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十市肆管瞥

鲜活市场道门口

“道门口，交易最繁忙。野味时蔬排作队，山珍海味列成行。早市聚厨娘。”这是一首描绘道门口鲜活市场的《望江南》。

道门口原系清朝粮道衙门所在，后逐渐发展为鲜活菜肴的聚散地，在长沙市可说是家喻户晓，鼎鼎有名。每日天麻麻亮，长沙各大酒席馆的采购员，卤腊店的老板，豪门公馆的厨师，以及中产阶层家的厨娘，纷纷汇聚于此，采购佳肴美味，以满足不同对象的口腹之欲。

    每日半夜三更，道门口已是灯火辉煌。肩挑手提的时蔬野味，鲜鱼活虾，牛羊猪肉，飞禽走兽等等陆续上市，小贩们择地摆好货物，准备迎接顾客。街旁的几家海味店，也把水发的海参、鱿鱼、鱼肚等摆在大白搪瓷盆内，与摊贩竞相招揽顾客。在这里出售的商品，是典型的物以稀为贵，大路货很少有顾客问津。

那时若想办几桌高级筵席，不上道门口绝对凑不齐原料，来晚了还买不到称意的商品。例如想炒虾仁，就必须好几斤大河虾；想弄鸽蛋，没有３０个不行。还有两斤以内的活鳜鱼，一斤以内的童子鸡，若不“捷足先得”，势必向隅而叹。因为酒席的菜单，是前一天由顾客点定的，若没有那样菜上桌，餐馆是无法交待的。

这个市场是以“鲜、稀、全”３字著称，任何鲜货，道门口若买不到，办不齐，跑别的市场也是枉然。道门口鲜活市场正是以这样的优势，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顾客，因而长盛不衰。

当然，这里的价格是随时浮动和看人说话的。下雪天一斤子芽嫩姜的售价，在平时可买２０斤老姜；刚出世的芽蕹一斤价可抵半担老蕹菜。其他如韭黄、寒菌、冬筍、野鸭等，是看当日上市数量定价。若某个品种只独此一家，他报价就会使买主瞠目结舌，花出高一二倍价钱，购进自己需要的商品。想占便宜的主顾，一般是在下午或傍晚，菜贩想早点收摊返家之际，去捡“落脚货”，花钱不多，却可饱餐一顿。

消防队兼作张辉瓒的“殡仪馆”

消防队和殡仪馆的工作毫无共同之处；然而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长沙，却以消防队兼作“殡仪馆”。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被红军击毙。其头颅由红军装于木匣沿赣江漂流至吉安，时任江西省主席的鲁涤平以檀香木配制尸身，盛殓后运抵长沙。张辉瓒的公馆在戥子桥，是清代两江总督、安化陶澍的宅邸，原很宽大。但长沙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死人是绝对不能抬进屋内的，要暂借一个公家单位举行丧礼，然而，又有哪个单位愿意作“殡仪馆”呢?芽当年，消防队设在鱼塘街，地点适中，门前有一宽敞的训练场，屋内仅摆有两部消防车，除值班人外无其他办公人员。更主要的还在于，那时的消防队是个“无权无势”的单位，“上峰”要用它作“殡仪馆”，无力反对。至于发生火警怎么办？是不在官老爷们考虑范围之内的。

    张辉瓒的丧礼极其铺张，整个鱼塘街搭盖“明瓦”，挂满挽联。出殡之日，灵柩从消防队抬出，绕经戥子桥，再由灵官渡过江，葬于岳麓山，送葬队伍长达数里。

    自张辉瓒丧礼后，消防队兼作“殡仪馆”已成“常规”。每遇大官显宦家死了人，就将灵柩抬入消防队，举行丧礼。其间排场较大的，有鲁涤平（宁乡人，原湖南省政府主席，后调任江西）姨太太沙夫人的丧礼。因这位夫人是在丈夫死后“殉节”，这自然是骚人墨客歌颂的极好“题材”，丧礼上挽联之多，要重叠起来悬挂。

    “文夕大火”中，消防队被焚，这才结束了它兼作“殡仪馆”的历史。

坡子街义务消防队

    民国时期消防队叫慈善救火队，是五堂三仓办的。五堂是指慈善总公堂、积善小普堂、同心小普堂、同善堂、育婴堂。三仓是储备仓、皇仓和永丰仓。发起救火队这个组织的是劳子卫，又叫劳运保，这个人的下颚又宽又大，所以他有个绰号叫“地盖天”。地盖天在１９１９年成立慈善救火队。他倡议成立慈善救火队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与行伍出身的警察局消防队队长解九龄有矛盾，二是他是世家出身的大少爷，据说他的祖先曾经当过越南王，有点老本可吃，因而另起炉灶。当时的慈善救火队分３个队，一队在皇仓街，二队在三公祠，三队在天妃宫。

１９２６年，长沙成立了消防联合会，会址就在坡子街火宫殿。在消防联合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市民救火总队。劳子卫担任总队队长。这个总队设在乾元宫，下设３０多个市民消防小队，３０００多名消防队员。乾元宫，这是义务消防队的发源地，也是坡子街义务消防队的前身。它的分布大致是：天字号在南门外沙河街的陶公祠，地字号在大西门今五一路口，人字号在小西门，和字号在草潮门，星字号在南门社坛街口，安字号在福星门，文星团在学院街，正南团在南门正街，洗药庵在大古道巷，永仁团在司门口，端角福新在八角亭，多福寺在小东茅巷，二圣庙在中山路，濯镜清林在太平街，汤公庙在小吴门外。队员中以拖黄包车的车夫、伙夫为主，办事人员是由资本家雇请的。

每队的设施有：一台湘造大版式手摇机，消防水桶４０担，圣帽６０顶，火钩８支，一字镐４把，青蓝大布缝制的坎肩６０件。坎肩前面印有“消防”２字，后面印有“义务队”３字，乾元宫的义务消防队队员还发有雨衣和套鞋。

虽然义务消防队由车夫、伙夫等一些穷苦的人组成，但组织非常严密，要进消防队还得经有权势的人介绍。

义务消防队的经费来源，是采取募捐的办法，大革命后是按房捐总额收２％的款，私房家出钱，如果是租房住的人家，按房捐总额东家和佃户各出一半。

收来的这些钱用在３个方面，以乾元宫为例，收的钱分成１０份，６份办学，丽泽小学（即后来的火后街小学）就是用这６份金额办起来的。３份归队里所有，１份作祭祀之用。为了使消防队的经费能长久维持下去，他们用收来的钱在河西买了１０００多担租，“马日事变”后，东茅街一个名叫许八太太的送了３６３担租给义务消防队。

    由于有经费开支，哪里发生火灾，哪里就有消防队员去救火。每次救火，凡队员出动到现场，每人得钱３角（当时可购３斤猪肉），挑１担水１分钱，由消防队发给。

    当时，在乾元宫办事的人有李仰贤、周鹤林、管秋石，西区区长陈前鸳兼消防督察长。劳少鄂是区消防队长兼乾元宫小队队长，每月得米２担。

西区三次惨遭大火

西区是长沙市商业中心，水上运输又是长沙市商品、粮食的集散地。众多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以及挑河水、拖黄泥、拾破烂为生的贫民小户，大都聚居在湘江岸边，竹木搭棚为住宿者多，加上房屋鳞次栉比，街巷狭窄，“一家失火，四邻遭殃”。当时《东方杂志》、《大公报》、《通俗日报》等报刊所载民国时期的３次大火灾，就触目惊心。

第一次大火发生在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大公报》报道：“昨日下午二时，大西门外浏阳码头失慎延烧２００余户，南头烧至隔商埠第二署不远，北头烧至距中华汽船公司不远，西头烧至河畔，东头烧抵城墙。尽是大商，惟以土果、南货、粮食、油盐行业居多。财产损失总在数百万以外……火警系起自曾宏发秤杆铺。因铺中人等正在楼上吃午饭，楼下厨房未检点，以致火起延烧数百家……可谓省垣从来未有之奇灾。”１０月２９日该报继续报道：“……大西门外下墙湾第二段曾宏发秤店失慎一时，风仗火势，火借风威，延烧房屋不计间数，拆毁房屋亦无数可稽，半烧房屋七栋。全拆房屋：南面拆至蔡全亭铁铺止，北面拆至高胜旅馆止，下墙湾北面拆至李成衣店止，南面拆至陆稿荐止……被灾户数：一自碧湾１２号起至８３号止，一自铁铺巷１号起至３２号止，一自流水沟１号起至３８号止，一自大西门下墙湾第二段１２号起至７３号止，共烧去正户１９８家，附户１２０家……被灾人口１３１２人。”１０月３０日《大公报》又报道：“……灾民流离失所，露宿风餐……当此兵灾、水灾、瘟灾之际，又加一火灾……殊堪悯恻……”一场大火，致使上千人口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募捐赈济。

第二次大火，发生在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此次火灾，更为悲惨。据当时全国性刊物《东方杂志》时事日志１０月２１日中国之部载：“长沙西门大火，焚毁千余家。”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２日《大公报》报道：“今晨两点半钟时，小西门永州码头忽发生火警，火势极大，延烧一时许，尚未扑灭……”该报１Ｏ月２３日—２４日陆续报道：“起火原因系住小码头３２号彭海畴挑卖饺饵，夜深回家，余火未熄，以致延烧茅棚，迨火光大作，商埠警察署西湖桥岗警张翼始瞥见，即回署报告，该署一面督同全署职员巡官长警前往弹压救护，一面报告消防队、慈善救火队及各水龙公所共同施救。各公所水龙，值此时局紧张，莫明真相，雨夜戒严，又无口号，以故多不敢前来［按：１９２３年８月至１１月，谭延闿由粤入湘举兵讨赵（恒惕），谭赵战争爆发，军阀内部混战，双方部队夹湘江两岸对峙４０余日，江面、城内戒严］。迨由英商太古公司打电话说明起火原因，始先后赴救……惟因相连房屋多系木质构成……加以秋晴甚久，木质枯燥，西北风大起，美大煤油公司内堆有洋油（注：当时煤油称洋油）６００余箱，亦被引燃，火势愈烈，不可向迩。由小码头１号起烧至４２号止，小西门上河街１号起（货房尚未烧）至１７号止，小正码头１号起至２２号止，又永州码头１号起至３号止，共正户１８３户，附户１５５户。……自小西门上墙湾８号起至３６号止，共５３户。永远街６号起至１８号止，兴隆巷２６号起至１８号止（注：原文如此），共２４户……计正户４７户，附户５５户，共计１０２户。”总计４４０家。“此次损失当在百万元以上”，“英、日等国商店有１０余家，俱已保有火险，故此次保险公司损失为十余万”。又“如湖南电灯公司被毁损大变压器２具，长大电杆２０余根，大电线１０余卷，闻约一万余元……变压器、电线均须购自外洋，电杆必须苗木，现江面戒严，交通阻塞，若须即时采办来湘，殊为不可能之事……”而贫民百姓“被灾之财产，荡然无存”。

    此次火灾，不仅震惊社会各界，连省长、长沙县知事也解囊相救，赵恒惕口头许诺“因被灾多系小户贫民，故特捐鹤俸（注：旧称官吏的俸禄）三千元。”实际捐款两千元，长沙县知事“捐款一百元，米二十石。”共收官民绅商慈善团体“捐款洋８０３４．６元，铜元２１０串文，又米６５石６斗，谷４０石。”然而这些捐款只是“权为煮饭，以济一时”而已。

    第三次火灾发生在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１２月。第二次大火之后，搭棚禁而不止，过了一年零两个月，小西门又发生大火警。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９—３１日《大公报》连续作了报道：“昨２８号午前１１时，小西门墙湾发生大火警。起火之原因，小西门上西墙湾７５号张（３０日报道为赵姓）德记专以煎卖猪油为业……每日熬煎，无时稍停，加以该屋均系木板而又窄小……偶然疏忽，将屋板烧燃，扑灭不及，致兆（肇）焚如，不可收拾……近月来天气枯燥，再加以左右邻屋，皆系木板茅棚，自火出头，助以风势，四处蔓延……烧去上西墙湾６８号至７７号，永远街５号至２３号，小西门正码头从３号起至２８号，半湘街从２３３号起至２６９号，水道巷从１号至１８号（全巷），总共正户１０７户。惟各街户内，有住三家或四家者，至少都有两家，约计在二百家以上，财产之损失达五六十万。”

此次大火，“只见砖瓦横陈，焦木乱置……其中最惨者，莫若河畔之灾民，架木为棚，安插老幼，共有六七处之多，令人目不忍睹。”“前晚（２８日）大风，温度蹙减，栖居在河畔棚内之男妇大小，莫不缩首蹙眉，令人兴叹，水符庙内戏台楼上之灾民及遐龄庵之灾民，虽栖息有所，然年近（注：起火日系农历十二月初三）威逼，莫不悲痛万状。”

“无齿之徒”劳远葆

“无齿之徒”是劳远葆的绰号。

劳远葆，字子卫，号燕客，善化县人，为晚清名臣云贵总督劳崇光之孙。他自幼聪颖好学，工诗善画，尤擅花卉，私淑南田（清初恽寿平），但不轻易为人作画，故知之者少。劳生性豪放，广交游，因受维新思想影响，弃举业而游北京，初入京师大学堂，因嗜京剧，常缺课，从名票红豆馆主游，继从京剧名伶德珺如习小生，尝自称，为求师学得《群英会》中周瑜之“三笑”，不惜耗银３００两之多。后改习警政。辛亥前夕返湘，受巡警道委派筹办消防队。民国以来，一直担任长沙市消防队队长。旋因军阀混战，脱离警界，与长沙绅商慈善界人士，联合创建民办义勇救火队及消防联合会，发动市民分区分街自办消防救火工具。劳自任全市义勇救火队总队长，下设３个常备队，劳即常住三公祠（今市一医院所在）二分队，以队为家，遇有火警，劳必亲临现场，指挥救火，市民财产得以保全者，不可胜数。某次不慎，他跌伤左腿，此后改骑小毛驴，仍不稍懈。１９３０年７月，红军攻占长沙，多处失火，劳督率救火队，奋勇拚救，不遗余力，深得彭德怀将军之嘉许。由政治部袁国平主任接见，颁发红袖章，命劳继续负责，办好人民消防事业。

劳子卫生平除视消防救火为终身事业外，爱好戏剧如命，曾与湘乡曾骧荪（曾国荃之曾孙）、刘铏（新化退伍军官）等人，组织京剧扶风票社于中山东路曾宅。劳自以“燕客”为艺名，载誉湘城。他积极提倡戏剧改革，经常撰文，刊于长沙大小各报。当湘剧艺人创办“福禄坤班”之初，劳极力扶植，在小瀛洲普天春初场演出时，劳亲临指导，为改革湘剧唱腔作过努力。

劳子卫自５０岁以后，满口牙齿脱落，饮食说话，形同老妪，人戏以“劳二婆婆”呼之，劳亦自命为“无齿之徒”，常以烤红薯当粮食果腹，人笑他“三吹三打吃等饭”。

１９３３年秋，劳远葆因病卒于三公祠救火队，各界人士无不叹惜，为之举行追悼会并公祭３天。出丧之日，市民感劳救火保产之功德，大街小巷，主动鸣放鞭炮，络绎不绝，特别是戏剧界新闻界人士，自制白花悬挂胸前，争来送殡。自三公里至南门口，连绵数里，途为之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