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明传

一、告别忠州郡

1894生1月13日，柳子明教授诞生于朝鲜半岛南部忠清北道，风景秀丽的汉江之滨忠州郡利柳面永平里的一户自耕农家庭里。他的父亲名叫柳种根，号春湖，曾经任职道（相当于中国的省〕的主事（即秘书）长达三年，是一位典型的儒教徒。柳子明回忆起父亲时，常常这样称谓他。柳子明先生的母亲李氏，粗识朝鲜文字，勤劳温顺。柳子明的哥哥是个淳朴的农民。

柳子明父辈有兄弟四人，他的父亲排行第三，大伯是一位心胸豁达，有见识的老农。他对酷爱读书的柳春湖十分钟爱，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使柳春湖成为这个家族惟一的读书人。后来，柳春湖得到一位荣任平壤道道台（相当于省长〉老同学的垂顾，在那里当了三年主事， 可是柳春湖不谙官场人事不擅钻营，只知道读死书，也不善理财，三年之后，仍旧回归故里，把三年的薪俸悉数交给长兄处理。

柳子明的大伯也看清了这位三弟在宦途上是难以发迹了，于是把这笔薪俸置田数亩，购草屋三间，买犍牛一头，交给柳春湖过活。

柳春湖以后就留在故里村塾教书，也算是有了糊口的职业。柳子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时代他在父亲教学的村塾读四书五经，以后又进了普通学校学新学，1916年,他毕业于水原农林专科学校。

农林学校设在汉城附近的水原，当时汉城还设有工业专科、商业专科、师范专科共四所学校，这是当时朝鲜最高的学府。汉城当时是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族矛盾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尖锐和突出。柳子明从农林专科学校毕业以后，曾回到家乡的农业学校任教师。

1910年，日本殖民主义者吞并了朝鲜。日本殖民主义者对朝鲜的残暴统治，激起朝鲜人民强烈的仇恨和反抗。从少年时代起，柳子明就饱尝了亡国奴的屈辱与苦痛。1916年，他回到家乡教书时，常常和年轻的同事及思想进步的学生在一起评击时政，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残 暴，发誓要雪亡国之耻。

日本殖民主义者为加强对朝鲜人民的严厉控制，连朝鲜农村的学 校也不放过，统统派日本人来担任学校的校长。在学校每天早晨的点名、纪念会上，日本校长强迫学生喊“天皇万岁”，深怀亡国之恨的朝鲜学生，故意喊“天皇亡岁”，以发泄内心的愤怒。

1919年3月1日，在汉城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三一”独立运动，朝鲜各界代表33人，在汉城公园的群众大会上独立宣言，几十万人在汉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在朝鲜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有深远影响的政治事件。柳子明当时在忠州郡，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激动万分，当即借欢送毕业同学为名，在当地一个偏僻的山庙里，略备薄肴，邀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和学生聚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痛切地指出：为了祖国的光复再也不容苟且偷生。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殖民主义者揉躏吗？说着，说着，他自己不禁热泪满面、痛哭失声，在座的人也都义愤填膺，大家都认为这是响应全国性独立运动的时候了。

就在这次聚会后的第三天晚上，柳子明的一位同学悄悄来通知他，警察局已将他的名字列人黑名单。柳子明连夜赶回乡下家中，与年迈的双亲和哥哥及妻子、幼儿见了一面，没料到这一次的会晤，竟是和亲人们的永别。

1919年3月，他只身由忠州郡来到汉城，住在朋友家里，在这里，他结识了革命者李秉沏、金学奎等人。这是他革命生涯 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 “巴黎和会”正在召开，朝鲜流亡独立临时政府派金奎植、赵镛周到巴黎，要求参加“巴黎和会”，并要求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朝鲜独立。由于日本代表的野蛮反对，朝鲜流亡 独立临时政府派去的两位代表，没有能够出席“巴黎和会”。但当时的巴黎世界各国代表和记者云集于此，朝鲜代表为桿卫祖 国主权所进行的宣传活动，还是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鉴于上述情况，柳子明与李秉沏、金学奎等人为声援朝鲜 流亡独立临时政府派往巴黎的代表捍卫祖国主权的政治行动，在汉城发起组织了 “独立外交声援会”，由白信永、李秉沏的夫人、金学奎的母亲、金元庆、崔淑子等人为主要成员。

汉城的革命组织“爱国妇人会”，发动全国妇女为祖国独立运动踊跃募捐，盛况空前，令人感动。朝鲜妇女暗中奔走相告，纷纷把头簪、戒指、耳环、项链等取下来捐献，有一次募捐的金银首饰竟装满整整一皮箱。“爱国妇人会”还秘密派遣金元庆作为代表来到中国上海，与朝鲜流亡独立临时政府取得联系，表示拥护“朝鲜流亡独立临时政府”的领导。

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柳子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常常怀念生活在忠州郡日本侵略者军刀下的年迈双亲，怀念年轻的妻子、幼儿，为了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忍受着别离的痛苦，始终没有能去看望亲人。

1923年，柳子明从汉城再次来到中国北京，他从一位父辈的革命者那里，零零星星得到过一点关于家庭的信息。一直到1930年，他来到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任教时，生活相对地比较安定，方与远在日本的一位侄儿取得联系，才知道他远在忠州郡农村的双亲和大哥，由于生活十分艰难，都先后死于忧患和贫困。

国恨家仇，使得这位坚强的朝鲜汉子，也不禁潸然泪下，觉得自己肩头上的担子更加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