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三湘城访古

长沙古城墙的变迁

    长沙大概在公元前４０００—３０００年已有原始人群的火坑和原始村落的遗址。从记述周初事迹的《逸周书·王会篇》来看，献物中已有“长沙鳖”的名目，可见当时长沙已是人烟汇聚，物产丰富的所在。春秋战国时期，江汉之南，建立了楚国。长沙隶属于楚国的版图，它随着楚国的强大而兴盛。秦灭六国，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统一中国，划天下为３６郡，将长沙及其周围地区９个县设为长沙郡，治所定长沙县。汉朝建立，汉高祖刘邦以番阳令吴芮平秦有功，封为长沙王，将“湘县”（即后来的长沙县）改为临湘县，长沙成为一个诸侯王国的都城，吴芮修筑了长沙城。

    当时，长沙城池面积较小，城墙用砖土建筑，北宋时北城墙扩至今开福寺以南。到南宋绍兴年间修复城墙时，因财力不支，北城又缩回至今湘春路。明朝初年，商业人口增多，才将砖土建筑的城墙，改筑石基。明朝末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长沙，毁坏了部分城墙。到了清初，经略徐勇、洪承畴命人将明藩府城墙砖石拆去，将长沙城墙增高加厚，后来巡抚周召南又派人多次整修。

    咸丰年间，洪秀全率领太平军进攻长沙时，西王萧朝贵驻兵南门外鳌山庙，在晏家塘和东南角魁星楼等处挖地道埋炸药，炸塌了部分城墙，太平军撤走后，清政府派人进行修葺，加固了长沙城墙。

    明朝的长沙城，宽５里、长１４里，有９座城门。东边有二门，是小吴门和浏阳门，南边有一门叫黄道门，又名南门，西边有四门：德润门，１９１２年，黄兴经此门返故里，改为黄兴门，后又称小西门；驿步门，后叫大西门；潮宗门，即草潮门和通货门，后叫通泰门。北边有二门，一是湘春门，又叫北门，一是新开门，后叫兴汉门。辛亥革命后，又在东北增开了经武门和西南的学宫门。咸丰年间，清政府铸了两座大炮，一名红袍大将军，安放在南门城上，炮口对着靳江河，一名定角大将军，安放在木码头城墙上，炮口对着三汊矶，成了犄角之势。

    长沙的城门，以浏阳门年代最久远。《通鉴》云，浏阳门，潭州城东门，自五代至今，沿袭未改。明以前还有醴陵门，也称长沙东门。由长沙至浏阳为浏阳门，由长沙去醴陵为醴陵门，地址在天心阁至浏阳门之间。长沙古老的城门，有史书记载，清泰门见于《通鉴》，长乐门、端阳门见于新五代史，南楚门见于宋史，湘东门见于元人诗集。清泰门在《通鉴》中记载说，马希萼陷长沙，据城自守，李彦温自驼口（即现在的浏阳河口骆驼嘴）引兵攻清泰门。民初１９１７至１９２４年间，拆毁城墙，开辟马路，在经武门附近掘出一门额，名叫云阳门，系南宋景定元年（１２６０年）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向士璧所书。

    有城必有池，池就是便河，长沙西临湘江，东、南、北三面沿城都有护城河，俗称便河。经武门外有一街巷，名“便河边”，即为当年护城河遗址之一，明朝末年，老百姓在南门西湖桥一带的便河上修建了许多吊楼住房，张献忠的大西军进逼长沙城下时，长沙兵备道高斗枢强令百姓将住房拆去，将便河上的石桥也改为木桥。后因木桥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康熙年间又拆去木桥，重建石桥。太平军进攻长沙时，石桥又被拆毁，到同治年间才重建。

    辛亥革命后，城墙、便河不利于商业和交通，长沙的城墙除天心阁一段外，全部被拆除，便河也被填了。在东、南、北三方，修了一条极其简陋的环城马路，穷苦人民在沿江一带搭起了无数间棚屋栖身，这便是当时长沙有名的贫民窟——沿江棚户，而东、北向的环城马路，除左文襄祠，即现在的工人文化宫，铺了一条仅可驶一辆汽车的柏油马路，其余都是“天晴一把刀，落雨一窝糟”的泥泞路。

古城卫士天心阁

    天心阁建于明代。不少名人志士来到长沙时总要登阁浏览长沙景色，或吟诗作赋抒发情怀。市民们更喜欢在节假日登楼游览。由于天心阁是市区最高点，因此，登临其上可俯瞰全城。它不仅是人们游览的好地方，同时还是防御和防空难得的阵地。多少年来，它像一个坚强的卫士，饱经沧桑，岿然不动，护卫着古城长沙。

    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先锋部队攻打长沙，曾与清军激战于天心阁下，萧朝贵中炮弹阵亡。过去的军事家就因天心阁有利地势，而把它作为坚守长沙、克敌制胜的屏障之一，所以天心阁至今仍见古炮洞和古炮台。

中日长沙四次会战中，天心阁也是中国军队扼守长沙城的重要阵地之一。１９３９年９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３次大举进犯长沙。中国军队奋力抵抗。３次会战，日军均从长沙败退。长沙成为坚持抗战达５年之久的英雄城市。由于天心阁占踞长沙城内制高点，３次会战中都成为我军重点布防的主要阵地。特别是第二次会战时，日军曾于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７日晚攻入长沙，天心阁阵地直接面临敌军的强攻。据守天心阁的官兵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誓死一拼，最终击退敌军进攻。由于敌军始终未能占领长沙城制高点，加之我军各部重振旗鼓，向长沙迅速集结，占领长沙仅３天的日军被迫撤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在保卫长沙战斗中牺牲的将士，特在天心阁城墙的北端建十六柱斗拱、八角歇山顶亭一座，名曰“崇烈亭”。徐祯立撰联云：

有亭翼然，览风物睹江流之胜；

是真勇者，执干戈卫社稷而亡。

    民国十五年农历七月十五日（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２日）《大公报》第六版以《天心阁侧立飞机用之方向标记》为题，报道说：“广东国民政府派飞机六架来湘参战及大圫铺修建飞机场等情，已志本报，现飞机已将出发，于应经历之宜章、衡州、长沙等县，宜设标记，以示方向，除宜章、衡州两县已于城南高地设立标记外，并由兵站部电长沙县限电到五小时内赶办，彭基雉县长，已于昨晚饬工于天心阁侧，设造标记，以白布架成十字，高三丈，宽五丈，各端燃灯二。闻大托铺机场亦立标记，所异者为各端悬灯一盏云。”由于当时科学技术落后，飞机设备不精良，地面又无先进的仪器导航，因此只得利用天心阁这个高而开阔的地势，摆设白布十字架，作为长沙市的航空导航标志，指示飞机降落。

    自１９３７年长沙市有防空组织以来，一直为防空观察哨所、防空警报台和反空袭作战的高炮阵地。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后，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在长沙市组织了第一次防空演习，演习结束，在省保安处内成立防空股（这是湖南最早的防空组织），并指定在天心阁城楼和国货陈列馆与警钟楼上设立防空嘹望台，兼管火警嘹望。这是长沙市，也是湖南省最早的３个防空嘹望台。随即长沙市政府成立了防空组织，１９３８年１月在全市设立５个防空观察哨点，天心阁是重要的一个（还有狮子山、五里牌、警钟楼、纺织厂），哨所人员全由地方军人担任，一般设哨长一人，士兵多人。那时没有仪器设备，全凭哨员的肉眼看、耳朵听来掌握敌机动态。向市民传递敌机情况是采取在木杆上悬挂灯笼，显示空袭警报或紧急警报，以指示市民向城外疏散或就地隐蔽等。后防空袭情报传递设备有所改善，同时使用铁钟和手摇警报器。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先是下令全国撤销防空组织，随后又下令为防止共产党的飞机恢复防空组织。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９日，国民党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分配长沙市１０具手摇警报器，除其中４具失灵待修外，另外６具指定安装在警钟楼、省党部、天心阁、汤公庙、金家码头等地。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省会防护团为解决天心阁防空警报通信，请省保安司令部安装了一部电话机。

１９４９年８月长沙和平解放前后，天心阁这个防空哨所更显重要。据一个当时在天心阁担任防空哨组长、现在离休的老同志回忆，他是１９３５年国民党中央防空学校毕业的，日本投降时离开国民党防空部队，到地方工作。长沙解放前夕，经故友介绍到湖南省民防司令部（程潜将军任司令、苏公望任副司令），司令部派他担任天心阁哨所的上尉组长；后随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

国耻纪念亭回顾

    抗日战争前，天心公园进门北端坪中，建有一座国耻纪念亭。亭高３丈，外围石栏，内围铁花栏杆。栏杆四周，题有许多匾额，其中有“千夫所指”、“万众同心”、“革命精神”、“义无反顾”、“触目惊心”、“疾首痛心”等题字。亭中立有水泥绘制的国耻地图一幅，对过去清廷腐败，丧权辱国，租割之地如香港、澳门、旅顺、大连等地，均涂有鲜明的颜色，注明割让的简史，使游人瞻览之时，触目惊心，毋忘国耻。据说该亭为１９２９年何键主湘时所建，是为纪念１９２８年济南“五三”惨案而建。地图后面，还刻有一篇《国耻纪念序》，为廖汉瀛所撰。序文曰：

中国古文明国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受帝国主义者政治经济文化种种之侵略，竟沦为次殖民地，丧权割地，赔款惨杀之案，岁有所闻，外人目为睡狮，倡言瓜分而共管，甚有以夺获我国之战品，陈之公园者，耻孰甚焉。先总理（指孙中山）乃唤起民众，共同革命，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现由军政进为训政时期。吾湘政府，恪遵建国大纲，力谋建设，百废具举。市政聿新，而以天心阁委托汉瀛整理，承主席何公，嘱建国耻纪念亭。盖欲使阅者触目惊心，奋发图强，立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且欲使外人觉悟，自戢野心，促成国民亲善之外交，共趋大同之志也。兹值工竣，谨志其缘起始此。

１９３８年长沙文夕大火，亭匾略有损坏，旋又复修。１９４４年长沙沦陷后，传闻为日军所毁。抗日胜利后，未再修复，而在原址上建崇烈亭，以纪念在长沙会战中牺牲的抗日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