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楚史研究

第四章  马楚国的经济

第一节马楚国的农业

唐末，经过安史之乱及黄巢大起义之后，均田制被破坏了。马楚政权要使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必须实行秦汉以来行之有效的租佃制。

西汉董仲舒说过，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正如颜师古所注：“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①居住在湖南宁远县北柏家坪镇柏家村的刘 秀叔父刘敞与居住在常德鼎城区的刘秀外祖父樊重均是有田数千 亩出租的大贵族地主②。自汉以后至三国，租佃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96年7月在长沙市走马楼发掘的吴简中的“吏民田家莂”里大量记载了嘉禾四年〈235年）与嘉禾五年〔236年）田家所佃土地的数量、时限等情况。如“濮丘郡吏廖柞佃田四町凡四十亩，皆二年常限”（J22：1248）与”南疆丘男子聂仪佃田六町册八亩”（J22：2475）等③，可见长沙地区的租佃制由来。

①《汉书》卷24《食货志》。

②《嘉靖常德府志》卷2《山川》。

③《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5期。

五代亦如此，大量推行租佃制。无田少田户当然要佃耕地主 的田地才能维持生活，如诗僧齐己“益阳人，本佃户胡氏子也”①。十八学士中的何仲举，“家贫，输税不及限”②。所谓“税”，《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为“谓收其田人也”。何仲举家田太少，可能还佃一部分田耕种，看来也是佃农出身。大官贵戚有田必出租，如后来发迹的周行逢在武陵老家有不少田地，他自己“不事家人生产”，而妻严氏便将田出租，“岁时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③。依附马氏的郴州刺史彭玕家田产不少，为兴“义师”，曾“破家鬻产”，其田也应是出租为主④。

同时，马楚继续奉行唐代出租官田的方式，实行”募民种 田”，保证了农民对小块土地的使用权。

官田，是一些闲置野田与犯罪者没纳之田。这是马希范时期赋敛太重造成的，“用度不足，因加赋国中，王〔指文昭王马希范）每遣使者行田，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⑤马希范既要大兴土木，过奢侈腐化的生活；又要镇压五溪地区土家族人民的反抗，在常税之外，逼“大县贡米三千斛，中县千斛，小县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以抵之”⑥。各地官吏便将此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人民苦不堪言，只好背井离乡。天福八年（943年），马希范设营田使，并命营田使邓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艺”。这样做的实际效果，至少做到了耕者“自存”，野田不荒，增加了粮食总产量。但这次营田不理想，“民舍故从新……自西徂东，

①《十国春秋》卷103《僧齐己列传》。

②《十国春秋》卷73《何仲举列传》。

③《十国春秋》卷70《周行逢列传》。

④《十国春秋》卷73《彭汗列传》。

⑤《十国春秋》卷68《文昭王世家》。

⑥《十国春秋》卷68《文昭王世家》。

各失其业”①。

营田乃唐后期制度。所谓“营田”，乃“盖缘边多隙地，蕃兵镇戍，课其播殖以助军需，谓之屯田。其后中原兵兴，民户耗 减，野多闲田，而治财赋者如沿边开置，名曰营田。行之岁久，不以兵，乃招致农民强户，谓之营田户。复有主务败阙犯法之家，没纳田宅，亦系于此”②。楚国实行募民营田，除了大部分；是自耕农、佃农外，当有有耕牛、种子的“强户”在内，实际上 他们成了“二地主”，剥削无地和少地的贫农。

由此看来，募民种田，实际上也是一种租佃制。不过，招募的营田户与租佃制下的佃户是有一定区别的。一是虽然同是有契 约关系，但租佃制是佃农与地主田庄有契约，是封建地主私有制 下的租佃关系；而营田户是与封建政权有契约，是一种国有土地 制下的租佃关系。二是租佃制下的佃户要将收获物的几成缴纳给 地主，至少是50%，有的甚至要交给地主70%〜80%；而营田户不同，如果属垦辟者，5年不交租税，有的”官给牛及种粮”③。然而，不管是佃户还是营田民，都是封建政权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对恢复与发展生产，使国内安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无论是租佃制还是营田制，农夫辛苦劳作，所得无

几，而官府粮食满仓，一任鼠雀抢食。齐己在《耕叟》诗中一针

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

笠。夫妇耕共劳，儿孙饥对泣。田园高且瘦，赋税重复急。官仓鼠雀群，共等新租人。”

湖南是个产铁的地方，据《新唐书》卷38〜43《地理志》

①《十国春秋》卷74《邓懿文列传》。

②《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六四》。

③《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六四》。

载，岳州巴陵、衡州永明、永州湘源、石门中县等地产铁。湖南在汉代长沙国时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主要有锄、臿等。湖南溆浦马田坪出土的西汉铁働呈凹字形，圆弧刃，两侧外撇，是挖土工具；马王堆3号西汉墓中的木柄铁口爵，呈凹字形，左肩比右肩宽，并多出一块三角形踏脚，便于用力。所以，南越王赵佗对髙后“禁粤关市铁器”大为恼火，甚至责备长沙王①，说明供应 南越地区的铁农具由长沙地区冶铸，是毋容置疑了。

南朝梁时荆楚人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记载荆楚地区已普遍采用犁耕生产技木，到唐代已进一步完善。据陆龟蒙《耒耜 经》云：江东犁由11个部件构成，用处颇多，如耕田、断草、耙田、碎土、平整等等。马楚统治时期，农村耕种一般用耒耜。周行逢统治时，他的女婿无才无德，但他“求补吏”。而周行逢不同意，“给以耒耜”，说：“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职，岂敢私女，以禄姑归垦田以自活也。”②说明耒耜仍是当时种地的主要生产工具。解放后在长沙近郊发掘了五代楚墓共；300余座，其中出土不少铁制工具，如铁犁，一般呈长方形；铁镰，新月状，薄胎单刃③。

马楚控制的广西部分的农业用犁先行于东半部，那是因为转 输铁器和牲口的交通路线从此经过。到了宋代，居住在广西西部 的汉、壮、瑶各族才学会冶铁。由桂东及桂西，尤以梧州（治今广西梧州市）冶铁最为著名④。

铁犁离不开牛耕。长期居住在武陵的东汉人应劭曾在《风俗

①《汉书》卷95《南越传》。

②《九国志》卷11《周行逢列传》。

③周世荣：《略谈长沙的五代两宋墓》，《文物》1960年第3期。

④李炳东、戈德华：《广西农业经济发展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0 年出版。

通》中写道：“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当然，湖南牛耕的普及，文字的记载见于唐代，如广德年间〔763—764 年）韩云卿作《平蛮颂》，言及邻近道矧的西原蛮归降后，唐朝 曾给”耕牛种粮，令还旧居”①。

到了五代的马楚，牛耕进一步推广。任周行逢幕僚的刘昌嗣、因不愿入仕，乃“躬耕以终其身”②。徙居长沙依附于马氏的徐仲雅曾作《耕夫谣》以赞颂农夫的辛勤：“张绪逞风流，王衍事轻薄。出门逢耕夫，颜色必不乐。肥肤如玉洁，力拗丝不断。半日无耕夫，此辈总饿杀。”③

马楚控制的广西地区，牛耕始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从出土文物中可知，东部地区牛耙已有了改进。在梧州倒水发现的南朝砖室墓中，出土有一件灰陶的耙田模型，两俑两牛两耙，人俑两手作扶耙状。耙是一字形，有排行较长的六齿，齿疏而锐，可能装在横木上，使得趙过的泥土疏松、平整。这种超，适用于 南方水稻田耕作④。

湘西的武溪地区比较平坦的地方在唐代就有使用牛耕的记 载。《新唐书》卷222《南蛮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