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十市肆管瞥

东区闹市掠影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长沙道路狭窄，店屋矮小，少数三层楼商店，大多集中于八角亭、司门口一带，街面一律用丁字湾的麻石修建，倒也相当整齐。１９３２年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建成后，开店面宽敞建筑之先声，给东区商业添上一层景色。

东区地域，早有火车站与开明汽车公司，成为市内交通的主要渠道，服务业网点历来较多，尤以饮食业为盛。比较热闹的街道，除理问街、东长街（今蔡锷路）、中山路，还有青石街（今解放西路）、东茅街等地。何键主湘期间，长沙建制为市，相继开辟了环城路、南正路（今黄兴路）、中正路（今解放西路）、东长路等马路。区内道路略呈近代规模的雏形。

全市的绸布、百货门市店多集中在市中心地带。油盐、花纱、粮食、南货则分布在大西门、太平街等处。东区商业驰名遐迩的筵席馆有：走马楼的曲园酒家，店堂之内，楼台亭阁，还附设照相社，方便顾客，达官巨贾，多在园内宴客。具有民族特色的青石街回族徐长兴，二层楼房，宽敞明亮，以烤鸭驰名全省。它在城南老龙潭辟有鸭场，专门喂养幼鸭，肥大之后上市宰杀，肥嫩味美，至今犹为席上珍品。还有东茅街的玉楼东，鱼塘街的天然台，新街口的宴琼园，东牌楼的饮和祥等店，饭菜经营，各具特色，生意长久不衰。当时流行着“麻辣子鸡汤泡肚，令人长忆玉楼东”之谣，传为曾国藩之孙曾广钧所咏。老厨师罗凤楼的“火大油多锅洗净”的绝招，深得识者赞赏。抗战前后兴起的育婴街怡园酒家，可谓盛极一时。随后又有东茅街的新怡园、潇湘酒家，专门操办喜庆筵席，后来居上，生意兴隆。

    名噪一时的小吃店有：织机街的黄春和米粉店，贺裕厚堂的神仙钵饭，青石街口半雅亭的汤圆、米粉，新街口大华楼的包子与祥华斋的湘潭脑髓卷，八角亭清溪阁的面，犁头街柳德芳的汤圆等。总的看来，吃食在东区可以说应有尽有。旅社则多数开设在东茅街与环城路一带，投宿颇为方便。

细细数来，东区各路各店也还不少。国药业中有小吴门正街（今中山路）的湖南商药局。该店经理郭厚坤富有创业精神，品种上重视道地药材，业务上讲究信用，深得用户信赖。１９５６年公私合营后，是东区唯一保持原有风貌的中心药店。当时还有登隆街的宏济堂，为商业巨子饶菊生所经营，坚持信誉第一，得以与同德泰等老店相抗衡。理问街（今蔡锷中路）的陈力新，专营力曲，按祖传秘方配制，疗效甚著，为今日“湘曲”之前身。东长街松鹤龄药店，走马楼的松龄堂以及马应龙眼药店，经营中也各有特点。

南阳街的彭三和与走马楼的王贵和是两家全省闻名的笔店。时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长沙墨水厂门市部还有彭三和毛笔供应。染布业中的两大家，同人谦（青石桥）与谢怡和（小吴门口），自染青、蓝布匹出售，历来重视产品质量，为布业的翘楚。５０年代以后，两店均转商为工，分别进入长沙印染厂与人民织布厂，生产规模，已完全今非昔比了。

青石街的老牌店号不少，吴恒泰和德馨斋在酱食业中名声鼎盛，吴恒泰源远流长，至今仍得保持下来。还有南货号三吉斋，所谓“三吉斋、三元斋、三多斋，三三如九九如斋”。爵禄斋帽子店，牌名与陈设，古色古香，引人人胜。帽鞋相连，爱尔兰和法兰西都经营鞋帽、百货，用西式招牌吸引顾客，经营者可谓独具匠心。法兰西后来扩充为五福鞋店，业务堪与美利长媲美。

大型绸布店，百货店，虽在东区不多，然而朱握椒兄弟先后在八角亭东侧所创建的三友实业社与中国内衣公司曾与上海的总社、总公司有较深的业务联系，专业经营上海产品，开“横向联营”之先河。“文夕大火”之后，大盛绸庄一部分伙友，一度组织复盛绸庄，在中正路（今解放西路）短期经营，后迁八角亭改为福盛绸庄，公私合营后改为长沙绸呢专店。彭雨霖先生独资经营的恒昌绸布店，是中正路一家批零兼营的商店，彭于店后自建一所住房，业务管理，甚是方便。后举室迁港，现卜居台湾。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饶菊生先生在登隆街所开办的华昌木器厂。这个厂选材认真，做工精细，在经营木器中独树一帜。此店的板材，必经一个伏天方拿出使用。所制成的家具，不开拆，不起翘，不变形，因此承接货架、宝笼甚多。

日本人开的小杂货店

长沙自１９０４年开辟为商埠后，各国侨民纷纷涌来，其中以日本人为数最多，他们除了在轮船公司、邮局、钱铺当高级职员或开鸦片烟店胡作非为外，还有不少在长沙大西门一带开小杂货店。这种店子门面不大，货物是名副其实的杂，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全是由日本免税进口的，长沙市民称为“洋行”，但招牌还是中国字，只是老板和老板娘穿着“和服”，有的还蓄点“仁丹”胡子。这种杂货店在中日开战前后，即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已全部没有了。这种日本杂货店，食品方面以卖海产品为主，例如海带、海藻、蛏虫干、干贝、洋菜（即琼脂）及海咸鱼等。那时到了夏天，长沙市民大众最欢迎的有一种冷食叫“凉粉”，是以薜荔的种子在泉水中搓揉、凝冻而成，调以白糖、白醋、薄荷水，不能煮沸，故很不卫生。中、上家庭就到日本杂货店去买洋菜（琼脂）来代替，因洋菜是可煮的，可以灭菌，也能达到土凉粉的效果。其次是鲱鱼，这是一种深红色的咸鱼，长沙人叫它火腿鱼。因为将它蒸熟以后，其色其香其味与“金华火腿”极其相似，只是太咸，买回家将它与猪肉合斩、剁为肉饼，不再加盐，确实鲜美。日本人遇到生日喜庆，必吃鲱鱼和红豆饭，取吉祥之意。日本杂货店也有日本调味品：日本酱油（有液体、固体两种，甜而淡），日本酱小菜（黄萝卜）、木鱼花末（即鲣鱼）和一些日本香（如辣根），这些调味品中国人很少买，大约主要是供应日本侨民的。唯一例外的是“味の素”。日本中药“仁丹”和“中将汤”（一种治妇女病的药）夹在这些调味品中间。

除了吃的，就是穿的、用的，如针织品、洋布。日本商人是懂得和能说熟练的长沙话的，对待顾客趾高气扬。但若用日语和他们交谈而又买一些日本袜子时，老板娘总要送出门口，行九十度鞠躬，用中国话说：“承蒙关顾”，又用日本话说一句“沙约那拉”。

鸭绒业创始人丁鹏翥

丁鹏翥号博生，湖南衡阳人，生于１８９１年。他为人刚正不阿，廉洁自持，一生热爱祖国，致力于发展实业，有独特的成就。１９５８年在长沙因病逝世。

１９１８年，谭延闿主持湘改，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洋货充斥市场，民族工商业普遍遭受摧残，工厂倒闭甚多，湖南经济陷于极度困难境地，广大劳动群众谋生无路。年仅２７岁的丁鹏翥，目睹现状，忧心如焚。如何开发湖南经济资源，为家乡人民造福，如何发明一种产品，抵制洋货，已成为他时在念中之事。于是他四处奔走，不断探索，经朝夕凝思苦想，深入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鸭、鹅毛等废物大有利用价值。他当时暗自思忖，那些被人弃之于地的鸭鹅毛，到处皆是，来源充足，收购容易，价格便宜，若进行整理加工出口，使它变废为宝，难道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

１９１８年初，丁鹏翥开始搜集鸭、鹅毛，与爱人共同试验，首先制成样品，与外商挂钩试探销路。初制样品时，采取手工操作，即将一堆堆鸭、鹅毛排放在工具桌上，手搓口吹，提取绒毛，排除杂质，然后用水洗净晒干，按粗细分等包装，投寄汉口有关单位。不久，得外商复信认可，并在来信中要求去除粗翅，剔净灰杂等物，绒毛才符合外贸出口商品要求。当时丁鹏翥便试以自己的肺活量，尽力吹搓散飞绒毛，竟发现绒毛轻重不同，被口吹而分远近，且有一定距离，因而想到绒乃羽中佳品，价值更高，倘能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则使绒与羽截然分开，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能提高生产效率。丁氏设想至此，非常兴奋，遂毅然携眷回衡阳原籍，精心研制取代手工操作的机械。这就是丁鹏翥发明羽绒机器的开端。丁鹏翥回到原籍后，一面继续采用手工提绒，一面设计羽绒机器图样，反复试验，历时数月，始获成功。１９１８年４月正式试制出了第一部铁木结构的摆绒车，洗毛，消毒，烘烤等设备，也于同年７月全部完成。１９１９年３月，接到农商部复函，邀请丁鹏翥到部面洽。丁氏到京后，就将原机器改良数处，听候审批。他返回湖南不久，又接到农商部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８日第四九六号批示：“查所制羽绒机器，经本部审查，尚属实用，应准按照《暂行工艺品奖章条例》给予专利五年，以示鼓励，填发奖励执照一份，仰即具领……”并于同年９月２７日在政府公报上刊登。那时候，湖南发明机器而受专利奖赏者，丁鹏翥是第一人。当时欧美各国还没有发明提取羽绒的机器，丁氏羽绒机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提取羽绒的机器，而且用这种机器所制的“丁制鸭绒被”，亦为中国所独有。

１９２０年，为扩大羽绒产品销售业务，丁鹏翥夫妇乃于长沙堂皇里创建我国第一家羽绒企业——长沙华新羽绒公司，１９２１年又扩资组成华新羽绒股份公司，丁鹏翥任董事长兼总技师。公司成立后，生意兴隆，顾客络绎不绝，新产品销路日宽，利润亦较丰。

    第二年，即在邵阳、常德等地设立原料收购点，大量收购鸭、鹅原毛，同时在武汉设立产品推销站，扩大产品销售。当时“丁制鸭绒被”因选料严格，制作精良，轻软柔和，折叠后体积小，便于旅行携带，且御寒能力强，又能浮水，深受消费者欢迎，远销香港、日本、美国等地，曾多次参加国际展览会并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特产奖”，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由于他毕生勤劳，产品系独家经营，行销中外，所以利润亦厚。但他不像旧社会其他商人一样唯利是图，而是经营有术，乐于助人。３０年代末期，丁氏在华新羽绒公司内设立药柜，施药济贫，每年支出药费达千元以上，深得群众赞誉。此外他还热心教育事业，曾任长沙修业学校、衡清小学董事等。

１９４８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员工生活非常困难，湖南省政府成立员工消费合作社，专门办理员工食米配发事宜，丁兼任该社总经理。丁先生说：“人生的旅程，就像一张白纸，只要在这张白纸之上，涂下无愧于后代子孙的色彩和内容，就会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他还说：“历史似亦有这样一条规律，每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往往就会出现一批仁人志士，振奋而起，自觉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不断探索追求，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寥寥数语，意远情深。

民国时期，丁鹏翥历任中国合作事业协会湖南分会主任、湖南合作事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南大学合作系副教授、湖南合作杂志主编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去北京，１９５１年即受命为轻工业部草拟全国羽绒工业发展计划，深得轻工业部何长工部长的嘉许。１９５６年从京回湘，被任命为长沙市轻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湖南鸭绒被厂厂长。他一生事业最为人所推重的是首创中国羽绒工业，发明制绒机及其成套设备，写了《中国羽绒工业》一书。

“三友实业社”专营国货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最猖狂时期。尤其是百货店，当时就有标明为洋货店的。各家宝笼中陈列的商品，大部分是巴黎化妆品、瑞典搪瓷、捷克玻璃器皿、德国保温瓶；日本货更充斥市场，针织品、小百货、雨伞、胶鞋，可说是应有尽有。

但开设在八角亭（今黄兴中路）的三友实业社，却专营国货，绝不经营舶来品。该店的三角牌西湖毛巾，由于物美价廉，硬把畅销长沙的日本铁锚牌毛巾挤出了市场，当时传为美谈，认为能替国货扬眉吐气。

当时该店畅销商品还有“２３２３”永不褪色细布、彩色印花被单，及中成药三友补丸马宝、救苦丸、方便丸等。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购买国货”及“实业救国”的浪潮。

三友实业社总店设在上海，工厂设在杭州，全国大、中城市设有多家分店，长沙三友实业社也属分店之一。

牌名为什么叫“三友”呢？它的创始人是浙江慈溪人陈万运。目睹大批洋货倾销我国市场，其中洋烛也是重要商品之一，陈遂与沈九成、沈启涌合伙，经营制造棉纱洋烛芯，以此起家，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创办了三友实业社。

陈万运为了办好企业，经常住在厂内，与工人一道钻研技术，改进经营管理，摸索了一整套办企业的经验。由１５０元光洋股本起家，全盛时期达到２００万元资产，成为当时国内大型企业之一。

在沦陷时期，他能保持民族资本家气节，誓不与日寇合作。尽管日军炸毁了他在上海、杭州的工厂，想逼他与日方妥协。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牺牲资产，还是坚持了国货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