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八梨园春秋

黄兴与长沙戏剧界

民国成立以后，黄兴一度回到长沙，乘小火轮由小西门进城。当时万人空巷，夹道欢呼，鞭炮之声，全城几遍。

黄兴与湘剧艺人是有过交往的。１９０４年春，黄兴和刘揆一首次与马福益在湘潭茶园铺的约会，事先即是派胞弟陈绍武（同春班武丑）亲去湘潭送信接头的。因为陈绍武早年加入了哥老会（即帮会秘密组织洪江会），在长沙城里充当眼线工作（即地下交通员）。同时湘剧界有许多老艺人都参加过洪帮（汉流），拥护华兴会的反清主张。

黄兴那年回长时，湘剧界艺人极为兴奋，大批艺人鹄立湘江河岸欢迎，还曾酝酿过召开盛大欢迎会，表演拿手剧目恭请黄兴看戏。由于当时艺人没有自己的舞台，加之以叶德辉为首的顽固派制造舆论，极力反对一些市民提出的将小西门改名黄兴门、坡子街改名为黄兴街的建议，还严禁同春园及各班艺人欢迎黄兴的活动，艺人们慑于劣绅们的恶势力，未遂所愿，终成憾事。１９１６年黄兴逝世，次年国葬岳麓山时，许多湘剧艺人主动参加送葬，有的泣不成声。

黄兴生前不仅高度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和艺人的社会地位，确实与戏剧界有过不少交往。

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３日北京京剧界成立正乐育化总会。是日下午３时假北京东珠市口织云公司，由梨园公会会长谭鑫培主持隆重集会，欢迎黄兴莅会讲演，黄兴即席发表演说：“……我国自革命以来，社会上不良之点极多，皆是民国障碍物，故解决现在之社会问题，莫如从风俗事着手。然欲风俗之良，又必有多少机关鼓吹。据鄙人看来，能改良风俗尽鼓吹之能力者，伶界诸君是也。无论古今中外，乐歌感人最深，我国古时于乐歌极为注重，常设官以司职之，今之伶界即古乐府之遗。专制时代大多轻视伶界，此为不平等之故。盖一般社会之心理习惯能使移风于无形非伶界不为力，欧美各文明国伶界最形发达，文学优美之士多列身伶界之中，以实行风俗教育激发人心，改良社会，故其国势蒸蒸富强。民国起义时，上海伶界同胞，亲身犯阵，最称奋勇，可知伶界中不乏豪杰之士。今共和告成，凡属人民一律平等，从前轻视伶界之界线从此破除，诸君仿欧美之成规，尽鼓吹之能力，普社会之文明，为我国伶界维新之开幕。古语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鄙人与诸君有无穷之希望焉。”

    次日，北京《民主报》在六版“大事纪闻”栏目中，以《黄先生对于伶界之名言》为标题，介绍了正乐育化总会欢迎黄克强之盛况，并全文刊登了黄兴的演说。当时戏剧界受到极大鼓舞，也震动了京华，使社会上许多人对戏剧艺人改变了陈腐的观念。

湘剧史上一页光辉的记载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长沙“文夕大火”前一个月，华南、武汉的局势日趋紧张，抗日的战火，已快烧到湖南，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许多爱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集中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终日为抗日救亡的宣传而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动员全国人民加强抗战活动。当时第三厅由郭沫若负责，六处（艺术处）由田汉负责，戏剧科由洪深负责。１０月下旬，第三厅由武汉迁来长沙后，大部分搞戏剧工作的人员都云集湘城，大家都先后看过长沙湘剧艺人演出自己编演的抗日宣传戏剧，如《倭奴毒》、《芦沟桥》等，一致认为长沙湘剧是最能动员群众，最容易为群众接受，最能收效的抗日宣传武器。因此，在１０月２２日下午，以洪深负责的政治部三厅六处戏剧科的名义，发函邀集长沙市湘剧界男女艺人（当时称为从业员）、个别湘剧爱好者和长沙市部分报纸记者，共四五十人，在中山路附近原保节堂（即现在的湖南省立中医院附属二院所在地，因为当时长沙伤兵云集，公共场所几无隙地，保节堂为社会救济福利机构，房屋古老简陋，未被占用），举行一次扩大座谈会，大家对怎样加强湘剧抗战宣传，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出席座谈会的湘剧艺人有：徐绍青、贺华元、黄福艳、罗红元、李华湘、李艳兰等人。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有：马彦祥、郑君里、张曙、张仲杰、刘亚伟、李继英、朱兰芬、李也非、梁奕等人。会议由洪深主持，还准备了相当丰盛的茶点招待。首先由洪深发言，说明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洪说：“第一是认识认识诸位，我们都是从事戏剧工作的人，我们都是同行。戏剧是一种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外国把戏剧家看得很重，英国甚至赠与爵士的尊称，苏联更不必说，他们把戏剧家称为文化工作者。我们中国的梅兰芳先生，美国和苏联都赠与他博士学位。第二，我们希望能和各位由友谊的关系，进而成为事业上的合作。尤其是在这抗战的时期，我们更应该合作……”当时大家听了这些话，感到非常亲切，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洪深还就戏剧艺术上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和到会者交换意见。洪说他在营盘街中华剧院看到湘剧《首阳山》（《封神榜》中伯夷、叔齐饿死成仙的故事）的演出，他认为演员卖力，表演动人，但思想消极，达不到宣传抗日的目的。他又说，在太平街景星园看了湘剧《坐楼杀惜》（《水浒》中宋江杀阎惜姣的故事）。他指出：“一个演员必须懂得自己所扮演的那个角色的身份、性格，在每一场上场之前，先懂得这个角色的种种心思，然后他的表演才能做到人格化。他更必须把这个角色的心思、念头，一场场地连贯起来，然后他的表演才能做到十分的动人。”这些话针对演员创造角色，深入角色，有极大的启示。洪深还提到湘剧在编剧结构上技术不高，有的过于重唱，有的结构不严谨，废场（即不必要的过场）太多。洪着重提到《杀蔡鸣凤》（串珠记）一剧，不但剧情结构不好，“更大的缺点，则是这戏的封建意识（凶杀淫秽）……在目前的抗战时期中，一切政治、教育、社会、经济，都有了很大的改革，而湘剧的内容，不曾有一点的改革，这是不行的。”当时在座的人，都非常同意洪深的看法，觉得“这真是肺腑之言，一针见血”。必须对湘剧进行改革，以适应形势，为抗战服务。

    洪深最后介绍了武汉举办的汉剧演员讲习班的经验，马上得到到会湘剧艺人的热烈拥护。贺华元、徐绍青、罗红元，黄福艳都相继发言，一致表示欢迎洪先生的领导和指示，并要求组织湘剧演员训练班。洪深末后表示，希望很快地把训练班办起来，使湘剧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能有新的改革，来为抗战宣传服务。

    洪深在会中休息时间，还谈到当时华北沦陷，京剧艺人徐碧云在大连演出，遭受日寇的迫害，以及京剧名旦新艳秋应了一次汉奸殷汝耕的堂会，为北京梨园同行所唾弃的经过，还指出武汉汉剧艺人抗战情绪的高涨。洪大声地说：“我敢担保，万一武汉不幸失陷了，现在汉口旧戏界的同志，决不会有一个留在汉口。”这些话，使在座的人，都为之动容，句句字字深入心中，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１９４４年６月，长沙沦陷之后，许多湘剧名老艺人如小生吴绍芝、老生欧元霞、小丑胡普林等人，都逃难死在外地。特别是著名紫脸罗裕庭及其侄儿老生罗红元，在耒阳涌金戏院为日寇杀害；著名女艺人黄福莲、黄福艳等投水自尽，等等。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充分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艺人们这些大义凛然的行动，与这次座谈会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

    １９３８年长沙大火以后，长沙湘剧艺人在田汉的直接领导下，分批成立了湘剧抗敌宣传队，举办了湘剧演员训练班，分赴湘东、湘南、湘西城镇农村，开展了抗日戏剧宣传活动。同时，通过座谈会，在湘剧改革方面，也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１９３９年１月长沙《国民日报》刊载了“田汉由湘剧《世龙抢伞》改编的《新旅伴》，于１月１３日在民众俱乐部（即今青少年宫，由湘剧抗敌宣传队第二队队员演出，内容一新，极为观众赞赏）”的报道；随后还刊登了演出《江汉渔歌》、《土桥之战》、《新潘金莲》等剧的广告。对湘剧革新来说，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由此，由洪深主持召开的这次扩大座谈会，在湘剧历史上应该说是留下一页光辉的记载。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湘剧唱片

湘剧是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之一，源远流长，传统艺术丰富，以往流行在湘东南一带，最为群众所喜爱。抗日战争前，虽也远征到江西宜春，湖北武汉三镇等地演出，均未能为外地人所重视。

１９３５年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派人携带制片录音机器，到四川录制川剧唱片，回程又到汉口录制汉剧唱片。当时田汉正在上海搞戏剧活动，闻讯去找百代公司交涉，请他们顺道到长沙录制一批湘剧唱片。据说百代公司的人还不知有湘剧这个剧种，经田汉的再三推介，才答应来长沙看看。田汉马上写信告诉他的亲戚、长沙《市民日报》的总编辑蒋寿世。蒋也是一个湘剧爱好者，每天在远东湘剧院看戏，他要湘剧后台经理王华运负责筹备。

长沙当时没有一处隔音建筑，这是录音工作首先遇到的难题。后来找到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承张答应借用青年会后面几间钢骨水泥的房屋。百代公司的制片机器笨重，用很大的木箱装置，蜡盘比方桌还大，机器安置在青年会之后，又用厚麻布袋密缝成帘，紧闭门窗，作为隔音设备勉强凑合。由于时已入夏，天气炎热，录音室密不透风，唱制一个蜡盘，就要打开门窗换空气，演员和工作人员无不汗流浃背。

    在协商录音报酬时，王华运等打听了京剧梅兰芳灌１张唱片，致送报酬银元２０００，提到湘剧最少索价２００元１张。百代公司经手人认为来长录制，是在原计划以外的交易，同时湘剧唱片销路尚无把握，不同意出此高价，经蒋寿世反复交涉，达成１００元１张的协议，共录制唱片２４张（计４８面）。在湘剧录音之后，又临时邀了零散艺人贺玉卿、张满等，录制了３张花鼓戏的小调，仅仅致送了少许报酬。湘剧录音的皆当时的名老艺人，计有陈绍益与田华明合唱的《掘地见母》；吴绍芝唱的《盘盒栲寇》；王华运、周福坤、廖福芬合唱的《断桥会》；徐福桂、郑福秋合唱的《百花赠剑》；杨福鹏、廖升主、吴绍芝合唱的《水淹七军》；唐树生唱的《御街阻挡》；黄菊奎唱的《程济赶车》；吴绍芝唱的《白门楼》；王华运唱的《十不贪》；陈绍益唱的《取成都》；郭福全唱的《上天台》；彭福仙唱的《落花园》；陈福峰唱的《定军山》等等，司鼓是傅儒宗，司琴是彭菊生，珠联璧合，阵容整齐。唯独没有净行大花脸的唱片，是因为湘剧花脸重喊叫霸音，经徐初云、罗裕庭试唱之时，连炸灯泡几个，因此净行没有录制一张。这是湘剧在７０多年前最早录制的一批唱片。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新声票社社长曹运钧，酷爱湘剧，《捉放曹》的陈宫，《上天台》的刘秀，客串多次，颇为观众赞许。曹曾亲去上海百代公司复制过以上湘剧唱片一套，以供欣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曹病逝，唱片由长沙市戏曲工作室收购珍藏。十年动乱，不幸丧失殆尽。近闻省湘剧院和市湘剧团，在劫灰中觅得几张，但已不完整了。当日录音的艺人，亦仅余王华运、郑福秋、徐福桂３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