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四杏坛佳话

“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的袁吉六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及自己在湖南一师读书的经历时，说：“学校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大胡子”就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国文教员——袁吉六先生。

    袁吉六先生是湖南省保靖县的一位举人。他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早年，在葫芦寨设馆教学，名望很高，造就了不少人才，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１２年，袁吉六先生迁居新化县。不久出任一师国文教员，曾为毛泽东授课五年多时间，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袁吉六先生以学识渊博、讲解精辟而闻名。他授课时对学生要求甚严，每次因对学生作文扣分太紧而引起学生反感。毛泽东却对他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大加赞赏，认为只有严师，才能出高徒，于是备受老师器重，经常得到老师的教益。后来，周谷城先生回忆说：“袁先生讲课很有神气，但毕竟扣分太紧，学生不喜欢，他知难而退了。毛泽东对这位先生却有好评，这证明毛主席能看出教师之长……”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文体，风靡一时，学生作文，竞相效仿。毛泽东由于受这种“新文体”的影响，喜欢写半文半白的文章。袁吉六先生称他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并对他说：“作文之道，首应固本，完全摹仿‘康梁’，实非所宜。”又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接受教诲，逐渐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写古文，深得袁吉六先生的赞赏。袁夸奖毛泽东的文章：“大有孔融笔意”，常批给学生传观。同时，经常将毛泽东叫到自己卧室进行个别指导，为他精讲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及一些古典名著，并借给他各种善本书。袁吉六先生的书籍从不轻易借给别人，但却乐意借给毛泽东。直到１９４９年，袁的儿子袁愈标在翻阅袁吉六先生的存书时，还发现书中夹有毛泽东借书时的借条。

    １９１５年一师发生了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提出了要赶走张干。张干为此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１７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知道此事后，极力表示反对，多次书面与张干周旋，为毛泽东等人担保。他发现毛泽东很有政治才能，高度评价毛泽东说：“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后来，在袁吉六、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师的反对下，张干才被迫收回成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得知袁吉六先生早已去世，深表怀念，亲笔为其墓碑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当毛泽东得知师母戴常贞老人生活困难时，又写信给湖南省政府负责人王首道，“请省府酌予接济”。王首道当即指示长沙市民政局予以抚恤，使其得以安度晚年。

    １９６５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人，席间追忆袁吉六老师，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饭毕，毛泽东又请周世钊带人民币４００元，赠给戴常贞老人作为营养费。

    后来，袁吉六的儿子袁愈标将章士钊和郭沫若的话各取后面５字刻石为联，即“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立于墓碑两侧，永志纪念。

易培基误交卖友客

    易培基（１８８０—１９３７），字寅村，别号鹿山，善化县（今长沙市）人。家住长沙白沙井枫树亭，是著名的教育家。

    早年，他在湖北方言（外国语）学堂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曾参加辛亥武昌起义。１９１３年６月，宋教仁被刺。７月，孙中山、黄兴在南京高举义旗讨袁。由于黎元洪叛孙、黄而附袁，易培基不愿再做黎元洪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秘书，便弃职回湘执教。初任湖南高等学校国文教员，后任长沙师范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毛泽东在该校第八班读书，易培基曾教过该班。易培基对毛泽东非常赏识和器重，两人过从甚密，感情颇深。

    北洋军阀张敬尧于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７日出任湖南督军，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湖南人民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１９１９年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的发动和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１２月３日，毛泽东等在易培基家里开会，决定发动全省总罢课。当时易培基是绅商学界总代表，大力支持和参加这一正义行动。易氏陪同驱张代表去衡阳筹款。驱张通讯联络站就设在易氏家中，易将各地驱张消息交学联，编成《驱张通讯》，广为散发。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１日，张敬尧仓惶出逃，６月２９日被免职。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谭延闿继任督军兼省长，因易在驱张运动中有功，委易为省长公署秘书长，旋兼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省立图书馆馆长。

    １９２０年秋，谭延闿同意毛泽东等进步学生的请求，委派易培基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接任该校校长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一，聘任毛泽东为一师附小主事；后为一师国文教员。第二，撤换思想陈腐的教员。第三，聘请进步人士为教员，如周谷城、匡互生、徐特立、李达、李维汉、熊梦飞、夏丐尊、陈昌、田汉等。第四，废除学监，设立学生自治会。第五，允许组织各种学术团体。第六，开放女禁，允许男女同校。

    １９２２年，易辞职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高等顾问。１９２４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同年９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反戈回京，驱逐曹锟，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易任教育总长。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易培基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２８日被绞死后，易培基化装前往天津，不久回住长沙。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易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他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农矿部长。后来由于四大家族的排挤，仅保留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

    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司法院副院长兼故宫文献馆馆长张继和他的夫人崔振华等人，于１９３３年５月，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盗宝冤案。１０月１４日易被迫由其女婿李宗侗代老人电话辞职。马衡出任院长。

    易培基蒙冤被通缉，失掉人权，初潜天津，后移居上海法租界，形同犯人。易几次反诉，毫无结果。他多年抑郁，新旧疾病并发，竟于１９３７年９月在上海含冤逝世，终年５７岁。

    当时无人送挽幛，只有吴稚晖致送挽联云：

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

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竟深。

    联中“悍妇”指崔振华。“卖友客”指马衡。马衡是参与制造“盗宝案”的阴谋家。

    易培基临终前，曾托人写了“自传式”的遗嘱，后由吴景洲呈交国府主席、行政院长，请求明令褒恤，也如石沉大海。

鲁立刚治校

    鲁立刚，原名直厚。湖南浏阳县东门市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武昌高等师范毕业，攻博物地理，受业于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竺可桢教授门下，深受宗师熏陶，对地质地理、天文气象等造诣甚深。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湖南省有名的中学地理教师。曾先后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原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南京气象专科学校和长沙明德、周南、长郡、省立一中、一师等校；并历任省立二中、长郡中学校长、湖南全省教育会理事和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１９４８年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８５年病逝台湾，终年８６岁。

    鲁立刚一生与长郡中学关系密切。１９１３—１９１７年就读长郡中学４年，１９２４年受聘母校任教务主任兼地理教员，并于１９３６年获选校长之职，前后在长郡学习、任教、任职凡１９载。

    长郡中学为长沙府属１２州县（长沙、善化、湘潭、湘乡、浏阳、醴陵、攸县、茶陵、湘阴、宁乡、益阳、安化）联合创办，全名为“长郡联立中学”。校长人选，由学校董事会遴选担任，任期每届４年，而鲁立刚接任以后，治校有方，成绩卓著，连选连任，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离任他就，后去台湾，曾连续任长郡校长４届，时间长达１３年之久，是长郡有史以来校长任期最长者。

    鲁立刚以校友接任母校校长，对学校感情至深。上任伊始，即矢志以校为家，励精图治，以振兴教育、为国育才为己任。并处处以身作则，树立楷模。秉承母校“朴实沉毅”校训，首先从个人生活上做起，毅然剃去长发，布衣皂履，一反过去衣着讲究之温文雅士作风，与学生打成一片，亲如一家。在他的带领下，全校师生艰苦朴素，蔚然成风。时有“长郡叫化”之谑称，实为长郡校风之写照。抗战期间，学校迁蓝田（今涟源市），鲁家大小均随夫人李相琼远居桥头河校舍，离蓝田６０余华里，而鲁以校务为重，公而忘私，只身留居蓝田，平日很少回家探望。“言必行、行必果”，此一全心全意为校奉献之精神，深为全校师生所敬仰。

    鲁立刚接掌长郡之次年，倭寇肇衅，抗日军兴，敌机屡袭长沙，学校奉命疏散外迁。鲁亲赴安化蓝田觅迁校址，风餐露宿，不辞艰苦，并及时组织全校师生筹办迁校事宜。时长郡拥有高、初中１０余班级，师生近千人。图书、仪器和课桌、课椅、铁床等教具设备无数，且有部分线装珍本书籍，必须妥善保存。而蓝田地处湘中山区，既无铁路，又无公路，全靠几艘翘尾木帆，溯湘江支流涟水而上，举校徙迁，实非易事。鲁立刚运筹帷幄，举重若轻，有条不紊，逐件清点捆绑，按时装箱发运，终于顺利运达，学校得以如期迁址开学。１９４４年，日军再度进犯，长沙沦陷，蓝田告紧，长郡又临时避迁深山梅梓乡，待敌撤退后，复再迁返蓝田，始终未有一日停课。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结束，长沙光复，而长郡原有校舍已毁于１９３８年“文夕”大火，残垣破壁，满目疮痍。为重建校舍，鲁殚精竭虑，使长郡中学顺利迁返长沙复课。

    鲁立刚治校严谨，首重师资建设，凡有名望的老师，不惜屈躬亲临聘请。尊师重道，教学相长，深得师生拥戴。抗战期间，虽学校远迁穷乡僻野，而长郡仍名师荟萃，教学质量不减当年。如数学老师有黎赞唐，人称“黎三角”；杨少岩，人称“杨代数”；语文老师周世钊，古文深有造诣；英语老师罗凤清，单词、词汇烂熟，人称“小字典”；钟奇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大学教授；历史老师易仁荄，为清华大学毕业高才生；生物老师曹非，物理老师黄培心，化学老师王绍休，皆当代名流，极一时之盛。名师出高徒，在老师谆谆教诲之下，学生虽在当时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环境中，仍然晨读夜习，孜孜不倦。学生成绩，在历届统考、高考中，均名列前茅。

    鲁立刚爱生如子，关怀备至。平日教导学生，多以鼓励代替呵责，耐心开导，循循善诱，以培养学生自觉尚善尚学之精神。尤对贫苦学生最为关注，盖鲁出身贫寒，自幼父母双亡，靠其兄以雇工佣资度日。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皆赖戚族之助，始克完成学业。及至出任校长，深感当时不少优秀学生均出自贫家，往往因资无着而时有辍学之虞。故当学校迁址就绪，甫得立足之后，他就积极为筹集学生奖学金奔走呼号，不遗余力。鲁虽一向蔑视权贵，但为筹措奖学基金，而不得不与当地富贾乡绅往来周旋，以求其解囊捐献。离任去台湾后，仍难忘故土，魂系长郡，一再告诫儿孙，“长郡奖学金不可废”。就在其病重弥留之际，在医院病床上还立下遗嘱：“望长郡诸君子，毋失‘朴实沉毅’校训，并发扬光大。奖学金亦然。”鲁辞世后，其继配靳吉禾老师倾其私蓄和海内外子女及在台长郡校友，遵循鲁遗愿，共集资１万美元，立为长郡“鲁立刚奖学金”，以荫泽后世。

    鲁立刚为人正直不阿，尤重民族气节，无时不将爱国主义思想寓于教学之中。在讲授地理课时，他对祖国边疆形势，战略地位，均述之甚详，以激励学生保家卫国之忧。鲁去台以后，虽仍挂名“资深国大代表”空衔，但已不再问政事，曾多次拒绝出任要职，亦不愿移居美国（其子光武、光天、光休均在美），而潜心闭户读书，研究经史子集，手不停笔，星抄露撰，著有《资治通鉴选论》、《群书治要菁华》、《二十四史札记及人物志选抄》，皆剖析盛衰治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