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四杏坛佳话

著名教育家、文字学家符定一

    符定一?穴１８７７—１９５８?雪，衡山县罗家塘（今属湘潭县）人。字澄宇，号悔庵，清末秀才。后考入北京大学师范馆学英文，１９０８年大学毕业后回湘，从事教育工作。他是一个具有强烈事业心的人，一生建树颇多，荦荦大者，约有下列数端：

创办省立第一中学

    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即今之长沙市第一中学，创办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３月。初名“湖南公立高等中学堂”，是由符定一领衔创办的。据《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志》记载：民国肇造，须有多数具完全普通知识之中坚，方足以巩固国基，爰倡议创办全省公立中学校，呈请湖南都督府暨学务司拨款立案。遵学务司颁行“暂定湖南学制纲要”，规定“先由全省筹办高等中学三校以为规范”，又载有“须将中学校逐渐改为高等中学以归划一”等语。该校因系全省公立，故定名为湖南公立高等中学校，公推学有专长的符定一为校长。开始招收高等中学两个班，普通中学４个班。当时入学国文考题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要策。”考试结果，普通科取录１５０人，毛泽东名列榜首，编入该校第一班读一期（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符定一担任该校校长后，认真负责，态度严肃，学校行政管理，井井有条。学生上早操，他亲自点名训话，并担任英文课。长沙市一中，早就有“南方北大”的美名，符定一开创之功是不能抹煞的。

访问延安后进步快

    符定一在旧中国混了几十年，自己也当过国会议员、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等职。因此，他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逐步有了深入认识，同时对共产党艰苦抗日的精神以及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抗战胜利后，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建国方略，深为敬佩。

    符定一和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省立一中就有过师生情谊。后来符定一居北京，毛泽东也常去符家作客，符并在经济上援助毛泽东。据说有一次，符回到长沙，顺便到当时在省政府任秘书长的李某亲戚家中，发现一份要逮捕毛泽东的电报，是符定一晓以利害，嘱托李某设法说服当时担任省长的赵恒惕，几经周折，才使毛泽东脱离困境。

    １９４６年６月，中共邀他去延安访问，到延安后，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欢迎他的大会。他回到北平后，思想更加进步，行动更为积极。１９４８年５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不久，符定一不顾七十高龄，化装由北平进入解放区党中央所在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符定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联绵字典》传后人

    符定一在青年时代，就聪颖异常。稍长，在私塾老师的指导下，涉猎《四书》、《五经》之类的我国古代名著。尤其对于文字研究工作，更有癖好。他立志要编纂一本与众不同的《联绵字典》。从１９１０年开始，他把我国自隋唐以来经籍中出现的联绵字，搜罗殆尽，并旁征博引，花了３０年的时间，到１９４０年，该书草稿终于完成，计４００多万字，共８７册。后来此书稿售给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全国，影响较大。

三个抄稿的年轻人

    １９５６年，黎锦熙先生任全国人大常委、“九三”学社中央理事、北京师大一级教授。在与友人闲谈中，他叙述了在长沙的一件趣事。

    １９１２年，当时还只２３岁的黎锦熙，在长沙创办了《湖南公报》和《公言》，自任总编辑，几乎每日撰社论一篇，时评一则，批评时政，主张民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由于报社需要抄写、整理的稿件甚多，于是邀请认识的青年人到报社抄稿。当时，经常来报社抄稿的年轻人有３个。

    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老老实实当“誊文公”，什么都照抄，一言不发。一个是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能代以修饰润色，算是有创造精神的。一个是个性突出，爱憎分明，看到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文稿，干脆不抄，放在一边。

    讲到这里，黎教授笑着问：“这３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你知道他们是谁吗?芽”

    黎教授接着慢吞吞地自答道：“第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不必多说；第二位，成了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那就是田汉先生；第三位嘛，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领袖人物，这就是毛泽东主席。”

    黎先生还告诉说：“第一位和第三位，我始终没有向别人说过他们的名字。尤其是第三位，从前在国统区不敢说，怕惹是非，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也不便说……”

    黎锦熙教授与毛泽东，从师生关系起，交往长达６０余年。

民初的留学风潮

１９１２年冬，湖南都督府决定派送２７６人出洋留学，规定下列人员有资格被选送：一是辛亥首义有功人员，二是革命烈士子弟，三是名校的高才生。但名单公布后，长沙学界及各报馆认为“名额太多，需费甚巨，且未经考试，多系私人”，首先起来反对。他们召开会议，并赴都督府和教育司质问，“甚有拍案大骂者”。接着，农工商各界亦以学费过多，人民负担太重，散发传单，举行集会，要求取消原案，另行考送，减少人数，酿成留学风潮。湖南地方当局“恐致暴动”，竟调集军队驻扎督署，如临大敌。结果，各学校全体罢课，形势更趋紧张。都督谭延闿见状，赶紧出来解释，声称此教育经费“系从教育经费预算项下开支，并未于岁入外加增人民负担”，要大家“毋得误信谣言，致滋事端”。于是，风潮稍息。

    但引起这次风潮的主要原因是滥派，经费只是其次。人们对送财政司司长陈炳焕的子侄陈家赍、陈家立等留学西洋，意见尤大。认为他们“浪游东土，挥霍成性，各学生公费，均经其手发给，可否随意，握财政之全权，无科学之常识，咨送西洋，徒耗公帑而已。”因此，大家对谭延闿的解释十分不满。不久，他们又召开会议，散发传单，坚持取消原案，否则全体罢工罢市。警察横加干涉，“大起冲突”。谭延闿“饬派军队，擎枪运炮，到场弹压”，并通过巡警厅声言：“如再有捏造传单希图煽惑军人或登门迫胁倡言罢市者，即严拿重办。”风潮愈闹愈大，引起广泛的关注。

    不久，留日学生选派代表到湘，面谒都督谭延闿，竭力抨击湖南都督府滥派留学生的行径，并上书痛陈利害。上书指出：日本现在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但每年都派学生赴欧美留学，所送学生“资格甚严，非专门人才万难中选”，清末选派学生留学，开始时虽无相当人材，但“必聪颖子弟始能与选”；迨后学生程度稍高，即行限以资格，严加考试。现民国成立，“允宜暂沿成例，俾无滥竽，岂知遽便图私，竟悍然不顾”，致使风潮迭起，“默念湘省前途，可为浩叹，务恳请都督大力主持，打消原案”。

    在长沙工农商学各界和留日学生的共同反对下，谭延闿不得不命令教育司改变原来选送方案，对前榜所示２７６人课加考核，结果共选得符合首义有功人员、烈士子弟和学校高才生三资格者共１０３人，其中咨送日本６８人，咨送欧美４５人。其余１７３人，再由教育司“一律预试”，另行分别咨送。风潮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