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晚亭的故事 岳麓山青枫峡中爱晚亭,系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所建。据传,罗典初建此亭时,原名为枫叶亭(一度称放鹤亭)。建亭不久,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来湘游历,他就是当时“南袁北纪”两大文人的袁枚(另一个为纪昀)。岳麓山为名山胜境,袁枚当然得游历一番;罗典为经学大师,袁枚当然得拜会一次。于是,写了一个大红帖子,派随从送到岳麓书院。哪知这位罗典山长是一位道学先生,平时听到袁的风流韵事颇多,特别是对他教授女学生一事,更是深鄙其人。于是,在送来的大红帖子上批了16个字——“风流才子,天下闻名。其人可杀,其书可焚。”同时下令:一、关闭书院大门,不许袁枚入院;二、派一批人挑水,凡袁枚经行之路,都得用水冲洗;三、密派精灵学生数人,装着游客跟踪袁枚,随时将其言语行为报告。袁枚见罗典闭门谢客,也不介意,带着随行人员一笑登山,观赏风景。行至青枫峡,见双峦对峙,枫树成屏,拥抱着一个精巧的亭子,不由赞道:“好一个幽静之地。”抬头一看亭名,不觉眉头微皱,自语道:“傍着这么好的枫林,就叫它‘枫叶亭’太无深意,为什么不取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叫它‘爱晚亭’呢?芽”这时,罗典所派跟踪他的学生,听了之后,马上就有一人回报罗典。罗一想:“对呀?选为什么我当初见不及此呢?惭愧,惭愧。”随后,又听到一个学生前来回报,说是袁到书院门前,便表示应当有副好的对联,才不愧对名山学府。袁的随员问他以什么对联为好,袁即答道:“就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岂不浑成么?”罗听了这次回报,不禁拍案叫绝道:“名下无虚士,大开山门,我去接他。”于是,两人便欢然相晤,在岳麓山畅游数日,谈经论道,成为莫逆之交。不过,后人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有争议。
文天祥书“忠孝廉节”石碑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岳麓山下,书院正厅即为旧时书院讲堂。左右壁分嵌“忠孝廉节”4字,字高213厘米、宽141厘米。由于“忠”字的右上方刻有“晦庵朱子书”的款识,相传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手书。方志沿袭其说,从无异议。1983年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发现是宋末名臣文天祥所书,这样把此碑初刻至少推迟了106年。 1983年夏天,蔡锷北路敦煌照相馆翻修时,在旧墙上拆下两块刻有“廉节”二字的大石碑。碑为青石琢成,字的体貌和尺寸与书院本完全一样。遗憾的是还有“忠孝”二石遍觅不得。经过一番洗刷,碑版焕然一新,石面莹净,字迹完好。在“节”字碑的左下方,镌有摹刻年月和书者的姓名。全款首行为“大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岁春月吉日摹刻”,第二行为“宋文天祥书于口口口口”。考《长沙县志》云:“庙之左偏为明伦堂,高二丈六尺,阔三丈九尺,深三丈七尺,左右壁摹刻忠孝廉节四大字”。下有“宋文文山手书”注文6字,与碑面题款相符。 原来这4个大字,是文山先生当年为官湖南时书刻在长沙孔庙的遗迹。发现字碑的地点,正在市区蔡锷北路学宫街与红墙巷之间的长沙县学宫旧址上,证实《县志》这条记载是可信的。《宋史》文天祥本传说:“咸淳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这是文山第一次来到湖南,时年37岁,驻留潭州仅一年,第二年就任赣州去了。10年之后,他又再次到过湖南,这是读了他的《湘江宿别》诗才知道的。全诗为: 潇湘一夜雨,江海十年云。 相见皆成老,重逢便作分。 啼鹃春浩荡,回雁晓殷勤。 江海人方健,月明思对君。 从诗中看出,他二次到湖南已是10年后的春天,和旧友相见,有皆已成老之感。这次停留的时间更为短暂,可能是路过长沙,所以“重逢便作分”了。由此可以断定,题字长沙孔庙的事,只能是在他初次为官湖南的一年间。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原希望在朱、文两人的全集中能找到一点线索,来解决谁是书写人这个悬案。可惜落空了,竟没有发现他们在长沙书写“忠孝廉节”4字的原始资料。《宋史》本传更未提及此事。说朱子书此4字的唯一依据,只有《长沙县志》,而《县志》又难以尽信。《县志》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岳麓书院,……绍兴元年毁于兵,乾道元年安抚刘珙重建。聘张南轩主教事。三年,朱子知潭州,手书忠孝廉节四字……绍兴五年,朱子为湖南安抚使,牒委教授,兴学岳麓。”这段记述,与史实大有出入。按乾道三年(1167年),朱子首次到湖南,是专访张南轩讨论学问来的。其本传并无出“知潭州”的经历。朱子“知潭州”的说法既属虚构,则下文“手书忠孝廉节四字”一语,便无着落,其为想象之辞无疑。朱子“监潭州南岳庙”在高宗绍兴末年,其时张南轩尚未在岳麓书院主教事。朱子为湖南安抚使,实为宋绍熙四年(1193年),非绍兴五年(1135年)。朱子生于建炎四年(1130年),到绍兴五年不过6岁。《县志》失考一至于此,足见记载是不可尽信的。 朱、文两人都在湖南做过官,又都到过湖南二次,《县志》说他们都曾写过这4个字,而现在刻本虽有两个,字迹并无二致,只能是一手所书。朱、文两人必有一虚一实是肯定的。为什么要肯定文文山而否定朱子呢?芽还得从这4个字本身来说明问题。 南宋初年,在学术界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主要流派:一个是以朱子为首的理学派,另一个是以陈亮为首的事功派。前者以阐扬儒学为旨趣,以潜移默化、影响社会为功用;后者以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活动为手段,以事功来改造社会、实现其学说为目的。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受命于危难之际,只身系天下安危,一心致力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斗争,成为名副其实的事功派。他看到当时国势岌岌可危,大小官吏人自为计,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投降变节不以为耻。他针对这种不可收拾的败局,提出“忠孝廉节”4字作为救世良策,正和春秋时管仲相齐,提出礼义廉耻4字作为治国纲领的用意不谋而合,同是出于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他本人的一生,即是这4个字的活注脚。《宋史》本传说:“天祥至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由此可见不但故相江万里奇其志节,连元朝的劝降人员原为宋臣的张弘范亦有“忠孝尽矣”之叹。今读文山遗集,其忠孝思想,随处可见。从文文山所处的境地和他一贯的思想来看,这4个字正合乎他的身份和口吻。
赫曦台前说往事 岳麓书院门前的赫曦台,取义于《离骚》“陟外皇之赫戏兮”,是光明灿烂的意思,后来写作赫曦,意义更加明白了,但这个台子确实当戏台使用过,那是1902年的事情。 书院的主持者,当时叫“山长”,最后一任是王先谦(约有3年)。王先谦又名王益吾,是一个一辈子搞教育工作的专家,当过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祭酒”(即校长),离开官职以后,先后担任江阴南菁书院、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的山长,最后出任岳麓书院山长。1902年是他六十大寿,岳麓书院的学生发起为山长做寿。 王先谦有一个妹夫叫杨恩寿,是中国近代戏剧史上有名的剧作家,因此王先谦也特别爱看戏。那时候有一种风气,以王先谦为首的包括叶德辉、孔宪教等保守派都爱看戏,他们主要是看地方戏;以徐仁铸为首包括梁启超、陈三立等新派喜欢昆曲。徐仁铸是海盐人,海盐是南曲的发源地,他的父亲是康有为的老师,戊戌六君子本应为七君子,即徐的父亲列为被杀者第一名,因荣禄对慈禧说:此人并非康党,只会唱戏,慈禧也喜欢听戏才圈了他名字,改为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他的儿子徐仁铸本人也能粉墨登台,因此,戏剧活动在本世纪初的湖南十分活跃,只是没有固定的剧场。那时长沙城最大的舞台是玉泉山。比起岳麓书院的赫曦台小多了。 于是在王先谦六十大寿的那一天,把赫曦台后面用布圈起来,前台正对书院大门,举行了长沙有史以来第一次盛大的“堂会”,请了长沙最大的剧团“春台班”演了一天,叶德辉等名士都去了,据说剧目是《麻姑献寿》、《李白写旨》和《风波亭》三出,王先谦即席写诗《观李白写旨》一首: 市中高卧诏传呼,彩笔狂挥锦不如。 今日眼看人尽醉,有谁能写吓蛮书。 戏演完后,奉承他的学生们写了许多诗,其中一首: 麓院连朝沸管弦,难为介寿右谋篇。 生徒女乐今重见,何必扶风绛帐悬。 扶风绛帐是用东汉经学家马融的典故,王先谦的确也是晚清的经学大师,这典故是用得很贴切,只是“女乐”二字不妥,当时湘剧全部是男演员,男扮女装罢了。 “春台班”这剧团在樊西巷,那时不叫剧团,叫“倌店”,演员宿舍而已。王先谦为了酬谢演员和班主,还为他们写了一副对联:春明歌管,台阁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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