捐助，乡民也有义务捐献。同治《长沙县志》载湖南巡抚恽世临《饬属劝办积谷备荒札》规定“甲内田亩，每租谷一石，捐谷二升或三升，不得徇私”，此作为社仓谷的固定来源。官绅捐助者亦不少。如同治九年(1870)永顺府知府魏式曾、知县唐赓等人捐谷300石，救生局捐谷700石，共计l000石，“分储府仓三处，派令绅士经理，每年春间开仓平粜，秋熟后买谷还仓”。绅商富户也有大量捐助。如同治元年(1862)宁乡县水灾，巡抚毛鸿宾檄宁乡募富民谷，分储各仓，通计三万石。也有以一人之力兴办义仓的，如《平江县志》载，同治七年(1868)湘军将领李元度自军营归平江故里，“捐积年公余银1万两，立广仁仓，计仓廒21 间，屋5间，储民斛谷万石，春夏散，秋冬敛，乡人各以衣物来质，不取息，每石收钱40文，于发谷还谷时各给一半，作司事工食，刊立章程，选择司事经理”。这种情况类似于义仓。所不同之处于社仓由官绅捐谷，政府管理；义仓则完全“系士民捐置，听士民自为经理”。清朝后期有些地方义仓、社仓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

下面是同治《长沙县志》和光绪《善化县志》有关义仓记载的部分影印件。

1925年11月8日长沙《大公报》载有兰心所撰《湘义仓之小史》一文，影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