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十市肆管瞥

长沙咖啡馆杂忆

长沙之有咖啡馆，是从皇仓街的远东开始的。端上一杯冒着热气的浓咖啡，玻璃台上西点杂陈，二三友好盘桓其中娓娓清淡，这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认为是一种高雅的享受。

接着，经营西餐的万利春也专辟咖啡座与远东竞争。后来居上的易宏发，是从刨冰摊发展起来，成为大雅之堂的，由于是一家班组合，该店的营业延续到５０年代初期。

开咖啡馆所需场地不大，资金不多，消费起点低，易起易散。至３０年代中期，长沙市南北四门，几条热闹街道上，咖啡馆接连冒出来，有青春宴饮社、芝加哥、杏花村、广东商店、南国酒家、新亚等。经营的西点也各具特色，如万利春的奶油蛋糕、易宏发的香蕉饼、南国酒家的薄片牛内、广东商店的腰果开心果等。当时喜欢坐咖啡馆的，不外富家子弟、青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公务员等几类。

    咖啡馆开多了，基本顾客并未增加，店多客少，于是便展开竞争，最主要的竞争手段，是增设漂亮女招待。始作俑者仍是远东，大名鼎鼎的主演过《夜半歌声》的长沙籍电影明星胡萍曾在该店当过女招待。其他店也不甘落后，家家都宣传本店美女如云，争相招徕顾客。后又发展到选“咖啡皇后”，远东的唐云，首选荣登宝座。迄抗日战争开始，此项竞争逐渐销声匿迹。

名噪一时的四大酒家

提到民国年间湖南的督军、省长之类的坐镇长沙治湘的“业绩”，便不能不和名厨名菜名酒家联系起来。而名厨名菜名酒家之扬名，又确和这些大人物分不开。此文列举的四大酒家便曾是名噪一时的柳三和的三和酒家、萧荣华的飞羽觞酒楼、宋善斋的潇湘酒家、曹荩臣的健乐园。老长沙当知其名。

民国初年，若有人宴请督军谭延闿、知事姜济寰，必请柳三和司厨，此中有一段故事。某次有人请谭、姜赴宴，酒菜上齐后，满座陪客皆笑容可掬、俯首低眉，齐请谭、姜二位大人先尝。谭、姜二位举箸在手，微笑不语，那筷子就是不往盘中夹菜。令众陪客莫名其妙，猜不透是何缘故，纷纷以目相询，却又不敢做声，幸得有侍从对谭附耳而语，言此乃柳三和司厨，大箸方下。于是满座皆惊，柳三和名声大噪。柳后创三和酒家于中山东路国货陈列馆侧，以“三层套鸭”、“七星酸肉”、“生炒羊肚丝”等菜尤为著名，有“不吃三和套鸭，枉在长沙谈吃”之说。何键主湘时，亦常在三和酒家宴客，使得“三和”之名，更加不胫而走。柳三和病逝后，三和酒家也就衰落了。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赵恒惕倡办省宪，竞选省议员请客拉票者，必上萧荣华设在理问街、藩正街口对门的飞羽觞酒楼。否则便拉不上票。点菜者须点“锅巴海参”、“奶汤蹄筋”、“火方银鱼”等名菜。楼外还有拉票者雇来的保镖、门岗，真是楼外戒备森严，楼内热气腾腾，一桌酒菜吃完，票也就拉到手了。

３０年代初，宋善斋开设潇湘酒家，以“戏煨土鲍”、“口蘑干丝”、“奶汤鱼趔”等一举成名。时主湘者何键曾说：“吃海鲜，进潇湘；吃土鲜，进三和。”于是潇湘酒家的名声压倒了三和酒家。至抗日战争开始后，仍是车水马龙，座无虚席，直至１９４４年长沙沦陷，方一蹶不振。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宁乘汽车赴渝过长，落脚于坡子街健乐园，由长沙市商会设宴为之洗尘。其司厨曹荩臣，原系谭延闿的厨子，以“组安鱼翅”、“组安豆腐”、“组安鱼生”等菜著名，其冠之“组安”者，以谭延闿字组安也。健乐园以谭延闿的字而打响菜名，以林森光临而声名大噪，似乎有一点“菜以人传”的味道。

“狗不理”包子店

抗战期间，长沙市东区育婴街、朗公祠巷口（今民主巷）有家“天津狗不理包子店”，招牌引人注目，包子更是个大味美，生意扎实红火了一阵，后因老板赌博，输尽家当，店子被迫关门。

该店老板系天津人，叫陈宝善，有一手做面食的好手艺。“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逃到长沙，看到当时北方逃湘人员增多，使长沙市人口由３０余万猛增到６０万，饮食方面，北方人甚是不适，就开了“天津狗不理包子店”。

关于狗不理这个名称来历，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天津那个地方，在旧社会婴儿夭折较多，说是有鬼，要用芦席细裹，埋到荒野，才使出生孩子长久平安。野狗吃掉婴儿，是常事。有的父母给孩子起乳名就叫“狗不理”。又一种说法是清光绪年间，天津有个卖包子的小贩，小名叫狗不理，他做的包子，香、色、味、形俱佳，颇受欢迎。有时贪做生意，货太多了，不得不发给别人贩卖。这些小贩走街串巷，用赌博方式抽签叫卖，顾客买来用油煎后，味道更香。曾有一文人作了首竹枝词云：“火烧已熟肉还生，都仗抽签赌输赢。可笑朦胧初睡起，呼卢喝雉靠营生。”总之，狗不理包子当时已是非常著名了。陈宝善把天津狗不理这块招牌，搬到长沙，成了当时一条新闻，一时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育婴街天津狗不理包子，货源与众不同，面用的是高白粉，馅不用肉铺剔下的零头碎块，而是用正身肉，屋里老挂着膘肥皮薄整扇猪肉，以示真实。馅肉切成小丁字块，再用香油、葱花、姜末和排骨汤调好，每个包子不少于１８个褶，因此，无死面疙瘩。蒸熟出笼，个大油多，肥而不腻，不走油，不掉底，不黏，味美适口，供不应求。狗不理老板陈宝善开包子店，赚是赚了钱，可是他有个不良嗜好，爱赌钱，赌神不佑，经常输。１９４７年，东茅巷有一赌棍，绰号“大潮”，将他骗到家里赌钱，先用烟酒招待，赌到天要拂晓，趁陈宝善酒醉醺醺，做了个土地宝（即未摇骰子），陈宝善一下子把店里家当输光，而他又是异乡人，在长沙无亲朋戚友，只好关门大吉，回天津去了，可惜他的技术未传给长沙人。

东茅古巷话沧桑

东茅街为长沙市东区（今芙蓉区）一条古老的街道，大约形成在２００多年以前，与其毗邻的古稻田、马王街、桂花井、东庆街、丰盈里、落星田、塘湾里、柑子园、青石桥、芋园、小瀛洲为僻静地带，屋少人稀，蓬蒿丛生，故有“东茅古里”之称。晚清咸同年间，湘军突起，许多将领成暴富，还乡争置地产，广辟园林，城东一带荒地，得以渐次开发。东茅街当时兴建了许多公馆、别墅，改名东茅巷。又因为中段有一小巷直通青石桥，故更名为大东茅巷，支巷则名为小东茅巷。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更名为东茅街，沿用至今。

    东茅街是一条由东至西的通街，东起马王街与吉庆街、东门捷径接壤处。西抵登隆街，与育婴街口对接。南有丰泉古井（今丰仁里），通小瀛洲菜园池塘，有一条小巷名观音井巷，为通向织机街的捷径。北有小东茅巷达青石桥（今解放路），在小东茅巷中有东向小巷名多佛寺捷径（后改名解放巷），可通理问街（今蔡锷中路起点），与柑子园、青石桥相衔接。过去观音井巷与多佛寺捷径，均极窄狭，有“一人巷”之称，不仅车马不能通行，行人也须摩肩而过。

    自长沙“文夕大火”之后，丰仁里又与里仁巷接通，观音井巷亦开辟成为坦途，惟多佛寺捷径，仍保留旧貌，即北向出口麻石门框上有晚清书法家安化黄自元所书之“多佛寺捷径”５字石刻横额，至１９９９年犹保存完好。东茅街西段徽州会馆巷取名新安里，北向并无出路，长沙大火后，行人踩出一条小巷，直通解放路（当年名中正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区税务局曾设在巷口，后来就称为税务局巷，但亦甚窄，仅便利行人而已。

东茅街过去街道很窄，宽度仅只有３条直麻石，临街小户，可以互相撑着竹篙，横街晒衣。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修街，两边住户的围墙往内缩进了许多，如许凤鸣堂当街墙脚上，就曾刊有“官街原宽六尺，让宽三尺，共宽九尺”的石碑。虽后迭经“文夕大火”，飞机轰炸，此墙碑石仍幸存，只是近年来产权易主，改建层楼，碑才不复存在。当年修街之时，东茅街一带多为富商巨室，摊派捐输，为数不赀，故垫铺的麻石，较其他街道整齐平坦，不易崩塌。而且自仁术医院（今省人民医院）到丰年坊西段出口，每年夏季，都搭有横街篾簟凉棚，遮蔽烈日，为长沙市居民街道所少有（当时只有八角亭、坡子街东段几处商业繁荣的街道，有此设施）。１９３８年“文夕大火”，东茅街大部分房屋，未被殃及。一则东茅街多系公馆，四周封火墙既高且厚，加之门户严谨，不易放火，同时中央银行及仁术医院等处，均有专人守屋，只有东西两头矮小房屋稍有损坏，绝大部分保存完好。１９４４年长沙沦陷，日伪在东茅街开设赌场，盟军飞机临空侦察，见人声喧闹，疑为军营，投弹几枚，中段（今省机械厅附近）被炸毁十几栋房屋。十年动乱，省人民医院大部分中西名医遭受揪斗，停止看病，罚充劳役，成立“黑鬼队”，被责令将东茅街原有麻石街翻修成柏油马路。这些医学专家高级知识分子，不论老少男女，顶烈日，冒寒风，抬石挖土，夜以继日，按期将路修成。当时已年近八旬的名老中医张晋轩、内科专家吕静轩博士，均未能幸免。故有人称东茅街为“黑鬼街”，语虽近谑，但是当年践踏知识、摧残人才之逆行，可见一斑。

    昔日东茅街民居，巨富商占多数，著名的有长沙矿商章克恭（怀善草庐）、新化矿商陈汉卿、裕新公司陈瀛洲（蓬瀛在望）等人的私宅以及萧怡丰盐号、裕顺长盐号、李文玉金号等商号私宅。军政界人士有师长唐巘（规严）、张国威、军需处长罗寿颐（眉仙）、土匪军阀陈光中、盐运使粟海槎等人的公馆。清末湘军将领东安席宝田、厦门提督孙道仁，广州知府、嘉兴知府许雪门等人的遗宅。这些房屋四周私墙，外无寄缝，高堂大厦，飞檐相勾。丰仁里巷口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一度开设于此，３层洋楼，门列警卫，尤为威风。东茅街过去设有３所小学校，一为新安里徽州会馆办的新安小学，头门上面刊有“紫阳高照”４个大字；二为怀善草庐巷口南货业同业公会办的育群小学；三为街团办的观音庵小学。今日仅存新安里小学，更名为东茅巷小学，其余２所皆因房屋拆毁，早已停办。

东茅街昔日有４家会馆，最大的首推徽州会馆，因为清末开设典当业者皆为徽州人，历史悠久，占地很宽，产业亦多。其次是医院对门的东安会馆，占地也很广阔，与小瀛州席少保（宝田）祠堂相连，文夕大火被毁，抗战胜利后，唐生智（东安人）一度经手修复，并自己搭盖一栋平房住此，现尚存在。三是医院东首的城步试馆，是清代来省赴试生员寄食之所，亦毁于大火。四是坐落小东茅巷的永福试馆，为江西人产业，后来开设旅馆，解放后也设过税务局。

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东茅街设立过几个工商团体，最老的要数南货业公会的万育群生会，祀奉的是关圣帝君，属封建行会性质。３０年代初，市商会大小行业发生内讧，储备仓商会为曹商隐率领４０个中小行业占领，左益斋乃统率４４个大中行业，设立长沙市商会四十四业联合办公处于东茅街西段街口周裕记鞋店住宅办公，双方对峙，直到长沙大火后才合并。

东茅街过去有３座庙宇：一是今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即昔日的观音庵旧址，每年四月初八浴佛日，香火很盛。二是街西头出口处，原有丰年坊灵官土地小庙，每年二月初一，必临街唱皮影戏为土地祝寿，长沙大火一度被毁，旋即修复，今已拆毁，改为个体小店。三是街东出口处一条小巷内，有一所私家尼庵，名为自觉庵，外面是轿码头，很幽静，不为人所注意。传说是清末一富室小姐，看破红尘，筑庵修行于此。长沙大火被毁，故不为常人所知。

民国时期，东茅街曾出现过３次最繁荣、最热闹的时期：一为１９２７年１月至５月大革命时期，长沙的工运、农运、学运、商运、妇运蓬勃发展，反帝反封建形成高潮，集会游行、演讲，风起云涌。当时湖南省总工会即设立在没收了的军阀唐规严公馆（今省人民医院门诊部西首宿舍所在地），郭亮委员长常住此处。５月１日至７日，定为“赤色宣传周”。东茅街由东至西，用３匹红洋绸制成红色帐棚，覆盖全街，五彩电灯，连绵不绝，有如红霞映天，繁星耀日，极为壮观，当年有“红街”之称。全街两边房屋墙上，满是革命标语，其中多马、恩、列、斯、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语录。当时中段５０号对门墙上，写的是汪精卫的名言：“革命的向左转，不革命的滚开去。”这条标语，一直到汪精卫当汉奸时，还隐约可见，真是绝大的讽刺。省总工会对门墙上绘制有马克思居中、列宁居左、孙中山居右的３幅巨像。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巨像上面还绘有“镰刀斧头”和“青天白日”两面旗帜。

“马日事变”之夜，当时有部分农民协会纠察队驻扎在小瀛洲席少保祠内，许克祥的军队把机关枪架在丰泉古井上面，向内射击。许宅后墙下面有一条较宽的下水道，通到丰瀛里菜园池塘旁，有几个纠察队员，就从阴沟里爬了出来。“马日事变”第二天，到上午１０时，满街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好像都是看热闹的。反动军队把省总工会所有物资洗劫一空，字纸散布满地，连头门上两个铜扣环，都被人撬走了。有人说，“马日事变”前公开的游行示威，即是“飞行集会”。所谓“飞行集会”，是一种在白色恐怖下的灵活行动，可能是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长沙市委在省城组织的“灰日暴动”的一部分。

东茅街第二次热闹时期，是在１９３６年春季。当时有新闻界人士萧石朋兄弟，邀了一些股东投资在小瀛洲席少保祠旧址建筑一座扇形的剧场，名为长沙大戏院，陆续请来京剧名演员林树森、马连良剧团及唐槐秋的中旅话剧团，在此演出。后于１９３７年春节后，专人到北京请梅兰芳剧团来长演出。梅兰芳是中外闻名的大艺术家，消息传出，不仅轰动长沙，连邻近各县的京戏爱好者，都争先恐后，云集在东茅街湘汉大旅社一带。小瀛洲长沙大戏院前面只有两条出路，一条东行通马王街，一条西行丰瀛里出东茅巷。梅兰芳下榻道门口交通银行（今建设银行所在地），每日傍晚上剧场，演完回交通银行，都由小汽车接送。东茅街老街原来不宽，两部人力车对面来时，老远就要吆喝“左来”，“右靠”。小汽车只能蠕蠕而行，因此招来一些欲睹梅郎丰采者，每日下午即守候于东茅街、丰瀛里街旁，有的攀在汽车窗前，有的还要请梅兰芳签名留念，当年长沙报纸争载“万人空巷看梅郎”，确非虚语。东茅巷“车如流水马如龙”，比之民国初年的“城隍会”“盂兰会”，还要热闹。特别是看戏的，多属达官贵人，“包车阶级”。马王街口因省主席何键每晚必乘汽车由此进戏院，不准摆设摊点，停放车辆。私人包车只得一字长蛇阵，由丰瀛里摆到东茅巷，不下几百辆。散戏之后，叮叮当当，“汽车与包车齐鸣，车声与人声嘈杂”，历数小时不止。梅兰芳在长沙大戏院演出一周，东茅街居民７天未曾安枕。当时梅兰芳演出一张票价为光洋４元８角，可以买到两担多机米。

东茅街第三次繁荣时期，是在１９４２年初到１９４４年夏，两年多短暂的相对安定时期。日寇自湘北第三次会战后，退守新墙河以北，未向湘中发动攻势。长沙市政府又宣告恢复，九战区司令部驻在城外，虽然省政府还是设在耒阳，但薛岳兼省主席，诸多政令还要出自长沙，同时征兵征粮，机关林立，尽管公路被毁，铁路只通到湘潭板塘铺，但送往迎来，冠盖云集。加之手工卷烟、手工织布，应运而生，工厂如雨后春笋，税率甲于全国，因此，争名者趋于朝，求利者竞于市，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卷土重来，角逐市肆。当时唯有东茅巷一带房屋，未遭大火之殃。而房主人又多远走他乡，或避居乡下，昔日私人公馆，变成逐利之宝地，不惜重资，竞相租赁，东茅街几乎成为工商一条街，形成了短时期的繁荣气象。当时设在东茅街的大型酒家，就有４家名店：一为潇湘酒家，设在陈光中公馆（今市工商联贸易公司）；二为天然酒家兼营旅馆，设在原萧怡丰盐号（今机械厅宿舍）；三为新怡园酒家，设在潇湘酒家东边第三家（今市属机关职工宿舍）；四是玉楼东酒家，设在东段街口（今已建新宿舍）。有３家大旅馆，一是安乐旅社，设在原湘汉旧址（今人民医院宿舍区）；二是福云旅社，设在人民医院对门席宝田公馆；三是吉祥旅社，设在李文玉金号的住宅（今省茶叶公司宿舍）。还有几家大匹头号，为原大盛绸庄、瑞丰绸庄及河南帮所设“大茂”、“大信”、“张次记”等店，租赁中段许姓房屋开业。一些爱好京剧的工商界人士，在此创立了一个“公余票社”，得到当时长沙海关的张蔚吾、薛卓熔、刘雍叔等人的协助，为赈济湘北难民，在银宫电影院义演３天，也可算是一小朵战地黄花，为火后废墟点缀了文化生活。

东茅街当时有两座公办医院，一是由原红十字会改名的仁术医院，即今省人民医院；一是办在街西出口罗寿颐公馆的长沙县卫生院。这两家医院在当时发挥了救死扶伤的作用。特别是仁术医院因与美国雅礼学会有关系，房顶高挂美国旗帜，又有一座较为坚固的防空洞，每逢空袭，当地居民也得以躲藏。东茅街东西两头火烧坪也搭些小商摊，先是摆摊设担，后就建屋开店，有豆腐店、面粉甜酒店、杂货店、理发店、烟酒店等。１９４３年前原迁出的银行，也回到长沙开业，除省银行在藩正街原址复业外，金城银行、工矿银行，也在东茅街开设办事处。还有几家小钱庄也看中了东茅街这块宝地，大做存放汇兑生意，一时极为活跃。

东茅街当时出现繁荣景象之由来，还有两个原因，一是邻近设有娱乐场所，陈宗陶、梁月波、张竹侬等在里仁巷一个火烧坪中，搭建临时半露天京剧场；胡文同在育婴街新舞台原址，恢复演出湘剧，日夜观众川流不息，也刺激了东茅街的饮食旅社业务。加之一些操神女生涯的娼妓，乘虚而入，在丰瀛里一带仅存的房屋中，营筑香巢，勾蜂引蝶，军政商贾，趋之若鹜，流氓特务，出没其间，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大有“世外桃源”之势，几乎忘却湘北前沿阵地不过百里之遥。因此，到了１９４４年５月下旬，日寇大举入侵，发生湘北四次会战，仓皇撤退，船少人多，不知造成多大损失。至６月长沙沦陷敌手，东茅街又进入了阴森黑暗的历史时期。据当年留在长沙未能逃出的老人们回忆，日伪利用东茅街房屋宽大，开赌场，设娼寮，贩卖鸦片，毒害人民，无所不用其极。我地下游击队员与爱国志士，乘夜用麻布袋刺杀日本士兵、浪人及“二本拐子”（汉奸）之事，亦时有发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茅街、里仁巷、吉庆街一带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日军死尸，亦不在少数。抗战胜利，长沙光复，机关团体，工商业户，相继复原，市面逐步恢复，但东茅街已破碎不堪，重整家园、恢复旧业者寥寥无几，因此，一度呈现没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