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二民国烟云

孙立人两次为齐学启修墓

    在长沙岳麓山，与黄兴、蔡锷之墓遥相呼应的有齐学启将军墓。此墓孙立人曾为之修建过两次。

    齐学启１９００年９月２１日生于湖南宁乡，后随父寄居长沙。长郡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后赴美国诺维奇军校学军事。上海“一·二八”时期，任上海保安二团上校团长，一举夺回闸北车站。１９３８年任新编３８师少将副师长，与师长孙立人率部入缅甸，配合英美盟军作战。时仁安羌英军被围，全军濒于覆灭。齐学启奉命率部猛击敌军，毙敌１２００余名，解７０００英军和５００名英美新闻记者及其随军人员之危，大振国威。后因战争失利，齐负重伤被俘，誓不降敌，被关押于仰光集中营３年。日寇转告南京汪伪政府，约请齐的同学、伪军政部长叶蓬等至缅，许以高官厚禄，劝其投降。叶被齐骂得狗血淋头，羞惭而退。日寇知齐将军志不可夺，乃用重金收买战俘原新五军排长蔡长根等，趁昏夜以刀刺入齐将军腹中，５天后齐学启伤口溃烂而死，时为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３日晚１０时３０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追授齐学启中将衔。１９４７年９月?熏孙立人电请英军十四军团长史立姆派专机将忠骸从仰光空运回国，国葬于岳麓山。孙立人将军自撰一副挽联，当时曾脍炙人口：

    九载同窗，同笔砚，同起居，情逾手足，彪勋震蛮域，威名撼寰宇，君酬其志，功垂青史，湘水湘云存浩气；

十年共事，共生死，共患难，倚若股肱，杀声惊天地，战功泣鬼神，我迎忠骸，泪洒红叶，秋风秋雨悼忠魂。

孙立人后随蒋介石去台湾任陆军总司令，曾经显赫一时。不料内部倾轧，孙被冤入狱，饱受１０年铁窗之苦。而大陆也发生“文革”十年浩劫，齐学启的坟墓被夷为平地。１９７８年，历史逐渐恢复本来面目，凑巧孙立人将军也获得平反恢复了自由。孙立人闻齐学启墓被破坏，遂倡导在台故旧筹资修复。消息传到大陆，得到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政府大力支持。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０年７月，历时１０个月，齐墓修葺一新，并立碑勒石，上铭刻孙立人将军所撰并书的《重修齐学启将军墓园记》。

王市长有“三怕”

    王秉丞，湖南湘潭人，小学教员出身，中等身材。１９４１年任益阳县县长。他生活俭朴，平日穿粗布衣服、草鞋，爱骑马，出门必骑黄色马。王很重视跟上司的关系，对有权势的人很随和，对地方绅士也能尊重，只是对下级官吏就神气十足。他忠实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常常上街检查清洁卫生，有时自己也参加打扫。他严禁牌赌，尤其反对妇女烫发。

    王最爱打球，他要求益阳县职工练习打篮球。大少爷出身的谭得雄，可谓不学无术，但身材高大，体魄雄健，会打篮球，王秉丞便委他为民众教育馆馆长。在沪江大学读过书但没有领到毕业文凭的邓秩明，王也因他会打球，派他担任桃源乡乡长。

    １９４３年秋天，湖南省政府迁往耒阳，那时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亲自在耒阳主持全省运动会开幕式，并且坐在主席台上观看球赛。这时，王秉丞自列为益阳篮球队员，带领谭得雄、邓秩明等益阳队球员参加比赛，打得勇敢顽强。比赛中突然下大雨，王秉丞等仍坚持冒雨赛球。薛岳是个军人，很欣赏这种拼搏精神，当他看见王秉丞全身透湿，还精神十足，当即在主席台上用喇叭高喊：“益阳王县长加油?选”王也更加奋力拼搏，获得胜利。王秉丞在薛岳心中留下最佳印象，这年年底，王秉丞调升长沙市市长。

    王在长沙更加积极提倡新生活运动，亲自上街打扫卫生，还骑着大黄马检查市容。他发出布告，不许妇女烫发，理发店敢给妇女烫发的，一经查出除了拘留、罚款，还要停业半个月。一天，王秉丞来到中山路一个理发店，发现一个长相很漂亮、穿戴很阔气的年轻妇女正在烫发，便跳下马来用马鞭指着理发工问她姓甚名谁?芽为何违章烫发?芽吓得这个理发师傅战战兢兢，不敢回答。谁知这个漂亮女人却神气比王秉丞还足，她打开烟盒，自吸一根高档进口烟，躺在安乐椅上，斜吐了一个烟圈后把眼睛斜瞟着王市长，没好气地说：“不干他的事，是我叫他烫的，你当市长好多事该管的不管，倒管到女人头发上了，真混账。”王秉丞正想发火，只见街那边几个背快慢机的警卫听了太太的声音都走拢来，虎视眈眈地望着王秉丞。王秉丞有点进退两难了，这时理发工才抱歉地说：“市长?选原谅我这一次吧，实在是这位军长太太硬要我烫，我才没办法为她烫了这一次……”王秉丞听说是驻军军长的太太，只得自认晦气，退出门，爬上马，懒洋洋地打道回衙。

    又有一次，王秉丞发动全市官民打扫卫生迎接双十节，他来到东茅巷一个住宅，便敲门高呼户主赶快搞大扫除。主人是位６０多岁的老头，见是市长自己来检查卫生，也就拿起扫帚扫了几下。可王秉丞很认真，怪老人扫得不干净。老人一听把扫帚丢了丈把远，怒气十足地说：“我看你是个市长，才扫几下给你点面子。我儿子也是将军，官比你大得多，你说我扫得不好，你叫我儿子回来扫?选”说罢把门一关，到屋里去了。王秉丞见这位老人是将军的老太爷，只得敲门进去，请老伯原谅，随后又没精打采地回到了市政府。

    王秉丞怕军长的太太，怕将军的老太爷，更怕日本鬼子。１９４４年长沙沦陷，王秉丞急急率部属向安化、新化等地逃走。他怕日本鬼子抢去大印，就将长沙市政府的铜印和案卷全部运到宁乡大屯营周氏宗祠夹壁中收藏，另刻一木质大印带在身边。抗日胜利后王秉丞还想坐镇长沙，不料省主席已换了吴奇伟，吴在重庆就委派了新任长沙市长，连市政府大印也新铸了一个。王秉丞只得老老实实办好移交，夹起皮包走路。

另一桩“乱世黄金案”

１９４８年邵阳“永和金号”被特务抢劫、放火案，已拍摄成电视剧《乱世黄金案》。同年，长沙还发生过另一桩“乱世黄金案”，人民财产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邵阳黄金案。

    １９４８年８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以高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黄金白银，人民群众交兑踊跃，仅两个月，中央银行就兑入黄金数万两，银元数十万元。到年底，解放大军已向南方进军。湖南和平解放空气甚浓。而这时中央银行负责人仍置湖南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口头上表示未经省政府允许，决不将金银运走，而事实上却在一夜之间，将黄金３５００余万两秘密运往广州。

    中央银行运出黄金，行动极为诡秘。先将黄金伪装成“镍币”２０余箱，然后在一天天明以前，由一位副经理押运，用汽车运往衡阳，再转火车运广州。但这事为该行一不满国民党统治的职员所知，便连夜写匿名信向当时的《小春秋》报揭露。可惜为时已晚，待消息传到省参议会，参议员于天明约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赶到中央银行时，黄金已被运走，只得将剩下的白银２０余万两予以封存。

    中央银行运走黄金的消息传到社会上，一时舆论大哗，金银黑市价格猛涨。该行经理辛蘅若自知难逃罪责，连夜乘浙赣线火车企图逃往上海，被绥靖主任程潜（辖湘赣两省）电令南昌方面于火车上截留，押回长沙，软禁于湘雅医院。省政府要求行政院将黄金运回，作为释放辛蘅若的交换条件，而中央银行总行始终不允。但以后和平运动一度发生反复，辛蘅若仍被释放，去了香港。

    过去，有关人士在回忆这段史实时，多不明中央银行秘密运走黄金的消息从何泄漏?芽因当年写匿名信的职员见事态扩大，恐被怀疑，请求调往外省工作。故此事无第二人获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位昔日中央银行的雇员亦从外省退休定居长沙，始知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