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八梨园春秋

长沙花鼓戏的兴起

    花鼓戏是一种民间喜闻乐见，而且历史悠久的地方小戏。清康熙时大兴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记载：作者在清初客游衡山时，即见民间于新春唱“采茶调”。有人说花鼓戏的兴起，不得晚于清乾隆年间，亦有来历。

    不过，花鼓戏进入长沙市，正式设班演出，为时并不久。因为旧时视花鼓戏为“花鼓淫戏”，清末同治年间，长沙、浏阳县志中，均载有禁演之令。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华实纱厂工人在春节来长沙巨室公馆里，深夜秘密演出过花鼓戏《三宝游春》、《送表妹》、《拷春桃》等折子戏。演员皆是业余工友，服装也很简单，旦角带个勒子，头盖毛巾而已。过去长沙人称花鼓戏为“躲躲落和”，大约即是不能公开演出之意。３０年代，湖南省建设厅在今青少年宫广场办四省土特产交流会，场中搭了３个临时戏台，一个演京剧，一个演湘剧，一个约了浏阳乡下业余花鼓艺人来演花鼓戏，艺人刚到，舆论哗然，一夜之间，戏台被毁，只得告吹。４０年代中，抗战胜利以后，蒋寿世等人在今黄兴中路废墟中，开设可园商场，场中设红叶餐厅，东设银星影院，西设绿苹书场，成为当时长沙市新兴的唯一娱乐场所。绿苹书场经理宾正眸，延聘西路（沅江草尾）花鼓戏艺人来长演出，当时不敢公开称为花鼓戏，易名“楚剧”，由何冬保、张汉卿、姚悟卿、胡华松等人，组成《牖民楚剧改进社》。据何冬保生前回忆，当时是煞费苦心，几经周折，才能获得演出的。国民党市党部既要缴呈剧本，又要审查剧目，一再刁难，最后经过托人疏通，才批准试演７天。据胡华松生前回忆，当时他们生活很苦，白天挑河水卖，吃烤红薯度日，才能换来晚上登台演出的机会。可见花鼓戏进城设院演出，是经过不少困难的。何冬保到处求援，请客送礼，确是出力不少。１９４６年花鼓戏在长沙第一天登台的打炮戏是《秦雪梅教子成名》。这是一出宣扬封建道德的戏，因此才得批准。从此得以延续上演。演出剧目中，《杀蔡鸣凤》很受欢迎，而《田氏谋夫》，又几乎遭到枪毙。在绿苹书场演出半年之久，票价仅收茶资法币３角，一则座位不多，最多只能容三四百观众；二则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剧团很难支持；三则因政府决定修通黄兴中路，书场被拆。１９４８年，何冬保等一度迁到周吟秋所营的中山西路民众戏院（即后来的红旗戏院），演出未久，业务不振，又告歇业，几经周折，又迁到黄兴中路雪园后面露天场，演出了一个短时期。１９４９年，又迁到黄泥街双鸿里美琪剧院（即后来的市文化馆）。当时，有些花鼓艺人，误听谣言，纷纷离长返家，何冬保、张汉卿则仍坚守阵地，直到８月初，敲锣打鼓，迎接长沙和平解放，花鼓戏才真正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立根于长沙市。５０年代，大批花鼓戏艺人由西湖、宁乡、浏阳、益阳、长沙河西等地，拥入长沙，南北四城，花鼓戏院一度多达１８家之多。

民国时期的京剧

长沙之有京剧戏班，传说始于清末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从北京回湘的京剧票友王定保，亦名王迪衡，组织一些喜爱皮黄的人，取名《九如北班》，在小西门外水符庙戏台演出《朱砂痣》、《九更天》、《桑园寄子》一类京剧折子戏。当时湘剧艺人恐其争夺市场，拒绝其参加本地老郎庙梨园公所，极力阻止其入城营业，旋即辍演。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孚嘉巷的宜春茶园原来演出的湘剧戏班，为巨绅叶德辉所罗致，迁到织机巷耕耘圃新建的同春园，宜春茶园暂时停业。适有北京南来的京剧艺人穆春山、李赶山等，为谋生计，组织“三庆京班”，承租宜春茶园演出京剧。开演之前，又遇叶德辉等阻挠，经央请湘军将领杨岳斌之后豪绅杨巩（绰号杨三豹子），及厦门提督孙道仁之后人七大人、湖南藩台庄赓良之侄庄钟渊等人从中斡旋，才准参加老郎庙，进城演出。旋因大西门一带业务不好，又迁到育婴街新舞台旁边（原九洲大旅社所在），创设同乐园。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有徐莘园（诨名徐胖子）其人，曾在长沙青年会演过话剧，办过会食堂，后又加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当演员，他在织机巷桃花井创设“豫园”，设立“转台”，据说为湖南之首创，后又改名为“第一台”，延聘京剧演员粉牡丹、七盏灯等人，演出《探阴山》、《花田错》等剧目。穆春山、李赶山等老演员都合并参加，并与湘剧艺人结好，帮助黄元和、黄元才、罗元德等学习武打戏，给湘剧表演艺术丰富了营养。

    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有熊姓商人组织京剧坤班于樊西巷仁美园，名曰“霓园”。后又有李荣斋等人，另组京剧班于马王街小瀛洲旁，名曰“湘舞台”，座位舒适，布置雅洁，演员阵容整齐，业务驾于霓园之上，霓园因此停演。

    又有东安席某，在东茅街丰瀛里东首席少保（清末湘军将领席宝田）私祠，建筑新式剧场，名曰“楚舞台”，由沈察甫任经理，布置更胜过湘舞台，所聘演员，除全部接收原霓园的角色外，还从北京聘来不少新演员，特别以“猴子戏”的武打擅长，如《大闹天宫》、《十八罗汉斗悟空》等戏，名噪一时，以致湘舞台业务一落千丈。但好景不长，湘舞台及楚舞台，均因设在马王街附近，与修业学校及稻田女师相邻，车水马龙，不无干扰，两校乃联名呈报政府，指为有碍学务，影响教育。致被当局勒令停业。湘舞台乃迁育婴街，与四川人胡文同合作，更名“新舞台”，演出京剧未久，后让给湘剧同春班演出。楚舞台则无形瓦解。席少保祠内剧场，有时租出临时开游艺会之用。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又有金融业巨商李某，投资将桃花井第一台，改建为“潇湘第一台”，演出京剧，因南北战争，时局不宁，未久亦停。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又有湖北人王景堂组织“景春园”于箭道巷，上演京戏。业务不振，后改为“寿春园”，成为湘剧福禄坤班发轫之所。１９２１年，湖北人邬天喜等，组“四义京剧坤班”（亦名髦儿班），均青年女演员，设在育婴街原同乐园旧址，改名“同庆园”，演出时间不到一年，演出剧目有《小放牛》、《探亲相骂》、《小上坟》等。

    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又有王某组织京班于东茅巷丰瀛里普天春演出，都以经营不善，未久停业。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梁月波、叶尚农等就同春园旧址，组织万国大戏院，先放映电影，后改演京戏，先后聘请北京名旦徐碧云来长演出《玉堂春》、《绿珠坠楼》等剧目，观众为之耳目一新。旋又聘约著名老生言菊朋来湘，演出《打鼓骂曹》、《法场换子》、《让徐州》等优秀剧目，生意很好。梁月波与汉口共舞台朱双云友好，约定凡是北京名角到汉口演出后，一定要邀其来长作短期演出，因为当时专约北京名角来长，必须负担全程路费，如果能与汉口挂钩，则只要付出由汉至长之短途路费，能节约甚多。因此，后来如北昆韩世昌、白云生在万国演出昆剧《思凡》、《别姬》等剧目，演出轰动湘城，湖南大学中文系老教授刘寅先，每晚远涉重河，前来聆赏。临别还约了湘中耆宿，赋诗饯行，出刊一本《青云集》，传为佳话。随后又有京剧演员花想容来长演出《牡丹亭》全本；武生马麒麟演出《三本铁公鸡》，真刀真枪，大打出手。万国业务，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有原赵恒惕部下师长退伍军官新化刘金铡（人称刘八胡子）及回族军人蒋葆三等，联合新化帮矿商，在麻园湾商余俱乐部集议，在南门外当铺巷新建民乐大戏院（即后来的城南剧院，今之劳动剧院所在地），初演电影，业务不佳，乃聘杨叔槐为经理，改演京戏，聘请海派上海著名红生夏月润及其子谭派老生夏荫培（谭鑫培的外孙）和老生张月亭等，来长演出《关公走麦城》及《卧薪尝胆》等剧，业务大振。旋与万国戏院梁月波合作，改聘新闻记者出身的戏剧业同业公会主席何少枚为外交经理，又接来海派老生刘荣升、孙柏龄及名旦三牡丹姊妹，演出《香罗带》、《潇湘夜雨》等名剧，并演出扶风社票友、北京名票程君谋之侄程富荪所编的《再生缘》新剧本。

    １９３４年秋后，又陆续邀聘北京四大名旦的程砚秋，偕同老生王少楼等来此演出打炮戏《荒山泪》；随后１９３５年又聘来尚小云剧团，演出《雷峰塔》、《汉明妃》、《摩登伽女》等剧。接着又在万国戏院聘来荀慧生剧团，演出《红娘》及《红楼二尤》、《锁麟囊》等剧。当时京剧在长沙，确实十分火热。

    １９３６年秋，新闻记者萧石朋兄弟与碧云轩纸庄杨叔权合伙，在小瀛洲原江南戏院旧址，改建一所大型扇形剧场，名为长沙大戏院，又会同梁月波通过汉口朱双云，首先邀聘京剧著名红生林树森来长开台，开台仪式，焚香鸣炮，演出《五路财神》，接演关公戏，业务还好。是年冬又续邀京剧名角马连良剧团来演出，有马富禄、叶盛兰等，阵容很齐，首先演出《借东风》，前鲁肃，后孔明，马连良一人兼演两角，使满座倾倒，特别是演《青风亭》、《打登州》这些剧目，过去都很少得见。《一捧雪》一剧给湘剧《莫成替死》很好的借鉴。但时近年关，又下大雪，上座不佳。

    １９３７年春，萧氏兄弟为了挽回业务，不惜重金，到北京聘请梅兰芳剧团来长作一周的短期演出，梅剧团的阵容惊人，有老生奚啸伯，小生姜妙香，大净刘连荣，小丑萧长华，武旦朱桂芳（九阵风），贴旦姚玉芙（芙蓉草），老旦李多奎等人。演出剧目《宇宙锋》、《四郎探母》、《洛神》、《太真外传》、《廉锦枫》、《霸王别姬》、《起解大审》等，还演出加场昆曲《思凡》、《刺虎》。票价高到银元４元８角（随票赠龙井茶一杯），场场爆满，连站票都要收１元。湘省主席何键夫妇每晚必到，东茅街一带车水马龙，人称为“万人空巷看梅郎”，可说是长沙京剧之顶峰时期，萧等人亦获利甚丰。继之又约了厉家班、文林社两个小科班，先后在长沙、万国两院上演。

    当时工商各界有些人见京戏有利可图，江西人余屏翰同湖北人合伙，又在鱼塘街湖北会馆世界大戏院，接来上海红生小三麻子演出《飞龙传》、《千里送京娘》等剧。又有长沙油业的陶某在东长街（今蔡锷中路徐祠巷四川会馆），开设陶陶大戏院（后改南京大戏院），聘来上海四大名旦之一的刘筱衡，上演《开天辟地》。湘西人陈某又在青石井，租建金城大戏院（后改文华剧院），聘请上海名旦绿牡丹黄桂林，上演《龙女牧羊》。由于竞争激烈，都未能持久。江西人陈宗陶也一度与新舞台合伙，接了南京夫子庙的王熙春上演过《红楼梦》，均属昙花一现。

    １９３８年春，梁月波以万国戏院地址偏僻，又承租又一村民众俱乐部大礼堂（即今青少年宫前门坪内），成立黄金剧院，聘来上海标准京剧团，由顾无为、卢翠兰夫妇上演《樊梨花移山倒海》、《柴竹林观音得道》、《白蛇传》等连台本戏，以机关布景相号召，一度又轰动长沙。萧扬武等人又在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后的银宫大戏院，聘有李雅琴、白淑云、金继谭等，先后上演海派京剧。还上演由田汉编导的《江汉渔歌》、《梁红玉》等剧。

    当时抗战军兴，烽火连天，沪宁一带京剧艺人，多假道长沙去到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因此，颇为热闹。是年秋初，山东京剧团由山东戏剧学校校长王泊生率领，亦在黄金戏院上演过《打金砖》，誉满湘城。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长沙“文夕大火”之后，长沙戏剧处于低潮，京剧艺人有的远走高飞，有的流离转徙。黄金戏院的陈效梅、陈效兰姊妹与老生叶乃柏，远走沅陵，与金城戏院的唐韶笙、刘韶秋等在沅陵唱对台戏，因为当时湖南省政府一度迁到沅陵，因而带来市场的虚假繁荣。金继谭、白淑云则走湘潭、衡阳。长沙当时只剩有由江浙逃难来的海派老生张竹侬、张培鑫、武生王麟昆、旦行张秋萍等一家，乃由市商会临时筹委会负责的陈宗陶集资，在里仁巷一块火烧坪（过去警察协会的旧址，后市工商联礼堂处），搭一座半露天的京剧场，由张竹侬收集一些流落街头的京剧艺人班底，临时演出。张是南通戏校欧阳予倩的学生，温文尔雅，急公好义，尝从名票徐凌霄、名角周信芳学习，一出《斩经堂》演出，居然也能立足于火后废墟之中。后来得到江西帮工商界人士资助，在坡子街余太华金号的地皮上，建立大华剧院上演，业务也还可以。陈效梅、叶乃柏回长之后，又加了夏荫培，由梁月波仍在民众俱乐部重组黄金戏院，演出《纺棉花》、《戏迷传》等节目。

    此后湘北连次会战，敌机轰炸，疏散频仍，富商巨贾，迁移衡阳、桂林、贵阳一带。省会政治中心又南迁耒阳，长沙庐舍为墟，人口减少，铁路不通，交通不便。加之陈效梅又适人离团，张竹侬也因病逝世，长沙京剧，一蹶不振。长沙沦陷，京剧绝迹。１９４６年，抗战胜利以后，梁月波招股集资在织机巷神农殿米业公会原址，新建黄金大戏院，聘请北京名角李万春、赵燕侠、姜绮云等，先后上演《大闹天宫》、《红楼二尤》、《  蜡庙》、《花田错》等剧目，业务虽好，梁月波经营不善，仍然捉襟见肘，负债累累，于１９４９年停业。原张竹侬剧团由张培鑫、王麟昆夫妇，扶植张竹侬一女张文珠成立文珠剧团，又得到植物油业一些工商界人士资助，在登隆街新建长沙大戏院上演，先后聘请关肃霜、高盛麟等名角来长演出，业务一度兴旺。

张竹侬名城瘗骨

张竹侬，浙江杭州人，幼家贫，小学毕业后，投入张謇所办南通伶工子弟学校，列欧阳予倩门墙。习老生，后搭班沪杭一带，又从名票凌霄阁主徐凌霄游。得窥汪（笑侬）派之门。《亡蜀鉴》一剧颇得汪之神味。旋师周信芳，演《吴汉杀妻》、《宋江杀惜》等剧，在麒派表演艺术上，有所发展。

抗战军兴，江浙沦于敌手，张竹侬热爱祖国，积极投入抗战行列，组织部分艺人，成立流亡京剧团，溯江而上，辗转来到长沙。适“文夕大火”，黄金戏院京剧团散班停业，许多外籍老弱班底演员，生计无着。张竹侬仗义勇为，悉收容之，在里仁巷露天坪搭临时戏台演出，民主管理，公开分账，使老弱之辈免于流落街头，人皆德之。后得工商界之助，在坡子街租大华剧院演出，稍奠基础，成为后来长沙一个实力雄厚的京剧团体。

张竹侬为人平和正直，勤奋好学，谦虚有礼，待人诚恳，人皆乐与之交往。湘北三次会战，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耀战功，着人编出《湘北大捷》京剧，搭台于协操坪（省体育馆），强令张竹侬带病扮演司令长官，扎长靠，戴帅盔，跃马挥戈，冲锋陷阵，左右树“薛”“岳”两字大纛旗相随。用传统服装程式，扮演当代人物，真是不伦不类，笑话百出，人皆嗤鼻，责难于张。随后还责令其前往平江、汨罗一带前沿阵地，演出劳军达十余场之多。张竹侬原患严重肺病，急待静养，但经此折腾，心力交瘁，病情加重，咳嗽吐血，竟至不起，于１９４４年春节前，卒于长沙市桃花井，年仅３６岁。爱好京剧者无不同声惋惜。

黄曾甫曾有一联挽之曰：

少怀壮志，天负君多，二十年落拓江湖，赢得名城埋侠骨；

细数知音，当推我最，元旦节凄其风雨，怕歌楚地赋招魂。

当年随张来湘原班艺人，存者无多。仅存其妹夫王麟昆（武生）夫妇，在长改行从事电影。其弟子义女张文珠（花旦），后在怀化京剧团，任地区戏曲工作室主任。

名琴师李慕良

李慕良，湖南长沙人，出身于梨园世家，父李赶三为京剧丑行名演员。李７岁即开始学戏，９岁学拉胡琴，１２岁即登台表演。李原名叔岩，想是崇奉“余派”，故以余师名讳用作己名。李工老生，对京剧音乐尤刻苦钻研，１４岁时即在长沙代人为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先生操琴。马惊为奇才，遂收为弟子。１９３５年李１９岁，随马师去北京，继续学唱老生，间亦为“言派”宗师言菊朋先生操琴吊嗓，艺业乃大进。后李再次入京，经马连良介绍拜名琴师徐兰沅为师，

自１９４０年始便长期为马师专职操琴伴奏。李因仰慕马师精湛的艺术；遂更名慕良。李谦虚好学，勇于革新，演奏流畅华丽，对“马派”唱腔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与马连良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马去世后，李专心从事唱腔、伴奏与曲牌音乐的研究创新和教学工作，终为一代卓越的京剧音乐家、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