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七艺海拾贝

长沙最早的雕塑展览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９日至２０日，在长沙民众教育馆举办了青春雕塑展，展品有雕塑、浮雕、木刻和西洋名作的印刷品等。作者有戴托沙、戴星沙、任世雄、孙伟等。戴托沙、戴星沙兄弟是长沙市黎家坪人，曾留学法国，学西洋雕塑。他们的作品，构思新奇。他们回国后，喜欢蓄长发，特别是戴托沙的发型完全是女式的。当年展览，大都是作者当招待员。这次雕塑展“是湖南破天荒的第一次”，参观的人很多，自艺术家、教育界负责人，以至拉车的卖菜的都有，尤以青年学生最多。参观的人群，看到了作品，也看到了作者。有的学生说戴托沙是女的，有的说是男的。有一位勇敢的男学生，走到戴托沙的侧面，还向他的脸颊接过一次吻。

蔡季襄与国宝《缯书》

缯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已能生产了。但写在这种丝织品上的文字，全世界迄今仅发现一件。特别是这件国宝始则出世于偶得，终竟遭致诓失，故至今不存于我国，却在异文殊俗的美国，这两件事又都发生在湖南省博物馆已故馆员蔡季襄一人身上，就更是极有况味而发人深省的。

    蔡季襄出身于“多财善贾”的商业世家，其远祖于清中叶从祖籍苏州来到长沙创业，以开当铺致富，到逊清晚期，住宅和各种商店的铺面已延绵长沙市皇仓街的半条街，遂以“蔡百万”的绰号名冠省垣。“蔡百万”的子嗣分为四房，蔡季襄出自长房，是同辈四兄弟中最小的，故称“蔡四”。先生自幼敏慧好学，且兴趣广泛，对文史更酷嗜成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从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毕业回湘，任《小小报》记者，与湘剧著名女生角黄福莲结为伉俪，真是郎才女貌，一对璧人，当时有“黄连配白菜（蔡）”之称。蔡季襄从小酷爱史学，乃潜心于考古与金石之研究。日积月累，便在鉴识文物和考证古籍方面多有创见，遂于３０年代中期被聘为南京紫金山博物馆馆员。

１９３７年“七七”芦沟桥炮声刚起，“八·一三”淞沪战局又开，且急转直下，危及南京。蔡季襄辗转回到长沙，已经是“文夕大火”以后。经过这次焚城自溃的劫难，蔡家已元气大伤，他离开了世居的皇仓街，在走马楼赁宅而居。他因多年来为古董商鉴别文物，获酬甚丰，且出于爱好与研究的需要，自己也择优收买一些盗墓者的文物，日积月累，颇具规模。为了不让别人捷足先登，他广泛结交被称为“土夫子”即搞盗墓的工头，以便掌握信息，不致陷于被动。１９４２年８月某日，他从某“土夫子”处获悉长沙市东郊盗掘了一座古墓，便匆匆赶到现场，只见其中器皿多被盗走，残片零乱地掺混在腐烂的棺木和尸骸中，便觉无甚可取了。正转瞬间，瞥见坑沿有一团状物，看似泥土但又不如泥土之黏润，且有折纹和隙层，忙拾起一看，原是被揉皱的纸张。专业的敏感使他揣度起来：既变成了近于泥土的深褐色，则必是年代久远的随葬品，便将其拾起，用手帕包好，带回家中。当他匆匆用过晚膳，在灯下略一展视，不禁大喜过望。因为凭着多年鉴赏文物的丰富经验和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使他从这张残页依稀可见的漆写字迹上，辨识出文体之古拙，当可追溯到秦汉以前；待再审视质地，原来并非纸张，而是产于晚周的丝织品——缯书。这一晚，蔡季襄兴奋得彻夜不眠，并从翌日起，除了确有相当价值的考证、鉴定之外，其他的业务和应酬都一概谢绝，而用大部分时间专心致志于缯书的考证。

１９４４年暮春，蔡季襄应邀去上海替金明记古董店鉴定一批文物，顺便为自己购置考证“缯书”所需的古籍，不觉多盘桓了几天。待其由沪经浙、赣回到长沙，行装甫卸，即突遇长沙第四次会战，仓皇间随手捡携一些细软，并带上几件最珍贵的文物，吃力地挑着，与爱妻黄福莲和女儿匆匆出城南逃。在猝临危难、惊慌失措之际，竞忙不择路而与日军队伍遭遇。日寇狞笑着扑来，黄福莲带着女儿纵身跳入身后的湘江，蔡扑救不及，跌倒在堤畔，昏厥过去。待醒来时，日寇已去远了；他强忍妻女惨死的悲恸，挑起担子，失魂落魄地夹在难民群中，风餐露宿，好容易挨到了桥头河的蓝田镇（今涟源市）。

当时的蓝田是湘西南重镇，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都麇集于此，商业很繁荣。蔡季襄便在临街的一家民宅租住一间小楼房；白天靠刻图章和替商贾鉴定文物糊口，晚上则在昏暗的油灯下研究缯书。他苦心孤诣地自制土“玻璃纸”，一笔一笔地把缯书上的字迹临摹下来；然后与已见诸文献与时人著作关于殷商之甲骨、商周之钟鼎，及竹简上的古文字的各种体例及其诠释，进行对照、辨析。他逐渐发现，这种漆写的字体上承钟鼎文，又有所嬗变而自成体例；其字形与旨意则与孔老夫子读的“韦编三绝”的竹简字体颇为近似。再从书页的质地上看，既是晚周已经盛产的“缯”，则将该随葬品的时代定于晚周是至当无疑的了。特别是这样以缯为书写品的古文物实为迄今所仅见，确是旷古珍品，堪称国宝。

    １９４７年夏，蔡季襄携专著《晚周缯书考异》赴南京，进呈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谁料得到的答复是：“国府当务之急，在于戡乱，连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都不能付梓，你这个翻故纸堆、发思古之幽情的作品，就请免开尊口吧?选”蔡季襄坚强的自尊与自信，使他愤然倾其所有，自费出版了《晚周缯书考异》，当即在国际汉学和考古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日本的汉学界却提出质疑，要求看缯书的原物——至少要看影印件。如前所述，那件缯书已历时２０００余载，变成了深赭色，上面的漆字很难辨认得出，一般摄影和洗印术是难以奏效的。为解决此技术难题，蔡季襄专程到上海，得到古董商金明记等友好人士的帮助，想得到像《密勒氏评论报》的印刷厂和柯达胶卷公司等外商单位的协助，给予摄影、制版。这些厂商虽然设备精良、能摄印彩色图谱，但对于年代久远的赭底漆字的缯书却无能为力，蔡季襄只得颓然而返。

但强烈的意志与愿望，使蔡季襄不甘就此功败垂成。当其“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际，蓦地想起史学界的挚友、时任雅礼中学历史教员的钱无咎。钱是位古钱币专家，其所著《古钱币史话》印制极为精美，便急忙去专访钱，倾诉苦衷，央求惠助。钱无咎介绍说，他的古币都是历时千百载的铸件，且湮埋甚久，锈蚀斑驳，其所以能制印出清晰的图像，实得自湘雅医院的美籍医师、兼任雅礼中学学监柯克斯·巴拉的高超技艺；并慨然承诺，亲领蔡季襄去与柯克斯晤淡。柯克斯听过蔡的叙述与要求，一面表示同情，但又面有难色地说：“钱无咎的古钱币虽斑驳模糊，却是个由凹凸构成的铸件，用高精度的摄像术可拍出较清晰的轮廓与纹理来；而这件缯书的深赭底色与漆字，暗度非常接近，又是平面的，即使用我们医学上穿透力最强的Ｘ射线，恐也拍不出理想的效果来……”蔡闻此言，不禁嗒然若丧，惴惴然问道：“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芽”柯克斯狡黠地答称，办法倒有，只是要以互惠的条件为前提，那就是：由他将缯书原件带回美国，用紫外线摄影、制版，与文章一并发表；作品署名蔡季襄原著、柯克斯·巴拉翻译，定可取得国际效应。为昭信誉，柯克斯向蔡立付稿酬美金１０００元，并亲书字据，保证出书后再补寄９０００美元给蔡。

国宝在握的蔡季襄，知原件远去异国，自己干系重大，不免有些犹豫。对方见状便欲擒故纵地表示，既然有顾虑，就各自请便吧。蔡经此一着，便想到：原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好容易盼到这“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裹足不前，让良机失之交臂，岂不可惜？！何况作品能在国外发表，一举而名利双收。加上中美既是盟邦，钱无咎又是自己与柯克斯的好友与中介人，当能起到保证作用的。在此急功好利又转予信赖的思想支配下，善良的蔡季襄竟将国宝缯书托付给柯克斯·巴拉带出了国境。柯克斯回到美国，将所译蔡文独署自己的名字，由此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博士的殊荣；该缯书原件则被陈列在美国华盛顿艺术博物馆里，被诩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证物”。蔡季襄遭此诓骗，痛失国宝，悔恨交加，向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但被以“恐有碍盟国邦交”为借口而拒不受理。蔡季襄投诉无门，只得又求助于钱无咎，并一起去找柯克斯的继任者——美国牧师俞道存交涉。俞假惺惺地对他表示同情，一面却密函柯克斯，嘱其采取对策；因若事态扩大，激起我学术界公愤，则柯难免陷于被动。柯便通过俞道存给蔡回信，诡辩说原许诺的万元美金，是蔡向其售出缯书和文稿的价款，故蔡已丧失版权了。现既要诉诸法律，分文不给了。蔡再次遭此跌宕，不啻雪上加霜，悲愤交织，大病了一场。当其在病榻上辗转呻吟时，每念铸此大错，即感负疚良深，愧对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