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九医药杂谈

湖南商药局与郭厚坤

湖南商药局创建于民国初年，１９２３年与邻店悦中和合并，加记为悦记湖南商药局，拥有资金３２０００元，郭厚坤任经理。

郭学徒出身，有较为丰富的业务知识，且奋发有为，接任经理之后，即着手修缮门面，请名书法家书写座牌。１９２８年小吴门正街辟为马路，又将旧址扩建为石库门面，由巧匠摹绘“韩康卖药图”于门前，又得谭延闿手笔的招牌嵌于正中。店堂之内安置假山水池，培植花草，饲养金鱼，四周悬挂名人书画，陈设雅致，店面堂皇。同时，注重药材质量，专取道地药材，备货齐全，炮制认真，服务周到，因而商誉日著，生意兴隆。为了广招顾客，扩大销售，该店还先后于中山西路与东长路口，开设第一支店及悦记参茸店，又在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内，建立参茸补品部，且在馆内陈设名贵国药百余种，凡此种种，使得药局更见旺盛，逐渐成为全省中药业饮片门市部的隽秀。

   “遵古炮制”是中药加工的传统方法，而郭厚坤却认为遵从古方不能墨守成规，应在遵古的基础上，参酌当今的科学技术，有所发展，不断提高药物质量，以满足病户需要，乃首创“遵古宜今”之议。在实际工作中，郭厚坤聘任经验丰富、长于鉴别药物性能与产地属性的检验人，选择道地药材，把紧进货关，进而向本市同行问道，学习乌鸡白凤丸、故宫补肾丸、皇后调经丸与三鞭健肾丸的配方工艺，并请名医郑守谦、曾觉叟、吴汉仙、彭咏伯等共同监制海狗鞭补肾丸、人参补脑汁、纯净当归精等新药应市，且悉心引进杭州庆余堂、上海雷允上、北京同仁堂所珍藏的皇室秘方，再经名医审定，制成多种成药，疗效甚好，为用户所喜爱。有些平时销量少，制作周期长的药物，尽管无利可图，但从特需出发，湖南商药局仍尽力而为，不惜独家经营。１９３４年，郭厚坤应宏济堂经理王棣生、中华国药局经理袁渭斋之邀走出长沙，认真向杭州、北京、武汉等地的全国著名药店请教经营之道、炮制之方、广告之术，同时购进新成药１０余种上柜应市。参观学习之后，郭厚坤眼界大开，更加锐意求新，不但中草药材、膏丹丸散、花露名酒应有尽有，而且改进装潢，采用彩印铁盒、陶瓷壶罐，包装自制成药，附送传单，注明配方、疗效与保管使用方法，加上门前高悬霓虹彩灯，夜晚华光闪烁，引人注目，名噪全省。

湖南商药局急人之所急，不断扩大免费服务范围，夏天供应凉茶暑药，夏秋之交，赠送时疫药末，并为顾客备有茶水、报刊、象棋，特别是指派专人掌握鸦片解毒技术，遇有所求，不论白天黑夜，随请随到，紧急抢救，不取分文，得救者颇不乏人，广为社会称道。

郭厚坤认为企业兴盛关键在人，于是将人才的培养与合理使用摆在治店的首要地位，定时组织店员、学徒进行业务技术学习，要求通晓各种药物的基本性能，熟悉“汤头”歌诀，做到在柜台上能问病卖药。他本着“先生（店员）要老，学徒要小”的原则，不惜重金礼请学有专长的业务技术能手，委以重任，放手使用。如当时中药界中佼佼者章鼎臣、傅连舫、萧介思、朱克明等都是湖南商药局的台柱，在继承和发展中药事业以及培训技艺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

湖南商药局治店从严，一切均按规章办事。职工既分工明确，又通力协作。店堂之内，一律着编有号码的店服，服务必须热诚周到。作坊人员发有工作衣帽，严格执行工作制度，讲究卫生。职工薪给待遇优于一般同业，按实际业绩，每月分别从银元１５元至６０元，按级按时发放。年终发夹薪一个月。每年规定休假４８天，实际休假不足者，按天数计发工资。业余时间的加班加点，按时或按件计工，作为额外收入。家住市内的职工家属多能安排店内干零工杂活，核实计酬。职工生活上的临时困难以及疾病治疗，均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处理，店内上下关系融洽，和衷共济，乐于为企业共同效力，药店经营，长盛不衰。

    １９２９年３月，全国各地中医、中药界组织联合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取消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取消所谓“废止旧医”议案。郭厚坤积极联合市中医、中药界代表人物向湖南省国民党和政府请愿，发表声明并通电全国，迫使国民党当局作出了让步。１９３８年郭厚坤曾出任长沙市国药业公会理事长。

长沙“文夕大火”，湖南商药局惨遭焚毁，损失折合银元达３０余万元。火后，被迫收束各分支商店，集中余力，继续开业，以图东山再起。不意１９４４年长沙沦陷，辗转逃难途中，损失殆尽。光复后，郭厚坤利用其在药业界的信誉，迅速复业，两三年中颇有起色。不久终因时政腐败，加上股东存在意见分歧，生意变得萧条。在了清债务后，郭厚坤忿然转入济南药室。此后，湖南商药局已是奄奄一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人民政府扶持下，通过全体职工的努力，才有所恢复。１９５６年，湖南商药局公私合营，业务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全市药业中心之一。

劳九芝堂药铺

劳九芝堂药铺是长沙西区境内一家最负盛名的老药店，创于清康熙初年，经清朝、民国，直到１９５６年转入公私合营，历时３００余年，均由劳氏家族经营，世代相传，凡十二辈。创始人劳澂，字在慈，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工诗画，又谙医术，在当地小有名气。康熙初，慕湖南山川秀丽，携子劳楫（字名亭）来到长沙，租居岳麓山下，后迁入城中西区坡子街关圣殿对面（即原九芝堂旧址，今省国贸职工医院对面），与江西人杨姓店主所开青芝堂药铺相邻。劳澂将子劳楫拜杨氏为师学制药。后杨氏避兵患举家迁返原籍，劳氏父子遂将其药铺顶下，自行开业经营。时经年兵荒马乱，瘟疫流行，药店生意兴隆，业务日有发展。至清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传至四世劳楫之孙劳禄久时，药店已初具规模。禄久为进一步开拓业务，扩大经营，乃将附近民房收购，扩建店址，装饰一新，而一跃成为长沙药业之大户，并以曾祖劳澂晚年所绘“天香春屋图”中“植双桂，桂生九芝”之意，将药店牌名改名“苏州劳九芝堂”，又以“灵芝”为商标，以示其药品之名贵。该商标一直延续至今，仍为部分传统药品所袭用。

九芝堂在劳禄久的积极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获利颇巨，家业日丰。时清廷捐官卖爵风行，劳氏家族为巩固基业，光耀门庭，亦不惜以重金捐买官爵。据传劳氏历代捐官多达２６人，出入官府，煊赫一时。同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清廷指定湖南特产百合粉、荸荠粉、藕粉等作为常年进贡之物，而贡品质量要求较高，如荸荠粉每百斤原料只选取极细粉末半斤。当时湖南食业的加工设备和碾粉技术均达不到要求，而九芝堂则拥有精制眼药的较高漂洗、碾粉技术，于是通过劳氏捐官们的钻营，打通关节，终于从长沙县善后局捞到了这一加工贡品的美差，虽加工荸荠粉收入仅４００两纹银，利润甚微，但通过这一加工贡品业务，加深了与官府关系，药店身价倍增，生意更益兴盛，每月营业额达白银４０００余两，创九芝堂开业以来的最高峰。

    与此同时，九芝堂除积极经营商业外，并以其日积月累的商业利润，另以劳森泰堂名下广置良田、房屋，先后在长沙城郊大圫铺一带购置田地１６００多亩，在市区坡子街等地购置房产多处，以进一步充实家底。两堂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以森泰堂的固定资产为支柱，更赢得九芝堂的殷实信誉，从而招来了不少城乡民众愿以终身积蓄存入药店，咸认为较之一般钱庄、银号可靠。九芝堂则因势利导，进而兼营金融信贷业务，相辅相成，使其经济实力更加雄厚，翘首行业，显赫于工商界。

九芝堂的业务经营上，有其自身的特色，它从药店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开拓成药经营作为业务发展的指导原则，早期以经营咀片配方和制销各种具有治疗性的膏、丹、丸、散等成药并举，有专治小儿惊风的紫金锭、专治跌打损伤的附桂紫金膏、专治眼疾的八宝光明眼药等，均以疗效显著而驰名于世。中期改以制销成药为主，扩大品种，增制各种滋补营养的高档药品，如益气养血的参桂鹿茸丸、滋肾养肝的杞菊地黄丸、健脾安神的归脾养心丸等，亦名噪一时，饮誉省内外。后期（长沙大火以后）因部分人员离散，经销咀片配方，切削技术不及他人，乃放弃咀片，集中全力制销成药，除继续生产以上各种传统名优药品外，还有万应神曲、午时茶、狗皮膏药、健脾药糕以及虎骨药酒等，均在广大顾客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其销售对象，初以本城为主，后城乡和外地并重，并采取定期特价供应，广作宣传，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日，半价销售，以招徕顾客。外地商贩亦争相来长排队购买，营业十倍于往日，因此更扩大了九芝堂的社会影响。

九芝堂的药品驰名，主要是选料认真，制作精细，讲求信誉，不惜成本。如制作参桂鹿茸丸和附桂紫金膏所用肉桂，选用较一般肉桂价高数倍的越南上桂，鹿茸多用西茸或锯茸；制作丸、散所用麝香，则必选四川、云南优品。其制作加工技艺，亦特别讲究，要求严格，如八宝光明眼药中的炉干石必须锻透，反复细碾；珍珠粉要用空腐拌煮，使其易于碾碎；荸荠粉（有退翳障效能）须用水飞，使患者眼膜不受刺激，且有清凉舒适感。对配制蜜丸和熬制膏药所用白蜜、葱油、黄丹等配料，白蜜必须采用上等纯蜜，大葱要选用长一尺以上的，黄丹则须按季节下料，熬制时严格掌握火候，白蜜要熬成黄色液汁，葱油要熬成膏状油质，均预先熬好，以备配用，黄丹则待油熬成滴水成珠状始拌入，收膏时要趁热洒水，使油烟随水蒸气带走，故其制膏药具有明如镜，黑如漆，香味浓，天热不流汁，天冻不硬脱的特点。制作成药还力求药物原料新鲜，按各种药品的一定季节的销售量，采取分期分批生产。销量大的药品，如附桂紫金膏每日熬一锅（约１００斤），当日熬制，当日销售，使其色鲜味浓，不受潮霉，确保疗效。由于制作认真，质量可靠，故其产品不但遍销全省各县、市、农村，而且还远销云南、四川、贵州、新疆等西南、西北地区，南至广州、汕头、海南岛以及海外南洋群岛各地，均广受顾客欢迎。

九芝堂所制成药处方，有其独特之处，它不仅积极挖掘和整理各类传统古方，制作药品达３００多种，而且还善于根据病人的治疗反馈信息，深入钻研，大胆改进，按照古方作适当增减调配，使其药品疗效更佳。如儿科主药“灵宝如意丸”，就加重了麝香剂量，并将天麻用姜汁煮透；紫金锭是以古方“紫金锭”和“玉枢丹”两者合而为一制成；所制狗皮膏药，除增加麝香剂量外，还加配活血通经的海马、三七等伤科要药，均为其他同行产品所不及，而成为九芝堂的独特处方，外人难于仿制。

此外，九芝堂的用人制度，亦有其独到之处。劳氏家族世袭有四大房份，大房书名“古香”；二房书名“天香”；三房曰“双桂”；四房曰“松阳”。九芝堂即为四大房所共有。药店设“管事”一人（即经理），总揽全店大权，由四大房选举产生。加设“值年”和“监察”各４人，则由各房自行推选２人分别担任。“值年”主要协助“管事”开展业务（实为副经理职务），监察负责店务监督和纪检，均在店支取俸禄。店内制作工人、技师及店员（包括高级店员），大都雇请江西人担任。一以江西盛产药材，当地人一般对药材业务比较熟悉，长沙药材行又多为江西人开设，药店采购原料药材，可利用其乡谊关系得到方便；一以外地职工独身在店，无家室牵累，能一心为店，以店为家，亦便于保守业务秘密。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始在劳氏家族中招收学徒，从师学艺。故九芝堂业务能持续发展，享誉不凡，是与其善于用人和职工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