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五文坛说趣

《湘君》旧事

    １９２２年６月，长沙出版过一本名为《湘君》的文艺季刊，主编者是吴芳吉和刘永济。

    吴芳吉，四川江津人，字碧柳，别号白屋吴生。曾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１９２０年来长沙明德中学任国文教师。

    刘永济，湖南新宁人，字弘度，别号诵帚。早期在明德中学毕业，后去上海复旦公学学习。１９１１年与梅光迪、吴宓、吴芳吉一同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刘入学一年，因不满学校当局的一些措施，被开除学籍。后从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问学，甚得况、朱赏识，走上研究词学的道路，成为当代著名的词学家。

    １９１７年，刘永济应明德校长胡元倓之聘回母校任教。１９１８年正是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的时候，胡是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张密谋加害，胡仓皇出走，刘永济将多年积蓄预备出国留学的三千银元全部取出，作为学校开支，表现出一种“公而忘私”的办学精神。吴芳吉来明德任教，是刘以同学关系请来的。

    １９２０年前后，正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大潮时期，《新青年》、《新潮》是当时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思想的号角。但复古派反对之声也非常强烈，刘师培、黄侃主办的《国故》和１９２２年以胡先  、梅光迪、吴宓主办的《学衡》，就是反对新文学的异帜。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攻击陈独秀、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并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

    《湘君》是在《学衡》创刊半年后在长沙出刊的。它的宗旨与《学衡》相同，是《学衡》的盟友。《湘君》上发表的文章，多为《学衡》转载。如吴芳吉在《湘君》第一期发表了《吾人眼中的新旧文学观》一文，自称“吾人之于新旧，向来无所偏袒”，并断言“真正之文学乃存立于新旧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者非妄即讹也”。而实际上，吴在文中不厌其烦地为旧文学辩解，指责新文学“唯尚感情，不计道理”，“数年以来所谓新文学之作品，不是诱人自杀，便是勉人发狂”。吴还写了《再论》、《三论》、《四论》陆续在《湘君》发表，且为《学衡》先后转载。

    吴芳吉在《再论》中说：“文学唯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文学之善与不善，其责唯在于己，己所为文不善，己之罪也，革己之命可也，革文学之命不可也。”逐条攻击胡适的“八不主义”。在《四论》中主要攻击白话诗，贬之曰“纵写为文，横列为诗。”“夫所谓古者，真善美之总名也。古文者，能真能善能美者也。古诗者，诗之能真能善能美者也。”

    刘永济在《湘君》一期发表了《论文学中相反相成之义》，谓文学之摹仿与创造这个争执不休的问题，二者既矛盾又不矛盾，他说“万物毕同毕异”，“文学中的摹仿与创造也是相反相成的”。１９２６年刘又发表了《文诣篇》，攻击新文学“奉鄙俚为宗风，尊谣谚若经典，视闾巷如庠序，以童蒙作大师，恣其所为，必将变黼黻为草卉，返栋宇于巢穴，其行乖反，盖甚彰著。乃犹自托于进化，责人为逆施，是殆昧上下之向，迷南北方者矣”。

    １９２５年９月，吴芳吉离长沙去西北大学任教，《湘君》于此时也就停刊了。刘永济是１９２８年离开明德中学，由吴宓介绍到沈阳东北大学去担任中文系教授的。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到武汉大学任教，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去世。

杨树达喜用猪油治菜蔬

    杨树达教授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历史考古学家。章太炎先生曾称他治古籍“用心缜密，有足匡高邮王氏之失者。”余嘉锡先生说他诵《汉书》，“不复持本，终卷不失一字，古所谓汉圣者无以远过。”所著《汉书窥管》多正王先谦《汉书补注》之失。杨先生学问之浩博精深，实海内外学者所公认。

    抗日战争结束后，湖南大学由辰溪复员长沙时，杨先生是中文系的部聘教授，兼授史学系学生的甲骨学。一次，一个学生问杨先生：“听说遇老?穴杨先生字遇夫，人多称他为遇老?雪喜用猪油治菜蔬，请问何故？”先生回答：“是的，我用猪油治菜蔬是先世遗传，此外，还与１９４２年那段时间在辰溪的生活艰难，身体有病有关。在辰溪时，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僻处穷乡，收入既微，供应亦缺，且物价高涨，生活窘困。这样日久，身体便渐消瘦，且患了严重的失眠症，不能读书写作。后经进肉食，再以猪油治菜蔬，则夜眠较适，身体健康亦逐渐好转。由于有此体验，遂喜用猪油。至于菜油，我以为其性燥，冬间伏热，到春发出，因此常使人失眠，故我不用菜油用猪油。”杨先生喜用猪油炒菜，还非常喜食肘子，这都和他在辰溪时的那段艰苦生活，和他患失眠症有密切关系。通常人们说杨树达教授喜进肉食，喜用猪油治菜蔬，以为名教授生性如此，或为偏食习惯，其实大谬不然。

寓史巧联叹炎凉

    在长沙县东乡仙人市和车马桥，曾有人题一联：“仙人市，市中人，人不风流只为；车马桥，桥上马，马行无力皆因。”此联用了“顶针”和“歇后”两种联格，把《增广贤文》中“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巧妙地嵌了进去，慨叹世态炎凉，做到雅俗共赏。

    １９２７年３月，长沙市私立自治女校师生参观新河飞机场，因飞行员违章操作失事，使学生遇难死伤多人。事后机场当局推卸责任，受到社会舆论抨击。开追悼会时，长沙盲哑学校所送挽联最含辛辣：

恨我辈不聪不明，欲哭无声，欲睹无目；

岂空军亦聋亦瞽，既酿其祸，复饰其非。

    １９１７年春，北洋军阀部将张子志、张敬尧南下湖南，四处骚扰，百姓不宁。长沙某君撰一嵌字联，可谓淋漓尽致：

此子本俗人，偏说他志在高山，志在流水；

吠尧原桀犬，何曾识敬以为国，敬以临民。

送了一横幅：“堂堂乎张也”。真可谓“妙手偶得之”。

    抗日战争时，长沙县铜官镇铜官小学某教师撰一嵌字联：

铜可作器，铁可磨针，愿诸生努力攻书，天上麒麟非有种；

官不要钱，民不怕死，望同胞尽心救国，穴中蝼蚁岂能逃。

郁达夫遗札浮沉记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文坛上，盛传着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离乱鸳鸯”的新闻。要研究郁达夫先生这段时期的活动和思想，他和王映霞的往返书札，无疑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郁致王的全部书简当年都由王映霞珍藏，在由武汉逃亡到湖南时，行李全部托运到了长沙火车站，这时恰遇长沙“文夕大火”，他们的行李大概也在劫难逃了。

    １９３９年，粤汉铁路局拍卖无主失物时，该局职员燕孟晋看见附近有人烧废纸。在火堆中，他发现大批书信，信封上写有“王映霞”、“达夫”字样。燕是武汉大学毕业生，又爱好文学，知道这些信函的价值，立即将其抢救出来，使这批资料幸免于难。后来资料转到他朋友林艾园手中，通过“文革”动乱，剩下信函３６封，计６２页，明信片４１张。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达夫先生真挚豪放的感情，也可看出他的失望与颓唐，字里行间更流露出他爱国的赤子之心。后来王映霞得知此事，委托许杰先生请林艾园“合浦还珠”。林考虑到这是一代作家文献，只能由国家保存，便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许杰先生把这件事用王映霞的口吻，填了一首《贺新郎》词送林艾园：

烽火连天起，顿时间，云遮岳麓，烟迷湘渚。遍地惊鸿奋飞急，仓猝奔驰如蚁。逃性命、人丛拥挤。离乱随身无长物，早忘却，身外携行李。书和信，全丢失。  伤心损失诚难计。痛难酬、魂遗路畔，恨埋心底。别抱琵琶三十载，遗恨夜深长记。喜今日，欣然垂睇。问取先生情愿否？还完璧，永远铭高谊。新时代，容可以？

这批遗札有在湖南写的有两封，一封发自沅江，一封发自长沙，后者日期是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