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八梨园春秋

长沙电影院的创设

长沙电影院的创始，有两种说法。一说长沙最早的电影院创设在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有日本商人山本在城中青石桥影院，由放映幻灯故事开始，发展到放映电影短片，如《罗克打鸟》、《卓别林淘金记》一类小机无声短片。场地狭小，座位不多，仅能容一二百人入内看。每日放映两场，没有门票，进门交钱。因属新鲜事物，市民趋之若鹜。但官绅之家，很少有人去看。传说某日，适逢某道台（一说是长沙知府），由此经过，衙役呼拥，鸣锣开道，街窄人多，阻塞不通，影响电影院业务。当时正值“辛丑和约”之后，依据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中日签订的通商行船续约第十款的规定，长沙开辟为通商口岸，日商得在此自由营业。因此，日商到处横行，有恃无恐。山本见门前拥挤，妨碍观众入场，乃气势汹汹，坐轿到湖南巡抚衙门交涉，要挟赔偿损失。巡抚余诚格深恐因此惹出外交事件，除向山本赔礼道歉外，当饬长沙、善化两县，代为另觅宽敞房屋经营影院。未久即迁到苏家巷李朝斌公馆（即后来的湖南电灯公司，今省粮食厅所在地），继续开业。后来呈报两湖制台，经清政府总理衙门依据条约规定，反复交涉，外商只许在沿河一带设栈经商，这家电影院只好迁到南门外灵官渡河街，院址偏僻，业务不好，山本乃改设山本洋行（亦名日本株式会社），经营日本料理馆（即饮食店）、照相馆和其他业务（亦说还有妓院），将电影业务停止。

    其时，还有美国传教士在西牌楼创设基督教青年会（据说此地旧为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的故宅），先是招待会员，偶然内部放映幻灯短片，后来改为每周星期六晚场，向外公开售票。从此，长沙的电影业务，由日本人手中转让到了美国人的手中。这种传说，与１９２９年长沙《大公报·谈荟》副刊登载刘岚荪所撰的《适园杂忆》的记述，大致相同。

另有一说，长沙之有电影，始于清光绪末叶，发起人为江浙人卢某，电影院设在小西门外河街中西宾馆（即后来的大东旅社旧址），放映外国活动影片，票价仅收制钱百文（小铜板１０枚）。惟以当时风气未开，观客甚少，加以股东意见分歧，仅开演１０余日即停业。

    迄宣统元年，青年会、信义会等教会，为宣传宗教学术曾放映幻灯影片，如圣诞节夜，映放耶稣故事画片。又有一说：戊戌变法期间，南学会早在又一村，放映过卫生、风景、教育等幻灯画片，见皮锡瑞《师古堂日记》所载。总之，电影是由幻灯进步而来，时间亦有迟早不同，可称为长沙电影事业的萌芽时期。

    民国初年，则有流动性电影院设立的传说，如福星街黄氏宗祠曾设电影院，西牌楼的春花楼（即后来洞庭春茶馆），亦曾设电影院，专属临时租地放映几部滑稽短片。这种电影院，仅具雏形，只有小电影机一部，又无新片更换。久则不能招引观众，又须另辟码头，迁地放映，即所谓的流动性质。此后，则有西牌楼基督教青年会的西片独家正式放映，起初限于会员集合时放映，不对外售票，影片以外国侦探惊险片为多。１９２４年左右，在青年会放映过罗克主演的《银汉红墙》，范雪朋主演的《三剑客》等片。后来，青年会每年夏季在西牌楼对面的体育场，开放露天电影场（即后来百合电影院），则电影已由室内移到广场放映了。同时北门西园的明德中学，也利用暑假期间，在校内球坪，经营露天电影，以便北区观众。

两处所放影片不同，青年会开始只放外国无声片，由该会干事杨怀僧、柳之俊、祖应祺轮流翻译。明德则多放上海明星公司出产国产无声片，如胡蝶主演的《两姊妹》，由英文教员杨笔钧担任讲解。及到１９２５年，青年会新建大四方塘新会址（即后来西区区政府及燎原电影院所在地），则经常以放映电影为业。青年会既有宽敞舒适的大礼堂，又有林荫夹道的露天网球场，四季放映，均称咸宜，业务之盛，几执长沙电影业之牛耳。青年会的电影广告，最为特殊，每天以一人执一木制石灰盒牌，推在通衢大街街心，刷上“今晚青年会有电影”８个大字，既醒目，又经济，可谓别出心裁。

    旋又有人在坡子街设乐乐电影院，箭道巷设霞光电影院，白马巷设明星电影院，西牌楼设百合电影院，随后又有青年会的干事易怀清在连升街设明明电影院，又在东茅巷丰仁里设乐天电影院，江西人陈宗陶在铜铺街万寿宫江西会馆设维多利电影院，还有北正街美西司旅社楼上坪台也开电影院，一时电影院如雨后春笋，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１０年时间，可称为长沙市电影业兴盛时期。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新闻界人士杜亦吾、柳厚民、廖若萍、蒋寿世等人，租了市商会的皇仓坪，创设远东电影院。在此期间，南门的万国、民乐、新舞台这些戏院，有时也放映电影，也上演京剧、湘剧。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建成之后，后面设有剧场，由百合电影院的魏乔年、肖扬武等承租，名为银宫电影院，放映国产有声影片，设备堂皇，座位舒适，业务极佳（即今之新华电影院前身）。西牌楼的百合电影院则歇业，改演湘剧。

４０年代初，坡子街新建大华剧院，开始也放过电影，后又改演京剧。抗战期间，影片来源短缺，长沙要从湘潭、衡阳等处电影片商人手中辗转租来，当时衡阳商会的卢瑞芳、周福生等人，即经营影片业务。长沙沦陷时期，长沙是否还有电影，尚未找到历史资料。

    光复后，长沙电影业又出现一度繁荣，黄兴中路有银星电影院、国泰电影院（即大众游艺场），宝南街有远东电影院，顺星桥有蟾宫电影院。美国影片充斥市场，《出水芙蓉》一类影片的广告，触目皆是。较之３０年代各电影院争相放映《江湖奇侠传》、《火烧红莲寺》有过之无不及。北正街美西司坪台、大西门中国饭店坪台、鱼塘街湖北会馆小学操坪，在３０年代中期，都争这类武侠影片，时常发生斗殴。有一次美西司坪台的白铁皮屋顶，忽然被一阵狂风掀起，飞到北二马路，电影场内秩序大乱，伤人不少。

过去长沙市电影票价，大致可分为一等：银宫、银星等，多放首轮影片，有时高达四角、三角不等。一般为二角。放三轮影片的如明明、维多利等处，则票价最廉，有时只收一角。

１９４９年，苏家巷空坪还有一家光明电影院，放映露天电影，５０年代初毁于火灾，即今市工商联宿舍处。

有人回忆说，长沙首放有声影片，是在中山东路星沙大厦，即今湘江宾馆处。该处原是何键的公馆。

默片时代的“三张嘴”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年代，长沙各影院放映的都是黑白默片，画面中只有人物的形象和动作，没有语言和声响，当时人们称它为“哑巴戏”。看这种戏时，影院在银幕旁设置一把高脚凳，请一位口齿伶俐、通晓剧情的人坐在上面讲解。当时长沙市最受观众欢迎的讲解员有３位，美西斯电影院的周公侠，维多利电影院的宋十四和远东电影院的柳厚民，人称“三张嘴”。周公侠曾是城隍庙带发修行的和尚，叫“四和尚”。又因为他曾被人冤枉吃过官司，坐过班房，关于他的报道在小报上热闹过一阵子，颇为人们关注。周公侠崇尚时髦，蓄着西式分头，一身西装革履，与众不同，更是引人注目。他的口才很好，又颇风趣，自担任电影讲解员后，专门去美西斯听他讲解的人挤破了门槛。

宋十四是维多利电影院的职员，讲解影片十分卖力，有时候喉咙嘶哑了，也要坚持讲完才休息。他善于抓住剧情的主要线索引伸发挥，使内容更贴近市民的日常生活，加上一口地道的长沙话，讲解时表情毕肖，手舞足蹈，感染力很强。

柳厚民是远东电影院的一个股东，嗓音宏亮，发音清晰，语言富于幽默感。在讲解较沉闷的剧情时，他往往穿插一两句俏皮话，逗得观众哄堂大笑。

当时长沙各影院虽然都是上映“哑巴戏”，但由于有人讲解，生意仍很兴隆。直到有声片逐渐代替默片后，这些讲解员才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文社最早演出话剧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长沙话剧的历史还不到１００年。最早的话剧演出活动，是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秋冬之间。

邹欠白在１９３４年所著《长沙市指南》中记载：民国元年，浏阳人、南方青衣花旦欧阳予倩及陈大悲等，发起筹建春柳话剧社，并组织新剧团于北门外湘春街左文襄公祠（今工人文化宫）。他们每天演的话剧，都有剧本。票价较高，每张票卖八角至一元。观众多是知识分子，后来迁移到大东茅巷小瀛洲普天春，改称文化新剧团。一个月后，又迁到育婴街新舞台，更名化新剧团。邹欠白的这些记载，可能失实。因为很明显，春柳社是１９０６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主要成员除欧阳予倩外，还有李叔同、曾孝谷等，决不能在６年以后，又在长沙成立一次。近年省艺校教师高宇自北京携归有关中国话剧史料，其中有“文社”之称，而且还有组织规章。欧阳予倩等人当年在长沙筹建话剧组织的名称，可能是文社。

    １９１６年春，袁世凯窃国称帝，举国唾骂，长沙修业学校校友会组织化装讲演团，在旧善化县文庙（即今大古道巷东文庙坪），演出话剧，据说其演员中有当年春柳社和文社的人参加。浏阳欧阳先生看了这次演出，在《长沙日报》上发表了两首小诗。其一曰：

春花春柳总尘埃，文社飘零剧可哀。

不道当年广陵散，又随杜宇过江来。

    其二曰：

兵戎弦诵共仓皇，干羽两阶事亦荒。

户外闻歌歌当哭，声声清泪落宫墙。

    据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长沙《大公报·谈荟》副刊刘岚荪所撰《适园杂忆》，这次欧阳予倩等演出地点，是在北门长沙城隍庙旁李公真人庙前坪，搭设临时戏台。第一日演出剧目为《社会镜》，第二日为《家庭恩怨记》。据此，则长沙话剧最早演出地点，是在李公真人庙（今成功街），其后才迁到左文襄公祠，再迁到丰瀛里普天春，然后又迁到育婴街新舞台演出。

    欧阳予倩为浏阳宿儒欧阳中鹄之孙。中鹄又为谭嗣同、唐才常的业师。广州某报误指中鹄为予倩之姊，实谬。

话剧最早演出，当属业余活动，这个传统一直到１９４９年，是爱国知识分子和新文艺工作者结合而成，同时也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学生业余的活动。例如设在城南路的青春文艺社、冻雨话剧社、现代剧社、逆流社以及一九三六社，都是业余组织，成为３０年代抗日宣传的巨大力量。话剧成为通俗话剧，亦称文明新戏，而衍变成为专业剧团，可能是在１９２１年以后。当年桃花井第一台停演京剧，由李闲鸥、周唳鹃、王笑笑等人，组织文明新戏班，亦以通俗话剧社为名，演出《枪毙阎瑞生》、《张文祥刺马》等剧目；杨剑侬等人在新舞台演出有《三笑姻缘》、《怪手党》等剧目，亦名扶风话剧社，这应是话剧专业化、职业化的嚆矢，以营业性质出现，似与业余话剧有所区别。

当年还有一位革命老艺人刘艺舟，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经常以话剧演员身份，搭伴一些职业魔术杂技团体，穿插一两个半讲半唱的另一种话剧（又像活报剧）形式出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在长沙远东剧院作过表演，后来听说流落江湖，不知所终。

《丽人行》的连锁反应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为期８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在胜利之后，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并没有摆脱，这是多么大的历史悲剧?选对于这个悲剧实质的揭示，则是著名戏剧家田汉的力作《丽人行》。该剧对现实生活鞭辟入里的强大力度与深刻意义，则在其取材于国民政府丧权辱国，残民以逞的严酷现实：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在饱尝了八年沦陷区的屈辱之苦以后，以满腔热情去欢迎进驻北平的国民党军和驻华美军。她自告奋勇地去与美军官兵打交道，当翻译和参加联谊会。孰料竟在１９４６年的圣诞节之夜，被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了！为此，全国学界曾举行过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但国民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竟不敢处置罪犯皮尔逊，眼睁睁地让他在美国大使馆的包庇下逍遥法外，回国去了。戏剧大师田汉以此为原型，结合上海摊贩遭国民党军警压迫，造成家破人亡惨祸的事件，创作了话剧《丽人行》。它通过上海缫丝女工金妹在沦陷时被日寇强奸、家庭惨遭日寇和汉奸摧残的悲剧命运，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汪伪政权发出了血泪的控诉。虽写的是沦陷区的事情，但对于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实质，却起到了举一反三、振聋发聩的作用。故该剧于１９４７年夏由演剧二队在江苏无锡首演，获得极大的成功，立即在全国产生强烈的反响。

《丽人行》的剧本很快就由演剧二队传到了当时在长沙的演剧四队和六队，并立即付诸排练。原四队队员、著名音乐家宋扬正在长沙清华高级中学任教，通过他邀请演剧四队的导演李超（曾任中国剧协秘书长）来校作学术讲演。表面上是传授戏剧常识，实际上是介绍共产党所领导的演剧队的战斗历程，阐述革命文艺与群众相结合便成为强大的宣传力量的道理。对于《丽人行》的题材来源及其重大、深远的意义，更作了详细深刻的介绍和剖析，使大家深为所感，竞盼先睹为快。

但湖南省政府对于《丽人行》的上演持反对态度，先由省府新闻处出面索阅剧本，旋即以“其中言词激烈，有煽动民心之嫌”为借口，禁止演出。经演剧四队和六队的领导和地下党员魏曼青、李超、舒模、刘斐章、叶向云、刘高林、储声虹等骨干组成的演出委员会的据理力争，并得到地下党领导的长沙新闻界的进步力量如《晚晚报》、《实践晚报》、《经世》等报刊的支持和呼吁，迫使省府新闻处撤销禁令。该处虽向四队和六队发还了索阅的剧本，但仍以劝说或暗示的方式，要演剧队更换剧目，并威胁说，即使上演了，“如有不测，则恕不负责”。

    正在双方僵持之际，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愤然辞去武汉行辕主任之职，回湘主政。在其出任省主席的就职宣言中，表示要“革故鼎新，实行民主治湘”。中共长沙市工委针对这个表态，通过上述报刊强烈要求当局实现思想、言论和集会自由。因此《丽人行》一剧就是考验省主席程潜施政诺言所将的一军。程潜为了挽回竞选失败的劣势，争取民心，加上演剧四队和六队原是他武汉行辕属下的剧团，现在正需要其给自己撑门面、造声势，于是慨然亲谕新闻处长刘伯谦“顺应民意”，批准《丽人行》的演出。

湖南省政府新闻处处长刘伯谦虽然是中央大学外语系高材生，受过“五四”精神的熏陶，亲自经历过“一二·九”运动，但因其出身于官宦世家，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竟投身到国民党中坚派陈立夫、陈果夫（简称ＣＣ）那里，成了国民党嫡系在湖南的重要人物。他原以为由自己出面禁演《丽》剧，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既然程潜已授意他准许《丽》剧上演，他完全可以体面地收场。但他还是要矜持一番，好使他主持的新闻处的面子不致一扫殆尽。虽然自己不再出面，还是派了一位新闻检查官曾梦阳到演剧队去按照剧本逐场逐句地监督排练。他何曾想到，既有程潜的首肯在前，他这一着“马后炮”的招数，不但不能自抬身价，反而会自讨没趣。幸亏曾梦阳善于斡旋，才不致陷于尴尬的局面。

    曾梦阳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在学生时期即擅长交际。及入官场，更趋老成练达，对于当新闻检查官，当然是得心应手，应付裕如的。对于《丽》剧的剧本与有关新闻报道和评述文章，尽量保持与无锡首演时相符与相似，做到“船也过得，舵也过得”。然后给刘伯谦处长写上一份签呈：“承示，对《丽人行》剧本及排演情况，有关新闻与文章，悉已检视，与无锡首演时相符，窃以为尚无大碍，但未敢擅专，敬请察阅、定裁。”刘伯谦有了这份材料，对上可邀“督办得力”赞赏，对下则获得“雍容豁达”之推崇，便顺手推舟，“照准所请”。

《丽人行》的上演经过上述的反复较量，使原来不动声色的交道反而扩大了影响，而且公开化了。这样便使得《丽》剧之上演成为演剧四队和六队及新闻、文化界的共同胜利。特别是由此而产生的连锁反应，促成了长沙专业、业余戏剧界竞相上演革命和进步戏剧的高潮。

首先是省民众教育馆排练、上演了高宇创作、反映进步青年生活的话剧《奇女行》。景片、道具都由自己制作，但照明的设备和器材需资甚巨。高宇硬是专程回一趟益阳，将其父经营的达人针织厂的织袜机卖掉３台，用作演出经费。他的这次“壮举”，在同仁中传为佳话。通过这次演出，奠定了物质基础。省民教馆通过考试招收演职人员，成立了实验剧团，利用公余、课余时间排练和演出。这种“以戏会友”的方式，吸引和团结了广大的专业和业余戏剧工作者，志趣相投，通力合作，不断推出新剧目。如高宇、萧云端、黄其道、柳铁城、曹藻等人连续演出了沈浮编剧、描写国统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善良愿望的《小人物狂想曲》、袁俊（张骏祥）的力作《边城故事》，刚从上海剧专毕业归来的钱琪，则“渗透”到省保安团的剧社，执导、演出了阳翰笙的名著《天国春秋》；明德、广益等中学的师生彭承礼、彭健夫等演出了许幸之编剧的《阿Ｑ正传》和吴祖光的代表作《林冲夜奔》。周南女中演出的《郁雷》，通过宝黛的婚姻悲剧，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争自由的意志；长沙清华高中排演了袁俊（张骏祥）创作的《万世师表》，歌颂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这些戏剧的上演，与演剧四队和六队的剧目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后期长沙市异彩纷呈、各有千秋的戏剧文化景观。

宣景琳长沙受困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有两位电影女明星：宣景琳与胡蝶（阮玲玉稍后）。宣景琳主演的影片有《少奶奶的扇子》、《上海一妇人》、《歌场春色》等，并与胡蝶合拍《姊妹花》，成为当时上座率最高的巨片。她与胡蝶争雄于影坛，但因为她不识字，又是苏州人，普通话说不好，再加上曾经吸过鸦片，所以比不过胡蝶。当时由默片进入有声片时代，普通话十分重要。洪深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苏州人说官话。”这就是冲着宣景琳说的。后来，宣离开“明星公司”，组成一个小剧团沿长江卖唱。

    １９３５年７月，她的剧团到了长沙。这时正值长沙百合电影院首映她的《歌场春色》，而且片前还有一段她的清唱《汾河湾》，所以赢得了长沙人的青睐，剧团门庭若市。其中有一名军人，看中了这位“半老徐娘”，特设堂会请她出席。因传说该人有金屋藏娇之意，所以她没有去，因而得罪于人，被责令不许离开长沙。宣景琳焦急万分，只得托人找何键的女婿李觉求救。李觉说：“莫怕，我送你上船。”这样，宣景琳才悄悄离开了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