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四杏坛佳话

禹之谟和广益中学

    禹之谟（１８６６—１９０７），长沙府湘乡县大泉乡（今属双峰县）人，１８６６年８月２７日生。青年时代就怀有远大抱负，他目睹世界列强侵略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情形，毅然投身革命。他先在长江下游一带考察矿产资源、立志实业救国，继而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后因事败未成，遂去日本学习纺织工业，并广泛结识革命志士。１９０２年他从日本回国后，相继在安庆、湘潭开办织布厂。１９０４年移至长沙。禹之谟与黄兴交往甚密。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培养革命人才，他借长沙湘乡试馆创办了惟一学堂（后改名广益中学，即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１９０５年８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和黄兴密函禹之谟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他担任首届分会会长，同时还担任湖南商会会董、教育会会长、学生自治会干事长等职。

    惟一学堂在长沙开办后，招收了大批酷爱自由、不甘受奴役的学生。因而慕名来求学的学生日益增多，并成为同盟会成员活动中心。原有校舍已不够用，乃另租长沙市水风井小桃园巷内一栋民房作为校舍。禹氏是学校负责人，黎尚雯任教务主任，教师中有新化的邹介人，邵阳的石蕴山、陈安良等，均为同盟会会员。学校根据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开设修身、中国文学、算学、历史、地理、博物、图画、体操等。禹氏亲自教课，利用讲堂宣传革命真理。学校校风朴实，奋发自强，学校办得很有特色，被认为是革命策源地。他经常教育学生不要读死书，以免自坠入“奴籍”不能自拔。当时有人评价惟一学堂“其学生皆有自尊独立之风，校风为全省各校之冠。”禹氏一贯反对清政府腐败无能，抵制洋货。同盟会员、新化人陈天华、益阳人姚宏业都留学海外，感愤国事日非，外侮频繁，先后于１９０５年１２月和１９０６年４月，跳海、跳江自尽，以生命来唤醒民众的觉悟。灵柩运抵长沙，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５日，禹氏约集同盟会会员陈家鼎、覃振、宁调元等人主持丧仪，不顾清廷当局的禁令，发动全城学生一万多人，声势浩大地安葬陈、姚两位烈士于岳麓山，以表崇敬之情。

    当时走在送葬队伍前列的是惟一学堂的学生。禹氏着短衣大冠，手举长刀，以刀砍电杆，厉声曰：“如清吏有阻吾等送葬者，如有电杆然。吾手有刀，各同学切不应畏惧?选”在这种先声夺人的情况下，奉命把守灵官渡口、阻止白衣随往送灵柩通过的军警瞠目以视，不忍制止，有的还洒一掬同情之泪。“惟一学堂”学生在这次活动中受到了深刻的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后来禹之谟支持湘乡学界抗议盐商浮收税款，被清廷当局扣上“哄堂塞署”的罪名，于１９０６年８月１０日将之逮捕入狱。后来萍、浏、醴起义爆发，清廷认为与禹之谟有关，又于同年９月１９日将他解往靖州，交酷吏金蓉镜等办理。禹氏被断指割舌，打得体无完肤，但他始终不屈。他在狱中写的慷慨激昂的致同胞书说：

    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选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切毋奴录其心而生。

这语言真是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１９０７年２月６日，禹之谟被刽子手绞死于靖州城西门外。就义时年仅４０岁。

    后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说：“萍醴之师败，而禹之谟、刘道一、宁调元……等竟被清吏拿获，或囚或杀者多人，此为革命同盟会第一次流血也。”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留守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赠禹之谟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并予公葬岳麓山。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湖南各界群众数千人在长沙为禹之谟举行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黄兴执绋前导，备极哀荣。当时有许多人送了挽幛，现摘几副如下：

    具一副豪侠肝肠，不破坏不能完全，叱咤变风云，倡谋借白水盟心，十载同磨高祖剑；

    剩几许英雄铁血，愈摧残愈有价值，精诚贯日月，归葬到麓山绝顶，万古同留大禹碑。

    ——仇鳌敬挽

    曾为入牢通讯客；

    来吊“哄堂塞署”人。

    ——陈荆敬挽

    楚雨一天愁，送烈士名士，瓣香不尽英雄泪；

    靖州千古恨，问金、庄何处?芽有剑难寻仇敌头?选

    ——曾荣枢敬挽

    最后一副挽联中的金、庄，即指金蓉镜和庄赓良。金蓉镜当时任靖州知州，湖南著名酷吏，承办禹之谟案的刽子手。庄赓良，当时任湖南按察使，是置禹之谟于死地的凶犯之一。

    当禹之谟被捕后，惟一学堂迫于残酷现实，改名广益英算专修科，１９０７年改名为广益学堂，１９２４年改为执中中学校，１９２６年改名为湖南私立广益中学。抗战八年，曾三迁校址。１９５１年１１月

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湖南广益中学。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又

改名为长沙市第四中学。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在长沙市熙宁街学校旧址举行了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成立大会。１９５６年暑假从长沙熙宁街迁来二里半学堂坡附近，同时合并长沙市第十初级中学，学校规模空前扩大。１９８４年湖南师范学院改为湖南师范大学，学校也随之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之前身为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之创办人为张百熙（１８４７—１９０７）。张字野秋（一作冶秋），同治进士，长沙县沙坪乡照壁屋人。

    张百熙之办学，苦心孤诣，有武训风。他想网罗天下名流，出任教习，当时桐城进士吴汝纶（字挚甫），工古文，德高望重，他便以直隶州奏请加五品卿衔，聘为大学堂总教习。这在当时，可谓殊荣重典了，可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于是官服顶戴，登门拜谒，长跪不起，言：“我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先生不出，如中国何？！”汝纶感其诚，始应命。

    清代自庚子（１９００年）之后，唯一新政，只有学务，朝廷以之托付张百熙，有用人之柄，又掌财权，薪俸厚，羡妒者众。张受命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当时的权臣如荣禄、鹿传霖、瞿鸿  等，思想保守，不满张的作为，于是阻力纷起，处处掣肘。御史王某密奏说：清朝定制，各部堂官都是一满一汉。今大学堂仅一汉大臣，这是产生弊病的渊薮。于是清廷加派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按例规，凡满汉同官，必满人掌权。荣庆至，主观独断，百熙的办学主张不能实行。后来又加派孙家鼐为学务大臣（即原管学大臣改称），张百熙降到了“第三把手”的地位。

    到后来，清廷采袁世凯建议，正式成立学部，乃以荣庆为尚书，百熙只好辞去学务，离开自己心爱的事业。荣庆主学部，张的一切举措，都停下来。清人日记载：“长沙（指张）年六十，初为国家兴学，乃学部立，则又摈之，人皆不平。”（孙宝暄《忘山庐日记》）

    张百熙善诗工书，有《退省轩诗集》遗世。“文夕大火”前，长沙市北正街“补天石宝”药店之招牌为张所书，遒劲秀丽，时人评价为全市书法第一。《清稗类钞》谓其诗近杜少陵，盖爱国忧时，郁郁不自胜，发而为诗，直逼子美。创办京师大学堂之次年（１８９９），张百熙有诗曰：

戎氛近逼姬周日，党祸纷乘赵宋年。

忧极真思蹈东海，时危恶见哭伊川。

乾坤扰扰事未已，风雨萧萧秋可怜。

万里敢忘心报国，诸君应有力回天。

    张当年虽侧身通显（历任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但清廷对汉人歧视，处理人际关系有难言之隐。朱德裳说：“京师大学堂欲杀羊作生物学试验，管学大臣专折奏闻，奉旨：核准，张百熙小心谨慎如此。”（见《五十年间闻见录》）盖慈禧生肖属羊，讳言“羊”，况乃杀之，张不得不请示，假如现在一位教育部长为了大学一堂实验课，而要请求中央，岂非笑话?芽戊戌政变后，张终因荐康有为获罪，被革职留任。

    张一生清慎勤廉，创办京师大学堂以来，门下诸多俊彦，人才辈出，皆其汲引培育之功。他去世后，感恩流涕者多，有挽联云：

有成德者，有达才者，有私淑艾者，先后属公门，感欲铸金酬范蠡；

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艰难值世事，不堪赋鹏吊长沙。

他的弟子聚金７０００两，欲为塑铜像，因其家境贫寒，此款皆存北京“义善源”号生息，作家属生活费。后“义善源”倒闭，此款亦被卷没，后人不再享用。

    张百熙曾以女嫁袁世凯之子，结为儿女亲家。张家子孙众多。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３年，张百熙曾孙张希九，曾在长沙县高仓中学读过书，后任新疆某单位高级工程师。另一位张百熙的曾孙张希政在长沙市湖南财经学院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