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六报业忆旧

民国办报时间最久的湖南《大公报》

《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湖南历史最久的日报，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９月１日创刊，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底停刊，前后３２年，中间曾多次被罚停刊或因战争影响停刊，实际出版的时间约２６年。“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该报发表过２０多篇文章。北伐战争以前，它对湖南影响较大，现在保存也最为齐全。民国十六——二十六年（１９１７—１９２７）的报纸已影印出版，另有１０周年和２０周年纪念册，保存了有关湖南的大量史料，是研究湖南和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

   《大公报》是因主张反袁而从《湖南公报》分裂出来的。创办人为刘人熙、贝允昕、张秋尘、龙兼公、李抱一、张平子等。刘人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字艮寅，一字蔚庐，长沙府浏阳人，清末曾任广西省道员。他崇拜王夫之，具有爱国和民主思想，曾赞助辛亥革命，创办船山学社，民初曾任湖南民政司司长。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７月，湖南驱逐汤芗铭后，公推他暂任都督。他在报社只挂个名，由其婿贝允昕任总理，达１４年之久。其余诸人都以办报为业，有的兼任教师。当时都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在反袁和驱张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不过，他们的政治思想比较保守，在办《湖南公报》时，就是和国民党对立的。北代战争中因反对农民运动，被封。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复刊，接受国民党津贴，力主“剿共”，内容也日趋贫乏。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李抱一逝世后，由张平子独力支撑。抗日战争初期，倾向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平子任湖南文史馆馆员，将所存《大公报》捐献国家。

毛泽东曾为《大公报》的馆外撰述员。其时，《大公报》有“研究”一栏。毛泽东抓住赵女士自杀这个题目“大做文章”，提出了“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样一个办报的新办法，使“研究”一栏充满生气。

赵女士名五贞，是个小商人的女儿。因反对包办婚姻，不愿嫁给一个古董商作继室，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暗藏剃刀，在花轿中自杀。此事轰动长沙。《大公报》在第二天即发表消息和短评，愤怒谴责封建的婚姻制度。毛泽东随即在半个月内为《大公报》写了１０篇文章，引起热烈讨论，《大公报》为此先后发表３５篇文章。这场讨论，表面是讨论婚姻问题，实际针对着万恶的旧社会，针对着张敬尧这类独夫民贼。

讨论中有各种意见。有的只责备母家、夫家不该强迫包办，而放松了对整个社会的批评；有的认为自杀是消极行为，责问赵女士为何不逃亡；有人提出种种改良婚姻制度的建议，还有人主张先从男女社交公开着手。毛泽东把批评的重点放在整个旧制度上。他指出：“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母家夫家固有责任，“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它可以使赵女士死，它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在这样万恶的社会中，赵女士即使能逃亡，结果也只能得到３件东西：一件是捉，一件是打，一件是骂。因此，我到底不能放松‘社会’。”（《赵女士自杀与社会万恶》）

毛泽东认为，赵女士的自杀并非软弱的表现；恰相反，这是对万恶社会的反抗，对强权的反抗。“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芒万丈。”当然，他并不是提倡自杀。随后他写了《非自杀》一文，强调“与其自杀而死，弗宁奋斗被杀而亡”。

紧接着赵女士自杀问题讨论之后，长沙报纸又曾展开几次讨论，如男女社交公开问题、袁女士自杀问题等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九年初关于上海厚生纱厂招收女工的讨论。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公报》对长沙市肆的报道尤为精道。如兰心的《长沙市工商业及救济事业的沿革》、李抱一的《湖南省城古迹今释》等重要著作均最先发表在《大公报》上。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大公报》曾发表吕振羽等人的文章，宣传抗日。长沙“文夕大火”后，该报停刊一年多，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１月复刊。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６月长沙沦陷后，又停刊一年多，到民国三十四年１０月复刊。这时《大公报》曾力图振作，编排有所改进。但因社会经济动荡，与其他民营报纸同陷困境。一度有转售给民社党之议，终因内部有人反对而止，遂于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底停刊。

民国七年就有了《湖南日报》

《湖南日报》创刊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９月。据陶菊隐回忆：“系由原《湖南新报》的伍芋农、杨绩荪和陶菊隐创办的，３人轮流担任总经理和总编辑。”驱张后，杨绩荪做官去了，由陶、伍２人负责，编辑有许彦飞（后为共产党员）等。

《湖南日报》在“五四”运动期间，有一段光荣历史。它曾同《大公报》联名质问张敬尧，为什么不准刊登山东问题的新闻。它曾和《大公报》一起，反对张敬尧炮制的省议会非法选举，因而被封报抓人。它也参加过有关赵女士自杀这一类的讨论，对于新文化运动也是支持的。这个时期的报纸一张也没留下来，湖南图书馆现存该报民国十年至十五年（１９２１—１９２６年）间的１７张残报。

从这些残报看来，《湖南日报》是反对北洋军阀的，也敢于说话。如民国十年１０月２日刊登《岳阳楼前之凄风苦雨》一稿，揭露占据岳阳的北军预征民国十一年度的田赋；湘阴长街的驻军，规定居民外出购物，均须佩戴出入证，妇女儿童不准外出。同时发表绿叶（陶菊隐）写的短评《哀岳阳》，抨击吴佩孚说：“岳阳为古名胜之地，今为笳动马嘶之场，河山异国，已增吾人无限之悲感。况湘阴一带，监视人民之行动，大有类于日人之处理韩民。彼岳阳、湘阴之民，未逢亡国之惨，先试亡县之虐。”

《湖南日报》对赵恒惕政府的黑幕，也敢于揭露。如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３月６日地方新闻头条，揭发了两个大机关。一是榷运局。前任局长对食盐每包加“口捐”５角，共得６０万元。以后决定取消，但新任局长故意拖延。另一个是省水利局长任用私人，在省议会决定撤消“湖田分处”后，又于滨湖１０县设“专任委员”。这些新闻所指的局长，原来都是赵恒惕手下的高级军官，报纸却予辛辣的讽刺。

残报中还有一些介绍新思想的文章。如陈启修的《中国改造研究》，周谷城关于人生问题的讲演，德国赫克尔的《生命的渊源》等。

湖南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

湖南《国民日报》创刊于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为湖南省政府机关报，系由《湖南民报》与《南岳日报》合并而成。

《国民日报》在何键时期是反共的报纸。副刊《国民公园》由罗尔瞻（笔名壶公）主编。罗长于诗词、骈文、游戏文章，如《臭赋》之类。据《力报》说，他所写专栏文章《随便谈谈》，鄙腔鄙调，后出单行本，各中学多禁止学生阅读。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１日，罗尔瞻遵照党部命令，发表《鲁迅、段祺瑞的评价》一文，诬蔑鲁迅，与《力报》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终以理屈词穷而失败。

民国二十六年１１月张治中就任湖南省主席后，《国民日报》改组，宾步程任社长，易君左任总编辑。张治中的秘书王次青，常以省政府公报室主任的身份参预编辑工作，同年１１月兼任总编辑，在有关省政的大问题上发表过一些很有份量的文章，并动员新闻界起来为人民说话。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是揭露地方政治的黑暗，一是关于动员民众保卫大湖南的讨论。

民国二十七年２月５日，《力报》刊登记者谭天萍的通讯《黑暗的湘潭》，暴露了种种阻碍抗战的腐败现象。王次青即在《国民日报》发表题为《黑暗的湘潭，黑暗的地方政治》一文，痛陈改革地方政治的迫切性。“湘潭只是一个距离省会９０里的地方，已经黑暗到如此，那么其它边远的县份，更就可想而知。其实，贪官污吏豪绅痞棍榨取民众的实施，何止经由如篦如梳的苛杂?芽凡是一件新政的推行，凡是与广大的老百姓有着关联的差事，都是一面发民财、一面要民命的源泉！有几个地方官是革命的?芽多数的‘亲民之官’都是杀民之官！所谓地方政治，除了‘上下交征利’、鱼肉人民以外，没有别的内容。所以彻底改革地方政治，崩溃官僚制度，打破地方上贪污豪劣痞棍及其一切爪牙所构成的魔障，实在是第一要图。”

《国民日报》随即发表一批文章，揭发各县的黑幕和贪官污吏的罪恶。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４日，王次青在《国民日报》发表《从八一三周年纪念会所见讲起》一文，对于国民党的所谓“民众运动”，尖锐地指出：从八一三纪念会上可以看到，许多抗敌团体，只是空空洞洞的表面文章，并没有把民众动员起来。他说：“照这样的情形，如果战争进入湖南省境，那长沙就会变作一座死城。我们的抗敌名流，那时也许会早就不知去向！”最后他呼吁国民党和各个团体的负责人员，“切实负起责任去做，切实提拔肯负责任的、能负责任的青年，领导他们去做”。“站在某一个地位上自己不负责任，这是最大的罪恶，这一罪恶比汉奸的罪恶还大?选”《观察日报》立即响应，展开关于保卫大湖南的讨论。

“文夕大火”后，王次青任用共产党员骆何民及一些进步报人，团结职工，迅速恢复了《国民日报》。在短短两月中，销数由８００份上升到７０００多份。篇幅暂为４开，新闻精编，副刊通俗。曾痛斥汪精卫的叛国罪行。在答读者问中，说共产党在抗战以来的１８个月中，始终站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抗战。并在民国二十八年１月１９日转载《观察日报》关于湖南政治的社论，认为“立论极中肯綮，当时虽系对张主席而言，要亦不失为今后之参考”。

民国二十八年２月，薛岳接任湖南省主席，以其妻兄方学芬为国民日报社长，任启珊为总编辑。任启珊之后负责的有郑天健、杜绍文。郑长于旧体诗词，杜是一位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他任职较久。长沙大火后，还在耒阳（湖南省政府临时驻地）和沅陵出过分版。湘桂战役中，长沙、耒阳两社在南迁中合并，印刷器材损失殆尽，职工们仍艰苦奋斗，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在桂东曾出油印版。

    抗战胜利后，《国民日报》迁回长沙，在以后４年中，人事数次变动。在吴奇伟任省主席时，主持者为副社长吴启彦，原国新社社员，为时仅７月。但由于他的安排，使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得以进入该报编辑部，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长沙新闻界的活动，即由此恢复。《人民世纪》、《天下文萃》等革命刊物的创办，也受到该报社的支持。王东原任省主席任内，社长是丘良任，任期两年多。程潜任内，先是欧阳敏讷，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５月因参加起义活动而离职，由刘虚继任，仅月余被无理免职；经过职工斗争，改由程潜的秘书蔡鸿干继任。这５位社长和多数编辑倾向进步，因此报纸办得相当认真，对新闻界的团结战斗也积极支持。副刊除原有的《国民公园》外，又增加了《文艺》、《周末文艺》、《世说》、《楚风》、《集纳》、《家》等，虽风格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是向上的，没有低级趣味。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６月，该报发起“两万元救一条命”的活动，举行报纸义卖，为灾民募集赈款。

作为省政府的机关报，《国民日报》在关键问题上不能不与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但它仍在可能范围内，站在进步立场说话。如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初，当国民政府叫嚣反苏时，该报发表社论《中国应做美苏携手的桥梁》（２月１５日）。民国三十七年初《晚晚报》被封，同年１１月底《实践晚报》被封，《国民日报》都在副刊或社论中表示同情与惋惜。民国三十八年后，该报的进步态度更明朗，受到反动派的嫉恨，强迫该报改组。报社职工奋起反抗，使反动派的阴谋失败。１９４９年８月初，由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接收。

以敢言著称的《全民日报》

《全民日报》是何键统治时期长沙的民营大报，以敢言著称。

《全民日报》创刊于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９月，日出２大张。锡矿山锑商投资，因此有专栏报道锑业动态。报社由李先教、文任武主持，两人原系国家主义派，有反蒋倾向（李后出任长沙市警察局长）。总编辑李纬文，曾任湖南《大公报》记者。李君尧为编辑主任，系长沙电报局职员，北伐中曾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又曾参加《红军日报》编务，因此一度被捕。以后又加入“新桂系”，并与中共地下党员合作，积极支持长沙的新文化运动，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曾兼任“现代剧社”社长，并继李纬文任《全民日报》总编辑。

《全民日报》一开始即有反蒋倾向。在“午炮”栏内，“明目张胆”攻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因此该部决定：“如其不服纠正，则制止；制止不能，则请示中央。”可见该报言论之激烈。“九一八”以后，多次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腐化，如说：“国危累卵，党国要人，平日之趾高气扬者，今日或请假养病，或入山高蹈，不知亡国之后，留了这口气，有脸对人吗?芽”

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４月，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刘少慕（原名刘乐扬），因在学校规定的“周记”本上写了些反对读经、主张抗日救国的话，引起学校当局注意，从他的书籍衣物中查出一本《列宁传》，以及《生活周刊》、《华盖集》等。立即报告公安局，将刘以“共党嫌疑分子”逮捕。这本《列宁传》是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因此激起全校学生抗议，质问校长王泽衡：一、《列宁传》为学校馆藏图书，原为供学生阅读而设，如借阅学校藏书有罪，则校长首先有罪，何以不先自引咎而罪及学生？二、是否读了几本书就算犯罪?芽学校是否以图书馆为陷阱，诱使学生犯罪?芽今后学生读书是否还有半点自由？三、学生人身安全和公民自由究竟有无保障？学校当局是否予以保障？４月５日《全民日报》发表这条新闻，引起社会注意，当局不得不将刘少慕释放。

“一二九”运动后，《全民日报》曾有力地支持了长沙的进步文化活动。先后由刘世宜、刘世善在副刊《天心阁》介绍新文艺，支持《力报》与《国民日报》关于鲁迅的问题论战。它在主张抗日方面，态度鲜明。民国二十五年１０月，因刊登李宗仁、白崇禧主张抗日的通电，被罚停刊一日。事后，副刊发表《停刊一日志痛》，质问南京政府：“我们是否有一个国？东北是否我们的河山?芽汉奸是否我们的敌人？私货是否我们一大患？”要求给予明确的答复；并且沉痛地说：“瞒帐必亏，瞒病必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的脑筋不要太麻木了。朝臣议论未定，金兵早渡黄河；宰相游燕方终，元室已平天下。历史的例子，还很新鲜的摆在我们前面，我们该不会忘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