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七艺海拾贝

悲鸿画鸡  杨钧题字

徐悲鸿是驰名中外的大画家。杨钧则是杨度的胞弟，别号白心老人。悲鸿给万天石画鸡，杨钧给画题字，这两个人怎么会凑在一起呢？说来倒有一桩趣事。

    １９３７年秋，万天石从事新闻工作，并在长沙民众国术俱乐部任职，和该部秘书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友善。一天，当时的湖南省公路局局长周凤九和徐悲鸿来俱乐部乐群厅举办悲鸿画展。周与徐是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向恺然又与周私交甚好，所以马上就谈妥了。向还把万天石介绍给徐悲鸿，悲鸿画展顺利开幕，参观者络绎不绝，评价很高。当时的省主席何键也到会观赏，以５０００块光洋买去徐的百骏图。

画展闭幕后，徐悲鸿设宴招待帮忙办展的人。席间他当场作画，送给每人一幅。给万天石画的是一只引颈高鸣的黑雄鸡，形态逼真，栩栩如生。万天石见画上尚有空白，就问他：“此画找谁题字最好?芽”徐稍思一会答道：“这次在长沙，有幸见到杨度的胞弟杨钧，他的字不错，又与齐白石是湘潭同乡，要好的朋友。如能请他题字，那就太好了?选”于是，万天石到下碧湘街找杨钧，将画给他看，并把徐悲鸿的意见告诉了他。杨钧很高兴，二话没说，提起毛笔就在画上写：“悲鸿之画，迫我为题。彼之鸡是黑鸡，我之心系白心，黑白永黑白，心鸡永心鸡，黑白太分明，浊世非所宜。敬告天石兄，物实不可齐。”末尾署名白心老人杨钧。

全国书协惟一女会长周昭怡

在全国各省书协组织中，以女书法家而出任分会主席的，只有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主席周昭怡女士。

１９５２年，周昭怡女士任湖南周南女子中学校长。后进入武汉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深造（现该院已合并到华中师大）。她对苏联的教育理论，特别是凯洛夫的教育学，有较深的钻研，她能以苏联教育学的理论，联系中国教育工作实际，提出一些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令人瞩目。平日，她爱谈自己的家史，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周大姐。

周昭怡１９１２年出生于长沙。父亲周介陶，是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悠游文史，嘉惠书坛，不仅在湖南，在全国名气也很大。

１９１７年，她才５岁，父亲就教她练字，要求极为严谨。习字时，必须恭立，悬手，目不转睛，一笔不苟地练，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练得腰酸背痛，只好躺在床上休息。１９３６年，周昭怡毕业于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大学读书时，敬德修业，品学益优，为侪辈所钦重，盖其邃于家学，渊源有自也。

大学毕业后，周昭怡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艺芳女子中学任教，出任校长。她敦品务实，不染于薄俗，桃李英彦遍及海内外。

她的翰墨，无论是篆、隶、楷、行，造诣均深。对古代诸名家作品，亦多所涉猎，尤其得力于大书法家颜真卿、钱南园。笔力雄健，气度宏润，凛然大家风范。

武汉归来以后，她任长沙艺芳女子中学（现已改为长沙实验中学）校长，仍能出其综绪，留心书法。

她赠给朋友的条幅，书写：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受兴多。

山阴道土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墨迹如行云流水，娴于法度，纸墨相发，遒劲精严，绝无情怠手闲之笔，真佳作也，令人赞叹不已。

周昭怡的书法，极其严于律己，忠于艺事精神，久为书坛所称道。她的书法作品，曾参加全国第一、二、三届书法篆刻展览，所书《岳麓书院记》、屈子祠《光争日月》匾额，古朴敦厚，有如泉注，与名山学府、先哲高风，交相辉映。其专著有《周昭怡书帖》、《石钟山记》。１９８６年９月，应日本国书道联盟邀请，随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日，与日本书道名家切磋交往，观扶桑之朝日，扬三楚之雄风，则又蜚声海外了。

    １９８８年９月，周昭怡女士举行个人书法展。由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题词。展出条屏、中堂、条幅、对联、横批、扇面、册页等精作３００多件，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的诗，鲁迅、谭延闿之句，杜甫、李白、苏东坡等诗词。参观不收门票，作品一律不出售，并有言在先，全部作品，在北京展出后，捐送书法家协会，这种品德，令人景仰。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日，这天正是农历除夕，她躺在靠椅上，安详地看完春节联欢晚会，忽然想起桌上还放了一尺多高求字的宣纸，欠朋友、同志的书债太多，决定利用除夕之夜，书写几幅。刚想起身到书桌，不料头部突然发昏，四肢麻木，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的姐姐发现后，马上将她送到附近省人民医院抢救，因患的是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７７岁。

“何六保”上当

清末文学、书法大师何绍基收藏有一部长沙古麓山寺碑宋拓本，完整无缺，并不轻以示人。何绍基死后，其后人于文夕大火时迁往河西谷山居住。何的孙子书呆子气十足，乡人呼之为“何六保”。有一个自称北京字画收购商的李某，侦知何家有此藏物，便由一陪人乘轿至何家，轿后有酒席担随之。寒暄后，李告以身世及住处，何深信不疑。李借何氏藏拓细阅，赞不绝口，提出价购。何碍于情面，只索价光洋３０００元。李满口应允，收下拓本，约何同至城里取款。两人乘轿进城，于  湾镇河边时，李的轿子忽然不见。何自慰说：“他必定在其寓处。”询之，却无此人。何请人四处追寻，均无下落，方知上当受骗。抗战胜利后，有人在上海古玩市场亲见此藏拓交易，售价为２２０００元。

画马名家张一尊

画马名家张一尊（１９０２—１９７３）先生的《百马图》，已出版发行。抚今追昔，思绪万千。

一尊先生是吉首土家族人，壮年从军，在长期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以马为友，笔耕不倦，十分熟悉马的生活，对马的动、静、驯、烈观察透彻，画起马来随意挥洒，达到形神兼备境界。看他的一些巨幅大作，群马飞奔，自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他的百骏图大气磅礴，有万里飞行的气概。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即与徐悲鸿、梁鼎铭、沈逸千齐名，号为画马四杰。

画马以外，一尊先生还能诗善书，自成风格，特别擅长山水。他的山水画，常使奇峰异境奔腾笔底，有尺幅千里之势。

一尊先生为人刚正，人品高尚，毁誉不摇其志，名利不动其心。抗战胜利后，他解甲归田，寓居长沙市内，在一幅昂首长鸣的骏马图上题诗：“驰骋中原二十年，归来慷慨着鞭先。风流文采传曹霸，才识功名在砚田。”在另一幅山水画上题词：“水有龙兮山有仙，宦途归去爱林泉。等闲学得丹青法，笔带风云墨带烟。”这正是一尊先生的自我写照。在民国时期，他洞悉官场黑暗，羞与为伍，由军人变成了艺术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艺术创作上力求精进，特别可贵的是，他老当益壮，全力地投入领导、组织湖南省美术事业的工作，直到逝世。他担任湖南省美协主席多年，为湖南美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一尊先生对于青年后进，更是关怀备至，诲人不倦，如有作者请教，他总是放下自己的工作，耐心指点，亲作示范，培养出了徐克勤等画马高手。先生出身军旅，天生威严气概，又是一个开朗豁达的老人。他反对闭门造车，总是鼓励学生深入生活，多写生。特别可贵的是，他在艺术上毫无门户之见，成为德艺双馨的榜样。

郑家溉书学渊源

郑家溉（１８７３—１９４４）先生之曾祖郑敦谨，在清朝，官至刑部尚书，为人正直，关心民间疾苦，有“郑青天”之称。父亲郑业楷，是一位老秀才。郑家虽是长沙东乡的名门望族，但自其祖父以来，生齿日繁，生计日薄，家境还是清贫的。郑先生在家庭教育熏陶下，自幼勤学，颖悟有才名。及冠，先生在城南书院及岳麓书院读书，经常赤脚草鞋，负书担囊，步行百里进城，而成绩恒列前茅。２９岁中秀才，后乡试中举人，癸卯年成进士，旋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那年，正是清德宗光绪二十几年（１９０３年），内忧外患，清政府岌岌可危，不久便废了科举。面对列强的骄横，清室的无能，先生居恒愤愤。过了７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清室灭亡，他说：“这亡，亡得并不冤枉。”郑先生在清朝既未登显宦，到了民国，也不汲汲于从政。袁世凯执政，他更是不满意，他说：“项城是个翻覆小人?选”先生避居天津，随后又迁回原籍，直到袁氏死后，他才再去北京。后来故旧郭宗熙担任吉林省长，曾邀先生去吉林，但不久即离开了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拥立溥仪为傀儡，礼聘清旧臣，先生座师陈宝琛及其他宿交，交相敦劝，先生不为所动。满人荣某曾衔溥仪之命，面邀先生，先生骂道：“苏戡（郑孝胥）昏聩！清室岂可复兴，日本人又岂可与之为友！这等卖国勾当，何为污我！”见国事不可为，乃愤然卖去北京住房，毅然携眷挟图书数万册南归。僦居陋巷，寓长沙织机街的筠园，淡泊自娱，以卖字读书为乐。与省会耆宿倡“居士林”佛会，诵经拜佛。这期间，长沙市的大字招牌，到处可见到先生的墨宝。先生治印一方，文曰：“癸卯翰林”。先生虽不以先朝遗老自诩，而见者却有几分崇仰惋叹之情，知道先生除愤世嫉俗之外，更多的是忧国忧民。

郑家溉先生，早年治宋五子之学，所以国民政府褒扬令说他“学宗程朱”。后来，喜读昆山顾炎武的书，但并不抱门户成见，他读《日知录》及《天下郡国利病书》，边读边批，丹黄满纸，他尝说：“与宋儒不同，亭林先生是治有体有用之学的。”又尝举顾氏所标榜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教人，并说：“亭林先生在国变后不应征聘，这是有耻。”又说：“亭林先生负书塞下，考察山川形势，不光是为着著书。”郑先生于湘学推重船山，尤重船山气节。在文学方面，由于痛恨时政腐败，爱读陶渊明诗。他说：“陶渊明是想学诸葛亮的，即其名字可见，并非隐逸；达则做诸葛亮，穷则只好做陶渊明。”又由于痛恨列强交侵，爱读剑南诗和稼轩词。他说：“稼轩一代奇才，乃南宋君臣，偷安苟活；不寄以兴复重任，而徒以刑漕钱谷之事消磨之，岂不可恸?选”同时，崇拜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读满江红词及正气歌，慷慨激昂，每为之涕泣。曾亲至西湖谒岳墓，并撰一联，木板大书深刻，闻至今尚悬岳庙，堪称文物珍品。郑先生不从事政治活动，生平不与政界显要打交道，即有来访，也从不回拜。学术界的朋友，却往来甚密，北京有余嘉锡（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南常德人），高闻仙（师范大学教授，河北霸县人）；长沙有杨树达、王啸苏诸先生。此外，清末遗老，位列中央文史馆者如陈继训（清进士，长沙人）、陈云诰（清翰林，河北大兴人）诸先生，生前也过从甚密。

    郑先生一生酷好临池，生平一切，几乎为书名所掩。早年书宗南派，仰慕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刚正，用心摩习颜字，甚得其神，草书习孙过庭书谱。中年以后，北碑南帖，博观约取，自具风格。晚年习汉隶，临张迁碑。草书兼习史游急就，面貌又为之一变。大小字皆工，尤爱作擘窠大字。他说：“字越大越好展布。”又说：“作小字如写大字，要须展布得开。”每日求书者纷至沓来，先生一面酬对，一面临池挥洒，淋漓酣畅，笔势雄奇，见者莫不叹服。他曾说：“作字必勤为之乃工，为之勤，则能分肌擘里，深造精微，有得心应手之妙。”先生爱凌晨作书，执笔高，身微俯，汗出乃止。虽隆冬不辍，他说，临池也是一种运动。先生一生康强少疾，不为无因。先生遗著遗墨，几经浩劫，百无一存。最可惜者，有所临书谱一通，系先生从百余通中精选出来的，装帧成帙，陈宝琛先生为之署签，海内名家，题识殆满。至今中央文史馆之老先生，尚有人能道其仿佛者。先生经常取之自随。殉难后，惜不知下落。

    郑先生殉难的消息传出，或者说他被杀，或者说他自溺，两说各有所据。后来，方叔章先生与王啸苏先生曾分别为之作传，章士钊先生又为之作墓志铭。郑先生之哲嗣郑定宇先生回忆说：先父殉难情形，或说被杀，或说他自沉，其实两说都是对的。先父是先自沉，后被杀的。事实是这样的：那时先父避寇湘乡城郊，正想继续避往杨家滩，不料寇兵奄至，仓卒走不出去，就这样陷在虏中。开始敌酋并没注意他，他也深自讳匿。只因平日写字的声名太大，认识他的人太多，结果还是被敌人发觉。于是敌酋优礼相待，请他出来维持地方，这是敌人要利用他，以实施其“以华制华”的毒计，他当即严词拒绝。但敌酋怎能因此罢休呢?芽利诱不成，渐加威逼。他自知身被劫持，无法幸免，乘敌人防范稍疏之际，潜出屋外，自投于塘。谁知水浅，不得灭顶。正惶急间，敌酋跟踪找来，强把他从塘里拖出，他就破口大骂，敌酋发怒，拿刺刀刺他，他不屈，越骂越凶。敌酋就用刀向他乱刺，遍体受着重伤，他至死骂不绝口。被害后，敌酋恨他倔强，仍把遗骸抛弃塘中。那时敌骑纵横，老百姓白天不敢出来，候至深夜，才从塘里把遗骸背出，藁葬一小丘侧。他老殉难之后，不断听到一些传言，说湘乡、湘潭一带报上，都登载先父殉难消息，大署“节义可风”。家人几次试图前去探实，没有办到。直到次年（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寇投降，家兄才奔赴湘乡，寻到先父被害地点。当地人民把上项情形告诉家兄，同时引导到葬所，还把从塘里捞出来的一副眼镜（先父平日所戴的）交给家兄。家兄目睹遗物，面对荒坟，耳里还接连听到一些惨痛的叙述，又悲又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