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十市肆管瞥

长沙钱业史话

在湖南还没有银行之前，长沙银钱业是在西区坡子街一带崛起的。因为西区居湘江之畔，水运方便，系工商贸易集散地，金融界之钱店，便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由小至大发展起来。该行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市场金融调剂起了一定的作用。早在清代咸丰年间，长沙对京、津、沪、汉等地的银钱汇兑生意，是由经营钱业的山西帮所垄断，长沙帮做钱水生意，范围极小，多在街边设一小桌，上面放几串缗钱，以示经营钱水业务，将现银斟换缗钱，出进赚三厘，故小且稳。铺面当时有１０余家，各店均供奉财神菩萨，求保生意兴隆，但无组织。到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攻进南京之后，湘军的将官们在进攻各地时，把掠取来的金银财宝带回家乡。大多密存本帮巨富长沙红牌楼“饶泰和钱店”。饶泰和因此业务日益兴旺，发展到江南各省大商埠，开有很多分店。经营手段在汇兑上，不让山西帮独揽，放款给本帮各小户，间接增进了金融流通，使小钱店乘机而起。也有土业（即鸦片）兼营钱业的，还有米业、茶叶业、烟店、钱纸店等兼营的，但多因资本不丰，信任不著，动辄倒闭潜逃。钱业中人鉴于业务散漫，便发起组织同业财神会于西区福源巷。凡属挂钱店２字招牌的，捐牌照费银５０两，否则不许开设，并呈请官府核准立案，每日钱价涨跌，由会公议，上午一价，下午一价，行规由此而行使，业务也由此而扩张。至光绪十一、二年间，各钱店发行铺票，流行城乡，有的因经营不善，周转失灵，导致倒闭者颇多，后官府取缔纸币，并规定，凡经营钱业，须要５家联保，方准开设。财神会同人，乃重新整理行规，进行资本登记，资金不足者不与联保，内部严格监督。这样一来，行业为之振兴，最有声望的要算西区太平街、坡子街一带的汪咸裕、周集义、颜泰顺、德源长、朱乾升、蔡福泰、天成丰、泽春祥、兴达顺、裕孚和阜南等钱店。其中典业（即当铺）兼营钱业的有汪四怡、咸裕、同兴、祥兴钱店，还有官僚兼营钱业的如邬晓和、任小堂等人，一时钱业声名大振，金融活跃。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由蔡少香为首向同业人捐资购买下坡子街地皮一块，计２５７８平方米，起造财神殿，又名“福禄宫”。

    福禄宫建筑宏伟，前后３进，中一砖块墙，正殿由８根１?郾５米见方、７米高的方形花岗石柱撑起，花岗石门框上饰凿出太极图案。屋内雕梁画栋，出自苏州名匠之手，雕刻１０余组人物，有水漫金山、八仙过海、威镇华夏、岳母刺字等，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屋檐下飞龙翘首，金凤展翅，工艺精良，构思讲究，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福禄宫竣工后，将福源巷财神会撤销，迁至福禄宫办理会务事宜，更名为福禄宫财神会，将上、下午议价集会，改为每日早饭后各店齐集一次议会，印出行情，至迟不得过上午１０点钟。到１９１３年局面愈大，名目又日益趋新。这时，福禄宫财神会，改为“长沙钱业公所”，隶属于皇仓街湖南省长沙商务总会领导。公所经营开支在会员中征收，把原议的牌照费银５０两，改收６０块银元，创收月捐、年捐等项。

    为培养人才，开办“富善商余学校”。１９１５年，改办“圣功”小学，受到长沙县知事余联辉奖励，题赠“是日圣功”匾额一块。１９２０年，省长赵恒惕也赠匾一块，为“蒙以养正”４字。当然，他们赠送匾额，群众也有所议论。１９１８年，张敬尧督湘，视长沙工商业为一块肥肉，摊款派捐，层出不穷。有一次，张敬尧勒令长沙商会在一星期内筹款４０万块光洋。当时的商会会长张先赞被逼出走，由副会长王聘莘出面应付。王向催款的副官秦某申述，市面萧条，银根紧缺，无法筹措。谁知此人诡计多端，与绰号“盐巴老鼠”（蝙蝠）的某助手，潜入“福禄宫”财神殿后进（钱业公所的金融市场），偷听了当日银钱出入情况。秦某返回商会找王聘莘据此勒索。王聘莘一时语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筹缴半数，才了却此案。其中以钱业负担最多，钱业受此教训之后，认为金融市场交易，必须对外保密，因而出现了行业内部贸易交往专用术语。一为“撒旦”，二为“挖工”，三为“横川”，四为“侧目”，五为“缺丑”，六为“断大”，七为“罩脚”，八为“分刀”，九为“未元”，十称“撤卡”。

    民国建立后，由于湖南银行纸币贬值，钱商操纵汇价获利颇丰，商界染指钱业者趋之若鹜，１９１６年初，湖南钱庄达１２３６家，尤以长沙最多。１９１８年一批钱庄受湖南银行倒闭的影响而停业。由于当时湖南无地方银行，１９２１年后，钱庄又逐步恢复其繁盛，并有主宰长沙金融市场之势。在经过激烈的实力竞争之后，长沙钱业座次排定，“春茂”、“谦和”、“裕顺长”、“万裕隆”名列在前４名，号称“四大金刚”。这四大钱庄的资本占了全市数十家钱庄资金的５０％以上。“四大金刚”中除“裕顺长”的大股东为湘潭人外，其他３家都是江西人开设的，可见江西人在长沙商界的实力。这些钱庄在上海、汉口都设有分庄，称“申庄”、“汉庄”。当时的长沙钱业公会也主要由他们把持。后来在坡子街设立的“金融市场”，每天议定的利率、汇率等行情，实际上也随这四大钱庄资金的松紧而升降。１９２９年湖南省银行刚成立时，为了及时获取金融信息还降低自己的身份加入了“钱业公会”，说明长沙钱庄在金融界的实力和地位举足轻重。到１９３４年长沙钱庄达８６家，资本总计达１１００万元。

１９２８年，钱业公会创办有《长沙金融月刊》，为期１０年，至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长沙“文夕大火”时停办。抗日战争中，钱业公所虽经战火之危，但庙宇巍然独存。抗日战争胜利后，圣功小学恢复。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市政府指示，将“长沙钱业公所”改称为“长沙市钱业同业公会”。由于会务办公用房狭小，推黄锦忠经手扩建，工程告竣，房屋宽敞。后呈报有关部门登记，将《长沙金融月刊》重新发行，这对当时繁荣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市政府社会科文示，又将“钱业”加添一字为“长沙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李寿增为理事长。到１９４９年长沙钱庄达１６９家。

长沙书市溯源

据历史记载，中国古代书店起源于西汉，发展于隋唐，兴盛于两宋。宋代雕版印刷臻至成熟，形成了官刻、家刻、坊刻３类出版机构和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３种图书版本。这些出版机构既刻书又卖书，出版兼发行，边刻边卖，以书坊刻书出卖为主要形式。从宋代起，湖南各州府县也有了上述３类出版机均。而“书店”之名，在距今２００多年前的乾隆年间就有了。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４０年），陶汝鼐就曾将其所著《唐律分注》一书的版片，卖给省城二酉书店。清代刻印经、史、子、集等古籍的书店，就有湖南、传忠、思贤等数家。

    １８９８年维新运动期间，长沙还兴办起了新学、维新、经济、强亚、实学、三味、学艺等一些刻印时务、算学、格致等新学书籍的书局。这些书店、书局，后来有的停办，有的继续经营。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湖南出版发行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４０年代以后，发展更为迅速，仅长沙一地，先后就有２００多家书店。这些书店，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办的，有不少是上海出版发行机构的分店或代理店，大部分是私人开办的，还有国民党、三青团办的。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９年，长沙市有书店７２家，仅南阳街、府正街就集中有３４家之多。南阳街１３家为：大东书店、力行书店、春明书店、崇正书局、天下书局、兴华书局、明明书店、建中书局、广益新书局、文文书局、乐善书局、文成书局、群益书社。府正街２１家是：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缤缤书局、湘芬书局、宇宙书局、友联书局、龙门书局、古今书局、启明书店、激流书局、大雅书局、忠文书局、李集占书局、文海书局、广文书局、广雅书局、兴昌书局、文教服务社、湘联书店、谦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此外，还有一些收售刻印古籍、拓印碑帖和笔墨文具的店铺。如文德斋、墨耕斋、墨香簃和彭三和笔店。如果加上玉泉山、老照壁的店铺那就更多，故被人们称为“书店街”。这些书店有大店、小店、“夫妻店”，他们以经营灵活、服务热情赢得读者的信誉。这些书店规模不大，服务热情，开架售书，读者可以随意翻阅。每家品种虽不多，但店铺多，东家没有西家有，还兼营纸张、笔墨、算盘、圆规、米尺等文具用品。所以，书店成了学生、教师、科技人员的“常游之地”和“聚会之地”。他们或看书买书，或寻师访友，或探讨问题，文化气氛十分浓厚。

百货批发一条街

臬后街东起司门口与解放路相接。西止朝阳巷口与朝阳巷相连，全长２５１米，直抵江边。该地以位于臬台衙门之后边故名。民国建立，衙毁，而街名仍沿袭。１９９９年因扩建解放西路而拆除。旧时这里被称为百货批发一条街。百货行业是随着手工业、轻工业的发展和洋货不断输入而兴起的一个新兴行业，初名“苏广杂货业”。１９０４年，长沙被辟为通商口岸，洋货大量涌入，苏广业扩营洋货，并占购销十之七八。原苏广杂货店多改称“洋货店”。同时，国货振兴，上海轻纺工业相继建立，产品畅销全国，经营范围极为广泛，可谓百货俱全，遂改名百货业。根据１９５０年行业登记资料统计，全街包括住家户仅有百来个门牌，而其中经营百货批发的大小商店却有６０余户。

随着洋货倾销和国内轻纺工业的发展，长沙百货业也日益兴旺，殷实大户直接派人到产地进货，洋货则经转手向洋行采办，并多在上海设庄驻站，电传行情，沟通信息，商品运回长沙转销各县城乡镇和本市门市零售店，百货批发业务由此应运而生。上海来货在粤汉、湘赣铁路未通车前，全由上海轮运来长，粤货则由广州海运上海转运长沙，而臬后街既东邻八角亭、司门口商业繁华闹市，货物购销方便；又西近沿江轮运码头，来往客商和货物出进都很便利，故逐步形成了全市的百货批发市场。其中著名的百货批发大店，有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太平洋、正义昌、谦信、人和昌等，各拥厚资，掌握了全市百货行业的命脉。据１９３５年３月《湖南国货月刊》记载：“长沙百货业极其发达”。批发号２４家，其营业额多达６００万银元，从业人员达３８０多人，此为百货批发业务的兴盛时期。

但一般批发店铺，房屋建筑较为古老，不如门市商店布置华丽新艳吸引人，大多为两层楼房建筑，印字门面，如同住家公馆的大门一样，对外无窗橱宝笼陈列，进门没有店堂，以柜台围之。堂内置有靠壁货架，主要放置商品样品，以供顾客看样选购。大批货物，均设有仓库存放，业务多在堂内大办公桌上洽谈。业务人员对付顾客是迎进送出，殷勤备至。故虽日入万金而不显忙乱，街上虽人来车往，也无有熙攘杂乱之感。

至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吃紧，厂商急于甩货求现，长沙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商店趁机大量收购，各进货多至１０多万至３０万银元，赶运长沙。不久，宁、沪沦陷，沪货奇缺，价格猛涨。而西南黔、川、滇、陕各省客商均竞相来长采购，各百货批发大店营业均在百万银元以上。盈利甚巨。当时司门口至臬后街是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终日车水马龙。除老店铺外，还有新开业的“大丰昌”等。

    好景不常。１９３８年长沙“文夕大火”，臬后街成为一片瓦砾，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人和昌、正义昌、公信昌、谦信、太平洋等大店，均多在大火前夕抢出部分货物，分别运至沅陵、衡阳、邵阳等地，但已损失十之八九。火后，部分中小商店回城，重营旧业，奈元气已伤，只能搭建临时棚屋小本经营，以维生计。整个臬后街残垣断壁，冷落人稀，满目疮痍，实令人不胜今昔之感。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百业待兴，原有外迁各百货批发大店陆续回长复业，一年内房屋大多重建，１９４６年同业登记，全市百货批零大中商店已有６ｌ家，同年年底又增至１１８户，其中批发大店仍集中在臬后街、朝阳巷一带，计有大德昌、大新昌、民生厚、美丰、美联、和济、新世界、太平洋、启记、大五洲、衡湘、五丰、四联、振湘源、汪建记等２０多家，臬后街仍不失为长沙百货批发的交易中心。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美货又大量涌入，充斥市场，摊贩遍立，店铺营业下降。加之内战爆发，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凋敝，民不聊生，购销业务锐减，给予工商业致命打击，不少店铺纷纷歇业。１９４８年６月，百货业就有３０家商店被迫关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行业审查发证登记，全市百货批发店仅存５７家，批零兼营商店１８家，仍基本上集中在臬后街、朝阳巷两地（后者主要经营小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