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土地契证珍品

清光绪熊岳生等卖与润金堂东茅巷产地契据

案卷号：1—1—44

这是光绪四年（1878年）熊岳生等卖与润金堂东茅巷产地契据。从光绪时起，地契上的买主有的不用姓名，而用堂名。本契有官府统一印制的“契尾”粘贴在契文之左，盖有10枚善化县大印，契文与契尾粘贴处盖骑缝印。契尾文字仍采用乾隆时的统一格式。契文纵56.5厘米，横70厘米；契尾纵56.5厘米，横24厘米。毛边纸，契文毛笔书写，契尾木刻版印刷。这件契据的珍贵之处在于契右还粘贴有民国三年（1914年）湖南省国税厅筹备处颁发的“卖契印纸”，为房主缴纳契税的凭证。卖契印纸纵27.5厘米，横29.5厘米，盖有“长沙县验税关印”。润金堂1878年买下的这一房产，到1914年，即过了36年后，房主仍为润金堂。为什么善化县印变成了长沙县印呢？因为民国成立后，长沙、善化两县合并，通称长沙县。

买卖契文

立契倾心永卖房屋地基等项人熊岳生、熊德生，今因弃业就业，与家慈商议，愿将自置原接周奠臣地名东茅巷坐北朝南房屋壹栋，计弍进，大小不计间，前抵官街，后抵许宅砖墙为界。前铺面左抵万育群生公屋，离墙脚三寸为界。前苑左边厢房前抵万育群生公屋竹壁为界，左自厢房直至后苑偏杂屋，均抵万育群生公屋墙脚为界，前右抵玉麐堂，离墙脚三寸为界。后右抵自墙大沟为界。前进铺面房屋楼板、铺板、竹壁、单双门片、窗格、明瓦、阶簷、砌石、枧溜俱全。二进房屋格门、古壁、倒堂板壁、窗格、双门俱全。屋内上楼下枕、楼板、楼袱、黄板、单双门片、窗格、阶簷、砌石、枧溜均系俱全。前苑后苑左右等处并无隙地余基未卖。四抵均属清白，寸土寸木，片瓦片石，已载未载，概行出售。尽问亲房人等，均称不受，只得挽中人李星楼、黄锦韩等说合得润金堂承接为业。当日凭中出备屋价九七制钱壹仟串文整。熊人兄弟亲手领讫，包头押字，一并在内，外不具领。当日眼同扦交明白，并无互混不清、重行典售、私卖谋准等情。此系实钱实契，愿买愿卖。自卖之后，听买主永远管业，熊人永无续赎异言。倘有外生枝节，出笔人一并当担，不与受业人相干。倘有老契遗漏未付，日后如同故纸。今恐无凭，立此永卖文契一纸并老契三纸交润金堂收执为据。

计批第二行塗，系添接字一个。四行塗前字一个。七行塗后字一个。十行塗已字一个。十一行塗致字一个。十六行塗当字一个。此批。

凭中人（六人，画押）

光绪四年九月  日熊岳生立笔（画押）

本契据与以上契据不同的是，交易房地价由银改成了制钱。制钱即政府发行的铜钱。光绪制钱以文为单位，法定一千文为一串，合银一两。“壹仟串文”折合九七成色纹银壹仟两。但纳税仍以银两计，本契税银为叁拾两。另一不同之处，是在文尾将正文中的修改之处一一批注。这一批注明显为另一种笔迹，为民国三年（1914年）房主纳税后，由验证机关在这一老契上注明的。本契据左上角还盖有两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印戳，菱形戳为“长沙市土地登记处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六日审查讫”；长方形戳为“长沙市土地记处第二分处 收件省字第792号 卄七年五月六日”。

买卖房屋位于东茅巷，即今芙蓉区东茅街，西起登隆街，东止马王街，旧时系公馆集中之区。昔日东茅街民居，巨富商占多数，著名的有长沙矿商章克恭（怀善草庐）、新化矿商陈汉卿、裕新公司陈瀛洲（蓬瀛在望）等人的私宅以及萧怡丰盐号、裕顺长盐号、李文玉金号等商号私宅。军政界人士有师长唐巘（规严）、张国威、军需处长罗寿颐（眉仙）、军阀陈光中、盐运使粟海槎等人的公馆。清末湘军将领席宝田、福建提督孙道仁，广州知府、嘉兴知府许瑶光等人的遗宅。这些房屋四周私墙，外无寄缝，高堂大厦，飞檐相勾。契文中“万育群生公屋”即万育群生会会址。万育群生会系南货业的行会组织，成立于清咸丰、同治年间，会址即设东茅巷，并有房产数处，内部组织设总管4人，一人坐家总管。会内办有育群小学一所，聘教员1人，常年经费均出自房租收入，不足之数则由牌费捐弥补。每年有祀神赛会活动。今东茅街被南北向的蔡锷南路截为两段。

民国后加贴的卖契印纸全文如下：

卖契印纸

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发给卖契印纸事为照得契税一项，业经财政司移交过处，并奉财政部令，契纸由处备制、盖用关防等因。兹本处印制三联契纸发交各县经征契税机关，仰于各业户持契投税时，饬将原契照謄于后，如有添注塗改并于契尾注明，再由该机关于价格、年月等处加盖印信，并将原立草契粘连印纸之尾，盖用骑印，照章征税后，交由业户收执管业。须至印纸者。

中华民国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填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