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明传

我写《柳子明传》的缘起与经过

1979年8月，我丈夫汪荫德教授因患白血球偏低症，经新疆组织部门特批，调来南方，在长沙湖南农业大学工程科技学院任教。同年底，为照顾夫妻分居，组织上把我也调到湖南农业大学。

我是个老新闻工作者。调来长沙前，在新疆日报社总编部 任职。

我们与柳子明教授的相识，颇具戏剧性，后来我与韩籍国 际主义者、著名园艺学家柳子明教授成为忘年之交。

―字之师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丈夫业余翻译一份日本农机资料， 有个零件的单词十分生涩，查遍外文科技字典，一直查不到， 我提醒他，何不去请教精通日语的柳子明教授，他是朝鲜人， 也许知道此词的来处。我丈夫立即向柳老求教，柳老看到这 个字后，笑了起来，他说此字是日本一种野生植物的俗名， 形状如爪，难怪你在科技字典上查不到了。

从这件事起，我们两家便开始了交往。

富有人情味的学者

朝鲜人也过春节。

1980年的春节，是我们家从北方调到南方来过的头一个春 节。我们高高兴兴地包了许多鲜肉水饺。头锅水饺煮熟后，我 立即普到小钢精锅里，用竹篮盛上，外加一碟鲜辣酱，一小碗 醋，飞步走进柳老住的小楼，送给他品尝。

柳老十分随和，食欲极佳。柳夫人是广东人，品尝了两三 个水饺就住筷了。柳老吃得很香，一口气吃了三十来个饺子， 还喜欢吃鲜辣酱。我在旁陪同，感到好开心。

柳老深谙中国习俗，北方人喻饺子为捏把。捏把，团结的 意思。他风趣地对我说：“春节快乐，团结快乐。”

柳老87岁高龄时，他的爱子柳展辉同志做了父亲，喜获千 金。柳老十分高兴，给孙女取名斯倩。当时，我在商店看到出 售的杭绸，色泽鲜艳，质地柔软，上面有朝鲜人喜爱的郁金香 图案，便买下一段绸料到柳老家贺喜，柳老回赠我一花篮红蛋， 每个鸡蛋上都有柳老亲自剪贴的五角星，他对我说，预祝他的 小孙女有个红彤彤的革命前程。

第一次采访柳老

记得是1980年4月以后，学校宣传部门找我，说学校批 准了我关于加强向外报道的建议，向我提供学校十四位教授的 名单，要我采访这十四名不同学科学术带头人的事迹，向报社 发稿报道。这十四位学者的名单中，第一名采写对象，就是柳 子明教授。

经过多次奔走、联系，得到《长沙日报》的协作，在报上

三版开辟了一个不定期的专栏，栏目的名称叫“科学家的足 迹”，我成为专栏的主要撰稿人。

《长沙日报》是对开版的日报，也是长沙市委机关报，发行量大，发行面向省内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首次采访柳老，职业记者的敏感，巳使我感到他一生极富 传奇，他的人格魅力，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极大地震动了我。然而，我这次对他采访的主题，是突出他在园林学科上的重要成就，限于篇幅，无法触及其他。不久，在《长沙曰报》“科学家的足迹”这个专栏里，刊出了我对柳老的访问记。

完成其他釆写任务后，我开始着手收集柳老在各种学术刊 物及报章上发表的专论、评论、科学小品等，对他的科研思路 进行全面的探索与了解，为对柳先生进行深入采访，做了些准 备工作。

为柳子明写传记

1981年4月左右，征得柳老本人的同意，我开始对柳老进 行系统采访。那年，柳老巳是88岁高龄了。为了不干扰他们正 常生活，我与柳老商定：每天上午8点40分至11点15分左 右，下午3点至5点，为柳老接待我采访的时间，星期天、节 假曰休息，柳老有活动，事先通知我，采访顺延。

柳先生十分守时守信，每次当我迈进他住的小楼二层， 轻轻地叩门时，总是柳夫人刘则忠女士含笑轻轻开门迎我， 这时柳老巳用过早餐，并浏览过报章大标题，端坐在办公桌 前等我了。

采访从一开始，气氛就十分融洽。我告诉柳老：他是我接 触的第三位韩国人。柳老问我：“你是怎么接触第一位韩国人 的呢？”我告诉柳老，二战期间，因为战乱，我与双亲及家族失 去了联系，成为一名流亡学生。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 同志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号召热血青年， 参加战地文化服务团，到前线去。这样，我就参军了。我所在 的战地文化服务队，挂靠在七十三军。最初，我是一名少尉，因为工作出色，很快被提拔为中尉（连级是全军最年轻的一名中尉女军官，那年我15岁。

曰寇战败投降后，部队移防到湘潭，我亲眼见到战败的日 军战俘仍然气焰嚣张地虐待两名韩国战俘。我找韩国战俘谈过 话，才知道这两名韩国年轻人，一位是在读的大学生，被抓了伕，另一名韩国人是在地里犁田时，被日本人抓伕的，他们都不是自愿来中国打仗的。

听完我的叙述，柳老风趣地说：“二战期间，我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担任朝鲜义勇队的政治指导员，我们都参加了二战，是二战亲密的战友呀！不过，从年龄上说，那时你真还是个娃娃兵哩。”说着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马上拉近了我与柳老的距离，气氛也更加活跃起来。

随着采访曰期的推移，我深深地感受到柳老对我的信任。 更后来，我察觉到柳老把接待我的采访，融进了生活，老人缓慢地向我叙述往事。有时，同一件事，在他的叙述中，会重复出现许多许多次。例如，对韩国爱国历史学家申采浩先生的怀 念；对义烈团爱国志士罗锡铸的壮烈牺牲……我深知，这些事巳牢牢地铸进了老人的记忆，一生都陪伴着他。

有时，他要求我把先一天采访的记录给他看看，他看得很 认真，很仔细。他十分重视我的采访，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似乎是老人在向一位忘年之交的付托……。有时，谈话的气氛是十分凝重的，老人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用寻常的语言，向我倾诉那些和着血与泪的往事。

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每天采访结束后，当天晚上我用冷 水擦脸，驱走疲劳，然后整理好自己的采访笔记，第二天上午主动送给柳老过目，后来，柳老接过我的笔记，并不看，只是轻轻地抚摸我的笔记本，像是抚摸一个婴儿，动作十分轻柔，然后把笔记退还给我。有时候，叙述的人和听叙述的人，都沉浸在如烟的往事中，如痴似醉，感情难以自拔。

20世纪20年代，上海是一座充满铜臭和罪恶的十里洋场， 是帝国主义分子和特务的乐园。在上海坚持为光复祖国的事业 而奋斗的朝鲜流亡独立临时政府人员的生活，没有固定经济来 源，十分困苦。柳老告诉我，他曾经穷得每天靠一个生白薯 (即生红薯，因为比买烤熟的红薯要便宜得多）度日，饿极了， 就切一片生薯慢慢吃。

朝鲜人外出办事，穿朝鲜服容易被曰本特务盯梢，于是做 了一件中式长大褂，轮流穿。几位朝鲜革命志士挤住在租界一 家小旅店里，共住一个狭小的房间。有时为了等大褂，而外出 办事的人却久久不归，等的人急得在小房间里搓着手来回转圈， 又饿着肚皮，不一会，腿就发软了，只好坐在床边等，饿劲一 上来，加上焦急，头上的虚汗像下雨一样，顺着脸和鼻梁汩汩 地流，只好咕咕地大口喝自来水，用以镇静和补虚。柳老说， 这种事，没有谁笑话过谁，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柳老曾多次深情地提到他的挚友 立达学园负责人匡互

生先生对朝鲜革命志士无私的援助和深情的关怀。

1932年“一二八”，日本侵略者武装进犯上海，匡互生先 生亲自率领全校师生到浙江嘉兴等地区，进行战时旅行教育， 柳子明便搬到上海法租界，与其他朝鲜爱国志士在一起生活。

“一-二八”停战后，匡互生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和劳累，多 次赶到法租界来，看望柳子明和其他朝鲜爱国志士。匡互生先 生身体单薄，工作又繁重，亲身负重，给柳子明和朝鲜爱国志 士送来衣物、毯子、日用品、罐头食品和钱，鼓励他们不屈的

斗争，匡互生先生的义举，极大地鼓舞了朝鲜爱国志士的斗志。

柳子明先生在立达学园工作了五年多，辜达学园教职工一 律月薪60元，惟有对柳子明先生例外，匡互生特批给柳子明月 薪80元。柳子明紧缩度曰，把节余下来的月薪，全部无私地奉 献给朝鲜的光复事业和爱国志士的生活。

匡互生先生不幸患肠癌故世后，假扮成新闻记者的日本特 务对柳子明盯梢和追踪，为了不连累学校，柳子明先生和中国 妻子被迫离开了立达学园。

痛失爱子又获麟儿

20世纪30年代，柳子明巳在中国成家。他的中国籍妻子 刘则忠是在立达学园教书时经人介绍成婚的。婚后一共生育过 二子二女。早期生育的一子一女都没有育成。女儿身体孱弱， 不幸夭折；长子长到五岁多了，长得很清秀，有一双机灵、会 说话的大眼睛，十分可爱和善解人意。每当柳老陷入苦苦的沉 思中，忧心忡忡时，他的小儿子会轻轻地给爸爸捶捶背，或者 递上一杯凉茶，有时还故意撒娇，来分散父亲的忧思。柳老十 分钟爱这个儿子。

40年代一个深秋，柳子明与妻子幼儿，到福建一家农场谋 生。柳先生和妻子在漂泊生活中艰苦抚养的儿子，忽然患有低 热症，有时又有畏寒的症状。当时无力治疗，后来孩子越来越 消瘦，脸色也越来越苍白，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难，喘不过气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