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十二民俗鳞爪

信禁忌和朝南岳

长沙人较其他地区的人更信禁忌。而有些禁忌，相沿相习，近乎习俗，只是图吉利、避晦气而已。如早上见面，避讳说龙、虎、鬼等字眼，不讲前一夜做的梦，说了就是“放快”，而把虎说成是猫、龙说成蛟，把鬼说成是“浸老官”。甚至连相同的音都避讳，如虎同府同音，就把府正街喊猫正街，把腐乳叫猫乳。虎同斧同音，就把斧叫成“开山子”。节日、生日，避讳打碗，打碗预兆死人，因死人时要打一只碗。还避讳泼油，泼油预兆火灾等等。坐船忌讳说沉，姓陈的要说成“浮”，在船上吃鱼忌讳翻边，翻边预示翻船。当天第一次出门，遇见丧事或不吉利的事，或者无意中“放了快”，就不高兴，要吐一口痰在地上，用脚踩两下，以破之。如果当天遇到不愉快的事常常把责任推给“放快”，或遇到不吉利的象征。这个信禁忌的习惯，在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中，仍根深蒂固。

过去每到秋季，长沙人有到南岳进香的习俗。南岳距长沙约１８０公里。进香的人都是向南岳菩萨许愿的，或为自己避灾祛病，或为父母祈福折寿。有的许愿进香一年，有的进香３年。进香者要做一个专用的小木凳，高约３寸，凳上插香３根。父母健在穿红衣，父母去世穿青衣，由家里出发，边走边拜，高诵歌词：“南岳灵山朝圣帝……”第一年进香，三步一拜；第二年进香，五步一拜；第三年进香，七步一拜。进香高潮时期，长沙至衡山道上，络绎不绝，歌声载道，旁观者以为乐趣。进香者虽出于愚昧，然如此持之以恒的运动，无形中锻炼了身体，自然达到消灾除病之效果，近代以来，进香人数大为减少。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进香的人又渐渐多起来了。

竞渡与“禁渡”

长沙在每年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以吊念屈原，可谓“源远流长”。民国期间，湖南省政府提倡过龙舟竞渡，但出于政治的、军事的需要，也曾违背人民的意志禁止过龙舟竞渡。不过，每次禁止都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１９３５年端午佳节期间，长沙湘江两岸划户，纷纷发起龙舟竞渡，其他民户则忙着准备粽子、美酒、包子、茶水，用以犒赏参加龙舟竞渡的划手。白发斑斑的祖母、温情脉脉的妈妈正教着一个个孩子唱那祖辈相传的童谣：

一篮包子一壶酒，打发龙船快点走。

一串粽子一壶茶，打发龙船快点划。

谁知，长沙水上警察局长黄维汉传下禁令：现在湘水大涨，深恐各码头划户因竞赛发生斗殴，以致覆舟溺毙人命，遵即严令禁止，以保水面治安而免发生意外。这禁令，确实禁住了城区河面上的龙舟竞渡，但是“与省垣密迩”的城郊  梨、东山两处，在端午日下午照例有龙舟聚会，城乡观者如蚁，好不热闹！

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长沙水警总局担心“宵小窃发捣乱”，曾采取４条办法进行限制：（一）传令各龙舟为首者，分别具结，不得发生械斗；（二）龙舟只准表演，不得竞赛；（三）派学警８０名及驻省一分局警士４０人，分乘汽艇游弋；（四）每舟派枪警弹压，坐于船之后梢。６月１３日端午节这天，参加竞渡的龙舟多达１０余条，其龙舟有“老黄龙王”、“少龙王”、“六角龙王”、“红龙大圣”、“四圣龙王”等名；湘江之滨的湘潭闻讯后，也组织９条龙舟前来比赛助兴。一时间，长沙的湘江水面上响起了激越的锣鼓声，唱起了代代相传的《龙舟谣》：

小小船，小小船，今朝聚会赛一赛，船身小，胆量好，不怕浪头高。

用力，用力，用力，齐用力，追过前船争第一。追、追、追，过，过，过，齐唱凯旋歌！

有趣的是，这次被限制的龙舟竞渡，不仅如同往年一样引得万人空巷、万人观瞻，还叫那发布禁令的省府主席何键一方面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一方面却也按捺不住游乐之心，同随员、家属乘坐湘潭的太平轮，放乎中流，远瞻遥望，极为快乐。水警分局局长李蓴露，亦热心公益，率同巡官徐平躬亲自散发各龙舟水手以红布，名曰“挂红”。

旧时长沙，从粪码头、金家码头、小西门码头、溁湾市到东屯渡、  梨、靖港、铜官等地，概有“龙船窝子”的美名。

“关钟”与“午炮”

“关钟”、“午炮”为何物？现在中年以下的人可能都不知道。然而从１９１２年一直到长沙大火前，它却是长沙市民的“标准钟”。

“关钟”是长沙海关大楼楼顶上的大钟。旧“长沙关”设在大西门外湘江边，两层楼房，连同高高的台阶（防洪水），也不过三、四层楼高。“关钟”是比较“标准”的，不过那时无所谓“北京时间”。由于“关钟”报时只有城西较小范围可闻，故大多数长沙人仍以“午炮”计时。

“午炮”设在天心公园内，为一尊古代铁炮。每天中午１２时，由人工点燃火药，朝天放一炮，轰然一响，全城可闻。但是，放炮的时间并不“标准”，或早或迟，不过大概是１２时罢了。因当时手表还是稀有物，全城人民只好以这一炮来划分上午和下午。

“午炮”大约在３０年代初废除了。因为这时长沙设立了“湖南广播电台”，在播音中报时。同时在先锋厅设立了一座“标准钟”，市民便以此为“标准时间”。而“关钟”一直保持到“文夕大火”前。

陶公庙求雨求晴

出长沙城东，沿浏阳河上行１５公里，就到了  梨市。这里有座远近闻名，始建于南北朝梁天监六年（５０７年）的大庙——陶公庙。庙里供祀的是晋代大司马长沙郡公八州都督桓公陶侃之孙陶淡和陶淡的侄子陶烜，人称陶公真人。

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长沙地区刀兵水火，灾害频仍，几乎是三年一大灾，一年一小灾。洪水泛滥时则田园漂溺，陆可行舟；干旱无雨时，则庄稼焦枯，赤地千里。对于这些自然灾害，上自官府，下至庶民，都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求诸鬼神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１６８７年起到１９４４年止的２５８年中，特大的水、旱灾害就发生了１０余起，中、小灾害就不计其数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当灾情发生，当时当地的官绅民众，都把希望寄托在两位陶公身上，多次惊动当时的全省最高行政长官如抚台、督军、省长等亲自求晴、求雨。民以食为天，地方官吏不能不作出关心民命的姿态，他们都知道，饥民一旦闹起事来，难以对付。

清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夏大旱，湖南巡抚赵申乔斋戒沐浴，黄冠草履，率领僚属士绅徒步到  梨，将两位陶公的肉身（木乃伊）迎请到城内善化城隍庙戏台上求雨。因为久求不应，便在戏台下堆积柴薪，洒上硫磺，自缚手足，与陶公坐在一起，尅日举火烧燔，意思是再不下雨，就同归于尽。这玩意其实也不是赵申乔首创，后汉时五官椽谅辅，就是这样做的，赵申乔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第二年夏天，复又大旱，赵申乔再次亲自到陶公庙求雨。

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夏季，又发生严重干旱，巡抚王文韶，也亲自到  梨将陶公迎请进城求雨。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先是春旱，巡抚吴大澂素服芒鞋，率领僚属士绅，到陶公庙里求雨。到７月，干旱更甚，吴大澂再次到  梨，将陶公的肉身请到城里去求雨。曹孟其在《述临湘山》一书中说：“迎神入城时，余居山下，犹亲见之，其体丰伟异于常人。”可见确有其事。

由于久求无应，吴大澂也仿效前辈赵申乔的做法，燔台逼雨。从这回以后，地方民众不再同意将陶公的肉身请出去，而另立木牌位代替，以保全这一古代遗骸。

吴大澂这回求雨，自然也和过去一样，得到“应验”而体面地收场。为了感念“神功”，他给陶公题写了一块“三湘霖雨”的匾额，还刊刻了他亲自撰写的篆体《陶公庙碑》，古朴典雅。可惜这两件珍贵的文物，都在１９５８年被毁掉了。

    这时的吴大澂，是以败军之将回任湖南，心情抑郁。在《陶公庙碑》中他写道：“余以德薄运蹇，不能为民请命……”“德薄”固是谦词，而“运蹇”则不难看出是当时的心境的自况。这年８月，他就黯然神伤地离开了湖南，从此再也没有来过这块旧游之地。

１９１７年，又发生特大干旱，湖南督军谭延闿命当时任长沙县知事的姜济寰为代表，也将陶公牌位请到城里求雨。

１９１８年夏天，暴雨成灾，一片泽国，湖南督军张敬尧派长沙县知事曹某乘舟破浪到  梨，将陶公迎到城内玉泉山，求晴退水。

１９２２年夏五月，又大旱，省长赵恒惕派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将陶公请到玉泉山求雨。

１９２６年夏五月，霪雨连绵，江河暴涨，仅  梨街上就倒塌房屋十多栋，灾情为历史所罕见。省长唐生智派长沙县长曹献延到  梨，将陶公迎请到玉泉山求晴。

    １９３４年夏，久旱不雨，城里的士绅，组织“省城祈祷公会”，将陶公迎请到玉泉山求雨。

    １９４４年夏秋之交，也是久旱不雨，尽管时已沦陷，省城各界还是把陶公请到玉泉山求雨。到８月１４日送回。

    每逢求雨期内，各处都禁屠，没有肉食供应。陶公庙里面的和尚也日夜诵经祈祷。庙坪中还用竹笼关着一个篾扎纸糊、面目狰狞的旱魃鬼，与城里的求雨活动相配合。四乡民众自发结队到庙里求雨的也日有数起。

这种十分愚昧可笑的举措，那时由于官府倡导于前，民众盲从于后，可是郑重其事的大事，谁也不敢违抗。而每次求雨，又总是以应验而收场。这其实并非什么神功法力，而是人们愚昧心理的一种满足而已。因为时间一长，自然总要下点雨。那怕是一点霏霏细雨，也就算是“感动上天”的“应验”。即使滴雨不降，也只能怪人“祈祷不诚”，或者是人间“罪孽深重”，以致“天意难回”。

求雨、求晴既然“应验”，并解除了灾情，自然要感激陶公“德被苍生”的功德，而十分隆重地恭送还山。

    历史上最盛大壮观的一次恭送还山典礼，是在１９３４年夏季。头天下午，就有警察下河征集船只搭浮桥，规定装过粪便的船只不要，以免亵渎神灵。征集工作十分顺利，根本无须强迫命令。因为船民的迷信观念很深，把给神明搭浮桥视为难得的机缘，所以无不争先恐后。浮桥很快便在  梨小码头与潭洋洲渡口之间搭成了。

第二天晚上，家家灯火辉煌，陈设香案。浮桥两端挂着白炽的汽油灯，船桅上也高挂桅灯，把街道和浮桥照耀得如同白昼。孩子们高兴得不肯入睡，大人进进出出，忙着敬神和准备饭菜，招待前来送神或看热闹的亲友。

从午夜开始，送神的队伍就络绎不绝地涌过浮桥。高举灯笼火把、敲着锣鼓的乐队引导着手捧檀香毕恭毕敬的善男信女。天明以后，人流越来越踊跃。那时，  梨的街道比现在窄得多，所以更显得人声鼎沸，接踵摩肩。整个上午，送神的队伍就这样一直川流不息。时过中午，场面越来越壮观，锣鼓棚子一个接一个，吹打弹唱，此起彼伏。三眼铳震耳欲聋，滑稽戏令人捧腹，高跷鹤立，流星耀眼。大约闹到下午３点以后，陶公的两乘绿呢大轿，才在两条护驾神龙和全副銮驾执事以及大批和尚、居士的簇拥下姗姗来迟，街上早已整装待发的八台“故事”（扎在高台上抬着走的戏剧造型），也花团锦簇、仪态万方地加入了行列。这时，场面进入最高潮，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鞭炮的硝烟，弥漫上空，鼓乐声震耳欲聋。直到下午５点钟，队伍才全部走完，前后经过了１７个小时。队伍之长，人数之多，场面之浩荡，都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