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六报业忆旧

报道及时的“新闻抄者”

旧时新闻记者有“无冕之王”之称。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长沙的通讯社记者，却有一个不敬的称号——“新闻抄者”。

其实，“新闻抄者”绝不是抄袭别人采写的新闻。相反，他发的稿，新闻时效很高，常常是政府机关的政令尚未出门，新闻就已见报，而且与正式公文一字不差。

民国时期报纸没有通讯员制度，而３０年代前期，长沙大小报纸多达二三十家。当时国际国内新闻版面不大，大量的地方新闻稿源从何而来呢?芽于是，由政府机关职员兼办、专发本地新闻的通讯社应运而生。那时街头巷尾的一些私人住宅，挂上通讯社招牌的随处可见，通讯社比报社还多。

当时有杜氏兄弟办的一家通讯社，就以专发“省政府常务会议纪录”稿而出名。因他兄弟之一就担任会议纪录，会议一完，他的新闻稿就立即复写送到报社。当年“省府常会”每周召开两次，最受人关注的议题是通过任免直属“二级机关”主官和各县县长、税务局长。每当会议次日，不少人争先看报，以便及早奔走于新贵之门，求官求职。各报地方版头条《省府常会纪》，也就成为了杜氏兄弟的独家新闻。

旧政府机关有一套冗繁的公文程序，发出一件公文，要经过拟稿、核稿、判行（主官签发）、缮写、校对、监印（盖印）、内外收发等一系列程序。机关职员有兼办通讯社的，在主管签发 后，选择有新闻性的公文，抄录全文，向报社发稿。等到机关正式公文发出时，新闻至少已见报一两天了。这种新闻稿，一般都是在公文前加上一句“××厅发出训令云”，一直抄到最后，再加上一个“云”字。于是，“新闻抄者”之名就这样叫出来了。

旧日“派报社”

民国时期的报纸都是自办发行。３０年代前期，长沙大小报纸多达二三十家，据说在全国城市中，长沙小报之多，仅次于上海。那时社会上有一种派报行业，称为“派报社”。报社除直接接受订户外，更多的是由派报社经销。

派报社经销报纸方式非常灵活，除雇用报童沿街叫卖外，对订户还有一种“看走报”的办法。就是给订户送今天的报纸时，同时取回昨天的报纸。报费只按订价的１／２或略多一点收取。派报社收回昨天的报纸，即邮寄外埠订户。

采取这个办法，是因为省内各县订阅长沙报纸的订户甚多，派报社每天都要邮寄外埠报纸。省内各县除衡阳、常德外，一般都只有一种名为《×县民报》的县报，有的还是石印的“三日刊”，边远县份更难看到省城的报纸。所以，迟一天收到报纸，县里的订户也无多大意见。

抗日战争以后，长沙民营报纸相继停刊，派报行业也就随之衰落了。

笔挟风霜严怪愚

严怪愚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湖南新闻界的老将，１９８４年谢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省《农民报》、《大众报》副社长，不久转入出版界、教育界，１９５８年错划为“右派”。新闻界没有忘记他，１９７８年后，省新闻学会与记者协会请他当顾问。他在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之后，健康情况已经很坏，不久就重病缠身，没有可能写多少新闻史料，《湖南文学》发表过他的记者生活回忆片断。他十分敬佩范长江。抗战初期，他参加青年记者学会，是长江介绍，以后又同在徐州前线采访。１９３９年春，全国报纸最早捅出汪精卫叛国投敌消息的，是严怪愚，这是范长江获悉后授意他急发专电的。当时国民党当局还严严实实地捂着这件事。

严怪愚谢世后，省内外、香港、大洋彼岸，都有人写文章悼念他。现在很多人谈起他来，各人心中的“剪影”并不一样。有人说他潇洒、超脱，浪漫气质很重，早年流传于湖南大学的“一路轻烟归去也，麓山到处有麻纱”的诗句可以作证；有人说他诙谐，妙语如珠；有人说他一身傲骨，粪土人间万户侯；有人说他“乐天”，居深巷陋室，不改其乐，他在长沙通泰街的居室，即是民国“封疆大吏”鲁涤平当年停放轿子的杂屋；有人说他爱在浪尖上翻滚，办报坐牢，出牢门又办报。有个故事说来很有趣。邵阳有人在雪峰山中遇匪，匪徒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人结结巴巴地说，他去找一个办报的严怪愚，“盗亦有道”，匪徒把他放了。这匪徒大约也是严怪愚的读者吧，因为严怪愚在３０年代，写过不少反映底层穷苦人民生活的特写，其中包括贩夫走卒、拖黄包车的、流浪汉子……笔墨中饱含着深情。

他从３０年代初期进入新闻界，一直倾向共产党。他一生最得意的，是去南京梅园新村采访周恩来，尤其是中共上海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时，他斗胆跑去游行。他在湖南新闻界第一件影响大的事，是与“壶公”持续一个多月的笔战。那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逝世后，他在长沙《力报》连续出了几期纪念特刊，而省政府的《国民日报》则由总编辑罗心冰（笔名壶公）出面，写了一篇杂文，把鲁迅的遗嘱与段祺瑞的遗嘱对比，说鲁迅如何平凡、渺小，而段却“功在民国”，如何伟大。严怪愚立即回敬一篇，说他最佩服鲁迅的没有媚骨。壶公于是祭起红帽子，说严怪愚是领卢布、吃黑面包的，严怪愚则直斥他为告密者。这样，在反共与复古空气最浓的长沙，报官罗心冰竟一败涂地。

１９３９年，在捅出汪精卫叛国新闻之后，严怪愚又发表《草色遥看近却无》一文，借用韩愈诗句，揭穿桂系吹嘘广西为“模范省”的内幕，这使白崇禧极为恼怒。１０年之后，白崇禧兵败过长沙时，下车一阵子，就问严怪愚这人何在。

１９４９年以前，严怪愚是湖南几家进步报纸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如《力报》、《中国晨报》等。１９４９年，他是长沙《实践晚报》社长，这家报纸是中共长沙市工委领导，地下党与进步新闻工作者创办的，曾两度被查封。第一次封而复刊，是蒋介石宣告“退隐”溪口，李宗仁为表现“和谈诚意”而启封的全国６家报刊之一，不久又被查封。１９８１年，湖南日报新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在南京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发现１９４８年国民党中央“内政部命令湖南省政府彻查《实践晚报》发行人有无匪嫌具报”的电令。有人把这事告诉严怪愚，他说：“没想到，他们这样关心我。”

严怪愚的朋友易祖洛，写过一副对联送他，“笔挟风霜名记者，胸无城府老书生”，大体上概括了他的一生。

湖南最早的官报——《湖南官报》

《湖南官报》，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四月创刊，由湖南洋务局监督办理，形式、刊期均同《湘报》，每月汇订２册。内容包括：谕旨、中外大臣奏疏、本省各衙门公文、告示；中国近事：首京师，次本省，又次各省，凡政、教、交涉、农商、工艺，均加以录载；外洋近事：凡各国风土人情、学术工艺、政教条约、会盟战伐，均从华洋各报选录。创刊时在《核稿照会》中指责“前此《湘报》之设，竞务夸诞……风俗人心，隐受其害”，因此规定：所有“一切叛道怪诞之词，犯上狂诋之语，均所屏绝”。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四月十日，上海《苏报》曾发表《论湖南官报之腐败》，痛斥《湖南官报》是把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政府之权利“献之于反对国民、腐败顽劣、专制婪毒之官场。受彼委托，丧我天良，反主为宾，认贼作子，  然标之曰‘官报’，颜之曰‘官报馆’，则其弊岂止不良而已哉！太阿倒持，杀尽国民之权利，死尽国民之生气，使中国国亡、万劫不能复者，皆此报之罪也。”但《湖南官报》所载文件，对研究湖南近代史尚有参考价值。

《湖南官报》发行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三十日?穴１９０５年４月４日?雪，因经费不继，改为旬刊，另办《长沙日报》。湖南、上海等图书馆有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