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民国工商档案

三年物价汇刊

案卷号：6—1—23

《三年物价汇刊》为1949年4月1日长沙商情导报社印行，书内逐日记载1946年11月至1948年12月长沙市各主要商品的市价。书为牛皮纸封面，纵19厘米，横13厘米，正中印行书书名。内芯胶板纸铅印，共162页。

该书序言把本书编辑宗旨、编辑体例，以及对三年来的物价分析说得非常清楚，且大有长沙人的“心忧天下”之心。序言中感叹：

本报创刊三年，适值国内经济最紊乱的时期，三年的过程，虽不为长，但经济所给予国人的苦难，已有度日如年之感。短短三年，区区篇幅，所载的尽是人民的血泪。曾记本报发刊之日，机米不过法币三百七十元一升，士林布不过法币一千五百八十元一尺。日月几何，迄三十七年（1948）底，则机米每升售金圆卷七元，士林布每尺售金圆卷二十八元五角，如以法币计则为米升值五万六千八百余倍，士林布尺升值五万四千一百余倍。通货贬值之速，中国无此先例，世界恐亦无此先例。这种币值贬落的速度，即象征人民生活水准降落的速度，亦表现战争消耗的速度。中国人民焉得而不苦，又焉得而不穷。短短三年中，本报所献与大众的，都是不祥不利的消息，此全国同胞之不幸欤？抑本报之不幸欤？

为使读者便于考察当时的金融波动状况，该书将自抗日战争发生之月起至1948年底的物价起伏分别制成“物价上涨指数表”、“物价上涨倍数统计图”和“物价涨跌比较表”数种。 

通过这几种图表和书中的三年长沙物价实录，再结合其他档案资料，我们可对当时的金融市场和物价波动状况作一疏理。

国民政府于1935年1 1月3日宣布实行法币政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军政费用很大，依赖增发货币，致使法币贬值，物价上涨。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市场法币币值一度有所回升。但旋即爆发内战，军政费用急剧增加，法币迅速贬值。1947年2月，一万元大钞发行后，物价猛涨。不数日，长沙市场即陷入混乱状态，物价初则一日数升，继则信口喊价。不到两周，物价普遍上涨60％以上，整个社会为之震荡，人心惊惶。当月，银元与法币的平均比值由元月的1：3178增至1：5086，5月增至1：10394。同年4月，继“二月涨风”之后物价再度升腾，而以花纱、煤油、米粮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上涨最烈。长沙市政府为平抑物价涨势，一方面严格实行限价，一方面低价抛售物资，然市价越限越高，抛出的白米与棉纱有如石沉大海，不论抛出多少，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到最后市政府完全束手无策，只得放弃限价，听之任之。6月，银元每元价飚升至16377元。长沙市场拒用二百元以下法币。

1948年初，又大量发行二万、四万、十万三种大钞。3月，长沙市场对五仟元面额法币亦视为“坨票”而拒用。4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将关金二千五百元券(合法币五万元)和五千元券(合法币十万元)投放市场，引发物价暴涨。5月间，上涨近一倍。6月，银元与法币的比值跃至1：996830。1948年上半年，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发行法币月平均1112亿元，相当1940年月平均发行额的17820倍。7月，又发行面额分别为一万元(合法币二十万元)、二万五千元(合法币五十万元)，五万元(合法币一百万元)的三种关金券。导致物价疯涨。8月，银元每元价涨至法币452．6万元。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至年底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指数已上涨20.27倍。l949年2月起全市拒用金圆券，多以大米或银圆为支付手段。l945—1948年，国货零售价格定基指数，以l937 年1—6月为l00，1945年12月上涨2572倍；l946年上涨6658倍；1947年上涨99125倍；l948年上涨9454万倍。1949年初，长沙市商品“一日一价”、“一时一价”，春节过后，物价普涨二倍以上。3月1日发行1000元大钞时，黑市一银元换金圆券3000元，至22日可换1.02万元。4月份先后出笼l万元、5万元、10万元大钞，至l5日，一银元换11．8万元。5月6日50万元大钞出笼，5亿金圆券换一银元。以银元计价的粮食、油脂、食盐、猪肉、鲜蛋、煤炭、纱布、肥皂、纸张、香烟等18种商品价格指数却有下降，以本年2月份基期为100，3月为61．9，4月为35．6，5月为40．0，6月为56．3，7月为64．4，8月为84．4。老百姓和商户都只相信银元。

《三年物价汇刊》选择了12种关乎国计民生，又最能体现物价上涨指数的商品，逐日记载。这12种商品为：赤金、银元、三机米、小河谷、茶油、洋油、淮粗盐、衡煤、津洋超、32支飞虎纱、亚美亭士林布、大红金香烟。其物价单位先后分法币、金圆卷和银元，因此时间也分阶段，物价上涨程度也有急缓，故选择关键结点的页面影印如下，上下对照，可一目了然。

《三年物价汇刊》作为一种经济书刊，本可刊登大量商业广告。但因当下工商户普遍不景气，故做广告者寥寥无几，只在封二、封底和书内一页刊登了少量广告，如今也成了不可多得的工商业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