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二民国烟云

“徐外婆”逸闻

    徐特立出生在长沙东乡五美乡，家里很穷，从小种过田，唱过孝歌和劝世文，学过郎中，１８岁试着教蒙馆，教到２８岁。

    他在长沙修业学校教书时，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声泪俱下，毅然斩断一个手指，血书“毋忘国耻”４个大字，激励学生关心天下大事，以救国为己任。他爱护学生，以诗教转化学生思想，亲自给学生洗疮伤，给贫苦学生解决寒衣，人称“徐外婆”。别人当校长，出门坐轿坐车，或者骑马，他却两脚步行，人家背地叫他“徐叫花”、“徐长工”。他听了笑笑而已。

    １９３８年他在长沙徐祠巷成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以共产党代表和八路军高参身份开展工作。他的这个办事处既没有门卫，也没有传达，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任何人来了，他都接待，从来不选择对象，对青年人尤其欢迎。有时屋子里围满几十人，一谈就几个小时，他也不知疲倦，从不厌烦。有人私下对他说：“来的人良莠不齐，三教九流都有，甚至还有特务，您要特别小心。”徐特立莞尔一笑地回答：“我们共产党人是光明正大的，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今天全民抗战，我们的抗战观点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宣传革命是我们的职责，不管来的是什么人，让他听听革命的大道理不是很好吗？谁愿听，我就讲。”

    徐特立对人没有宗派门户之见。他身边有两个秘书，一个叫黄英博，一个叫刘一鹤，都是国民党中央政校毕业，由国民政府介绍来的，徐特立却很信任他们，认真听他们汇报，有事跟他们商量。有人要他“亲密有间”，他说：革命工作需要人家来干，必须广泛联系群众，共产党员不能凡事包办。这些同志工作认真，愿意抗日就应该相信和依靠，不可见外才是道理，应当跟他们亲密无间。那时长沙有个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是在徐特立领导下的一个很有权威的文化人组织，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国民党一些右翼文化人看了眼红，便想挤了进来，“文抗会”有人反对，徐特立却说：“抗战是大家的事，要把门敞开，欢迎他们共同参加抗战文化工作，人越多越好。”后来那些挤进来的人见“文抗会”尽做宣传抗战的实际工作，没有待遇又很辛苦，觉得不是滋味。于是，他们占着位子不干事，只挂空名而已。这样反而有利于“文抗会”更大胆地工作。徐特立后来说：“文抗会的上层领导是国共分权，实际工作却是共产党和左派人干的，所以它在抗战中发挥了大作用。”

    徐特立生活很俭朴，经常穿着布鞋布衣，一副士兵装束。有次他应邀去湖南第一师范向学生作报告，因为他拄杖步行，又穿的是士兵棉大衣，门卫以为是伤兵，不许他进去。幸亏周世钊出来了，才把他迎了进去。一次，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请他赴宴，等到过了开餐时间徐特立还没到，叫秘书打电话催问，办事员先是说徐老已出发了，后来说徐特立因穿着士兵衣服，没坐车，没乘马，也没带警卫，虽交上名片，省府门卫也不准他进去，他又步行回来了。张治中只得马上派车去接。

奇人袁绍先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长沙很快出现了上１０种刊物，鼓吹新文化，被《新青年》誉为“新潮中的周刊世界”。其中有楚怡小学教师黄醒主编的《体育周报》，主张“体育革命”，在全国颇有影响。１９２０年的创刊周年纪念号，刊登了蔡元培、陈独秀的文章，对这个刊物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期还登了一张照片，却是一位无名英雄：袁绍先。

    袁绍先何许人也?芽《体育周报》说，他是本报第一个读者，并且一直支持本报，想不到他竟是一位商人。但是袁绍先后来还做过人们料想不到的事，如最早报道刺杀日本白川大将和刺杀汪精卫两案消息。袁绍先是长沙县霞凝人，生于１８９３年，１５岁在绸布庄学徒，１８岁考进会计学校，１９１８年任面粉公司会计。当时湖南省银行的钞票贬值，袁用低价买进钞票，归还银行贷款，由此发了一笔财。但他结交了一些进步人士，于是就把得来的钱支持各种文化事业和进步活动。他不但支持《体育周报》，还支持文化书社，与毛泽东、易礼容、黄爱、庞人铨等都有交往。

    １９２４年袁在上海，协助匡互生、夏丐尊等人创办著名的“立达学园”。毛泽东到上海时，曾去找他，恰巧他去外地出差。于是毛泽东留下一张便条，说：“前次文化书社借的五百元，尚未归还，甚歉。望能一晤。”袁回校后，毛已离开上海。袁很敬重毛泽东，便将这张便条珍藏起来。以后２０多年，袁饱经忧患，这张便条还保留着。

    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９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大会，庆祝“天长节”，并举行阅兵式，庆祝其在“一·二八”战役中的“胜利”。那天上午１１时，大会结束，坐在前排的外宾退场，日本军民起立高唱国歌。忽然轰隆一响，一枚炸弹在主席台爆炸，白川义则大将、植田谦吉中将、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等均负重伤，日侨民会长当场毙命。刺客是朝鲜志士尹奉吉，他正拟引爆水壶自杀，日本宪兵蜂拥而上，拳脚交加，将他架走。尹奉吉受尽酷刑，始终没有招供，壮烈牺牲。

    这件事发生在“一·二八”之后不久，国人听了，无不振奋。而最早报道这一消息的，却是一家民办的通讯社——中国电讯社，主办者就是袁绍先。袁绍先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先在上海办学，继到南洋考察华侨教育。归国后就在南京、上海办了这家通讯社，并与“朝鲜爱国团”的领袖金九交往密切。当时有朝鲜志士混入日本驻华使领馆做工，往往从废字纸篓中找到一些情报，有些便由中国电讯社发表，揭露日本侵华阴谋，引起社会注意。尹奉吉正是金九这个组织的，事先曾在朝鲜的八卦旗前举手宣誓。虹口炸案一发生，中国电讯社就立即向上海各报提供消息和照片，这样一来，日方就更加怀疑，要进行迫害，于是袁只好将通讯社停办，退隐南京中山门外。

    当年参与刺杀日酋的柳树人先生，也是朝鲜志士，后在江苏师范学院任教。他的遗作《虹口公园炸弹案真相》一文，刊在该院《中学历史》（季刊）１９８１年第一期，可供参考。

    南京中山门外有座小山“卫岗”，附近有蒋介石官邸，警卫森严，一般人不许接近，山麓有烈士韩恢墓。韩恢字复炎。湖南人，民国初年因谋刺军阀李纯被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隆重礼葬，并筑有墓庐。袁绍先利用这个关系，在蒋介石的官邸旁边办起“复炎农场”，栽植桃树数百株，并与国民党元老张继时有来往。这样，他就在蒋介石官邸的掩护下秘密从事反蒋活动。

    袁绍先除与朝鲜志士联络外，还同王亚樵来往密切。王是安徽人，老同盟会员，后来又在上海工人运动中自成一派，主张“铲富济贫”，先后暗杀过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招商局总办赵铁桥等。虹口一案他也参加，１９３５年的刺汪精卫案则由他主谋。这年１１月，国民党举行四届六中全会，“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混入会场，趁全体中央委员摄影留念之机，向汪开枪，可惜未中要害，没有击毙这个亲日派大汉奸。

    汪案发生后，国民党在南京大肆搜捕，袁有一同乡陆般如，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时仍向人宣传他的一套理论，于是被捕。从他身上搜出的记事本中，有袁的地址，于是袁也被捕。但从他的家中并未搜到任何证据，同案中也无人与他相识，因此，只作为嫌疑犯，关押在宪兵司令部。

    袁的妻子姓杨，善治跌打损伤。曾为内政部某次长的妻子治病见效，于是通过这位次长的营救，袁得出狱回湘。

    袁绍先在１９３６年回湘后，先后参加两家报纸的工作，一是《力报》，一是《开明日报》，为此，他又一次坐牢。

    《力报》是１９３６年９月创刊的。总编辑康德，与袁绍先有旧，便找他筹划，如何把报纸办好。当时湖南的报纸，无论在编辑、印刷等方面都较落后。袁即建议先赴南京、上海参观，并订购机器，物色人才。《力报》编辑阿楚，便是袁从南京《新民报》找来的，确比湖南一般编辑高明。果然，《力报》一问世，就以崭新的面目，后来居上。抗战中，先后出现长沙、邵阳、衡阳、沅陵４家《力报》，都办得相当出色。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力报》对湖南文化大有贡献，这中间实有袁绍先一份功绩。

    １９４１年，袁绍先又应刘岳厚之约，出任衡阳《开明日报》经理。这张报纸敢于直言，许多社论曾为当时香港的进步报纸转载。１９４１年１月中旬，国民党在制造皖南事变的同时，即对《开明日报》下毒手。一天深夜，一伙彪形大汉闯进报社，将骆何民、袁绍先等１２人绑架而去。报社只剩下两三个编辑，仍坚持出报。到同年３月２７日，刘岳厚在报纸上公布特务罪行，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并且反对国民党以“异党”罪名迫害进步青年。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件著名的大案。后来，骆何民越狱，从桂林转赴香港，１９４８年在南京英勇就义，是《文萃》三烈士之一。袁绍先则在同年秋经刘岳厚营救出狱。这时他已年过半百，经此牢狱之灾，又逢湘桂战役，颠沛流离，困苦不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凭毛泽东那张便条，有了安身立命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