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二民国烟云

毁家纾难的柳聘农

    １９１３年５月３０日，在长沙《国民日报》上刊出了一则醒目的广告：《愿杀柳聘农先生者鉴》，这则广告，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爪牙的嚣张气焰。

    柳聘农，名大任，又名杨谷，字聘农，也作病农，１８８２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长沙东乡  梨斑竹塘一个大家庭，为东乡首富。他排行第八，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剪掉了辫子，经常身着洋服（学生装），因此，乡人戏呼他为“柳八洋人”。

    柳聘农的父亲柳靖阶，前清进士，官至武昌知府，因为审理一椿赖婚的案件，主观臆断逼得女方当堂剖腹，自明贞节身亡。柳靖阶因而畏罪吞金自杀。昔日东乡首富，也就日渐衰落。柳聘农自幼性格倔强，不随流俗。目睹国弱民贫，不愿躺在祖业上当公子哥儿，而是立志寻求改变黑暗现实的道路。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他到长沙入胡元倓主办的经正学堂读书，得识黄兴、宋教仁等。１９０３年，以黄兴做３０岁生日为名，在城西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里举行了秘密会议，参加的有柳聘农、翁巩、秦毓鎏、章士钊、刘揆一、胡瑛、柳继忠（聘农之侄），会上决定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选黄兴为会长。柳聘农旋去日本，留学体育专科学校。同行的还有他的族叔柳正祜（字音恒，亦作毓衡，曹伯闻的舅父）和侄儿柳继忠。

    １９０４年２月，华兴会在长沙西园正式成立，决定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于１１月间利用办“皇会”的机会举行起义。这年秋，柳聘农回国，到长沙中学任体育教员，以此掩护参与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把家里的田产悉数变卖，充作华兴会革命经费。从这时起，他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在华兴会中，他负责各地秘密机关的交通联系，经常冒着危险，奔走海内外。

    １０月，华兴会起义的计划被保皇遗老王先谦的党羽刘作楫泄露。２４日，湖南巡抚着令大肆搜捕，“甲辰长沙起义”就这样流产了。柳聘农与曹亚伯、宋教仁等乘间得脱，走避上海。１２月４日，他又与宋教仁、胡瑛、龙毓峻、柳继忠等由上海东渡日本以徐图后举。

    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柳聘农是基本盟员之一，协助章太炎共同主持同盟会的喉舌《民报》。

    在主持《民报》的同时，柳聘农还与喻培伦、秋瑾、熊越山、黄树中、陶冶公、尹侗、王延祉、旷若谷、李刚、方君瑛、陈撷芳、林宗素、唐群英、蔡惠、吴木兰等参加了同盟会设在横滨的制造炸弹的机关，从一位俄国虚无党人那里学习制弹技术。

    这年１２月４日，震撼清廷的“萍浏醴起义”爆发，海外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响应，柳聘农也回到了长沙。这次起义在清政府残酷镇压下不久即告失败，党人刘道一英勇就义，柳聘农避走香港。接着，清吏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柳聘农与黄兴等被列名通缉。１９０７年３月（农历二月）《江苏督抚致军机处奏稿》中即有：“孙中山所设之会，分为三部：一造药、一筹款、一实行。所谓实行部者，以舍身暗杀为能。孙中山为三部总会长，未获之黄兴即黄轸为副会长。权道涵、段云与未获之湘人王延祉、柳聘农、黄赞亭、皖人金旭、陶茂宇等先后投入实行部……”又湖南巡抚岑春蓂在《查获革命党刘道一电》中也有”……遂与黄廑午、柳聘农及湖南人万飞鹏、广东人冯自由、湖北人刘家运、日栖人白浪滔天及不知姓名四五十人均入会革命……柳聘农与章炳麟同办《民报》以蛊惑人心”等语。这两处都把柳聘农和黄兴等一起作为重要案犯，可见柳聘农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这年１０月，孙中山指示党人先集中河内，准备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事。柳聘农与田桐、何克夫、陈荆、谭剑英５人由香港乘船前往河内，船至海防时，被法国警方搜出他们随带的两箱军用钞票，因而被拘禁，后经预定接头人刘凤呜（岐山）多方设法营救，一个多月后被“驱逐出境”，折返香港。

    １９０８年，柳聘农由《民报》社选派，与胡国梁（化名王若愚）、陈方度、李燮和等先后去荷属南洋（今印度尼西亚）的邦甲岛中华学校任教，借以向华侨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中华学校也就成了革命党人在南洋的一个重要据点。

    柳聘农这次去南洋，不意在他革命生涯中，铸成一次大错。由于受李燮和等人的影响，柳聘农加入了新组成的“光复会”，并列名于以陶成章、李燮和为首，陈方度、胡国梁、易本羲、何震生、王文庆等８人发表的所谓《孙文罪状》，公开挑起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后来经过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写信给他们，逐条为孙中山辩诬，“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谭人凤又专函陶成章，劝他“顾全大局”。他们最终接受了这些诚挚的批评和劝告，还为同盟会募集了３万元捐款，并积极参加了随后举行的黄花冈之役的战斗，以实际行动改正了原来的错误。

    １９１１年２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柳聘农与李燮和、陈方度、胡国梁于２月２８日由邦甲岛启程来到香港，由黄兴派遣与黄一欧、陈方度、胡国梁４人打入广州巡警教练所，作为发难时的内应。４人被录取后，积极在同学中进行反清宣传，同时利用巡警学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替设在广州的秘密机关运送枪支弹约，待机参加起义。

    ４月２７日，黄花冈起义爆发，在同情革命的所长夏寿华（益阳人）的默许下，他们飞奔小东营机关参加了这次为清廷敲响丧钟的悲壮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又在夏寿华的帮助下，脱险到达香港。

    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柳聘农随黄兴于３０日由海外抵达上海，又风尘仆仆于１１月３日赶到武昌。黄兴临危受命，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柳聘农随同到汉阳前线任督战员。汉阳失守，他随黄兴到了上海，随又参加克服南京的战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柳聘农任大总统府机要秘书。

“二次革命”期间，柳聘农回到长沙，与刘崧衡等人发起组织“湖南公民联合会”，开展反袁斗争。５月１５日在教育会坪召开万人参加的“群众临时大会”，柳聘农领衔发表宣言，公开指斥袁世凯“违背约法、破坏共和”、“虎视狼饕，势必捐掷全国头颅换来之民国，以遂其帝制自专之野心不止”（《国民日报》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３日《湖南公民联合会广告》）。因此，袁世凯在湖南的鹰犬爪牙，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５月１７日晚间在柳聘农住宅旁边投掷烈性炸弹；次日，柳聘农丝毫不为所动，还将住宅大门昼夜敞开，以示斗争到底、义无反顾的决心。本文开头所述那则广告，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对袁氏爪牙的反击。广告中声明柳聘农自华兴会以来“矢心光复旧物，不避斧锯刀山。革命功成，引身恬退，死生二字，早置度外。”表示为了维护“约法”，不畏任何牺牲。一时社会上下轰动，反袁空气极为高涨，弄得省长谭延闿如坐针毡，惶惶然进退失据，不得不于７月１７日言不由衷地宣布湖南独立。

    ８月１３日，谭延闿见“二次革命”失败已成定局，这位“水晶球”立即滚向袁世凯一方，宣布取消独立。他为了拉拢和羁縻柳聘农，曾请他去任民政司长。柳聘农羞与为伍，拂袖而去上海。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家黄兴病逝，柳聘农列名孙中山、宫崎寅藏、谭人凤、朱执信、胡汉民等２３人的《黄花冈同人祭黄兴文》，对这位生死与共的战友，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怀念。

    黄兴逝世以后，柳聘农失去了一个最了解他的人。原来的一些同志，有的夤缘机遇，飞黄腾达成了新贵；有的游离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朝秦暮楚。这与他那不骛声华、睥睨权贵的性格自然格格不入。从此他被人们逐渐由冷落而淡忘，成为一个冷眼旁观者而无所作为。他穷愁潦倒，满腹牢骚，常常使酒骂座，旁若无人。抗日战争期间，他于１９４２年辗转到了重庆，却找不到工作，只得栖身于外甥龙毓峻家里。后来龙毓峻将他引见给时任国民党史编纂委员会（简称“党史会”）主任的张继，才谋得一个“采访”的闲职。１９４６年随党史会“还都”南京，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５日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南京党史会宿舍，终年６７岁。这位毕生追随黄兴、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在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无役不从的革命家，就这样惨淡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多面人叶德辉

    许多人有二重人格，但像叶德辉这样极端矛盾的人，却还少有。一方面，他是学者、藏书家、出版家，对中国古籍的校勘、整理颇有贡献；另一方面，他是长沙一霸，囤积居奇，武断乡里，反对革命，劣迹昭著，终于因此丧命。

    叶德辉字奂彬，号直山，又号郋园。面麻，故人称叶麻子。原籍苏州，父辈迁至湖南，以贩卖水果起家，先开染坊、槽坊，以后又经营茶叶、百货、钱庄，积资累万，成为长沙巨富。叶德辉生于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相当于一个科员，月俸只有７两银子，不久便告假回到长沙。当时湖南士绅的领袖是王先谦（１８４０—１９ｌ７），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者，任过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回湘后主讲岳麓书院，巡抚都得敬他三分。叶德辉中举时，房师（即推荐其试卷的考官）是王的学生，于是叶即尊称王为太老师，常到王的府中，甚得王的赏识。因此，官府对叶也十分倚重，成了清末湖南豪绅中的智多星。

    戊戌变法，湖南开风气之先，学政江标于１８９７年首创《湘学报》，邀唐才常主编，鼓吹康梁之学。不久，谭嗣同回湘，邀梁启超来主讲时务学堂，创南学会，办《湘报》，这些都得到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和新任学政徐仁铸的支持。王先谦、叶德辉等起初也曾表示赞助，实际上是想由他们把持，创几个公司，借新政之名，饱私人之欲。哪知风气一开，如野火燎原，势不可当。他们就翻过脸来，鼓动各地以八股为命的士子，群起而攻之，说康梁是“毁教灭神，无父无君”。叶德辉写了许多文章，批驳康梁的著作，坚决维护君主专制。又假借苏舆（王先谦的门生）的名义，把这些文章及当时有关的文件编成一部《翼教丛编》。此书一出，保守派齐声叫好，叶德辉之名“乃大震于天下”。直到晚年，他还自认为这是平生最得意之举。１９００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两湖志士被杀者数百人，叶德辉却奉湖南巡抚俞廉三之命，编成《觉迷要录》４卷，前三卷分别为谕旨、奏折公牍、时论，第四卷则为“康梁劣迹”。叶德辉对于清王朝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了。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湖南水灾严重，豪绅奸商，乘机囤积谷米，仅叶德辉囤谷即达万石，以至米价飞涨。饥民黄某，以挑卖河水为生，终日所得，不够买一升米，合家四口投水自杀。市民抗议，反遭镇压，一时群情激愤，放火烧了巡抚衙门、长沙税关以及教堂、洋行。事后，王先谦、叶德辉等电请清廷更换巡抚，并主张停办铁路、学堂等新政。但清廷为了平抚民愤，巩固统治，在撤换巡抚的同时，也惩罚了这般豪绅：王先谦降五级，叶德辉革去功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尽管如此，叶德辉还是感激皇恩，仇恨革命。１９１２年１０月，黄兴乘兵舰回长沙，泊小西门码头，经坡子街进城，群众夹道欢迎，并将小西门改名黄兴门，坡子街改名黄兴街。叶德辉在黄兴离湘之后，竟鼓动地痞流氓，大闹坡子街，摘下黄兴街路牌，并撰《坡子街复兴记》一文，对黄兴大肆诋毁。警局将他逮捕，但因谭延闿暗中庇护，豪绅聚众强求保释，叶德辉终被释放回家，逃至上海避风。不久，他又为袁世凯复辟效劳。

    叶德辉在长沙称霸数十年，向有“惯痞”之称。１９１３年，他与某女校为房产事闹纠纷，曾在当时的《长沙日报》上大登启事，开头便说“鄙人自幼生长坡子街，祖遗商号叶公和，生聚于此者四世。前清光宣两朝，即为本街之总理。遇有街团公里，经众议定，向由叶公和偕同新旧值年，领衔对付，不自今日始也。”这是摆他家庭的威风。启事中又说：“鄙人惯痞，惯自前清。少年薄德，终日花天酒地，自命为护花司令，亦长为檀越主。”坡子街本是钱庄集中之地，有火宫庙，既盛香火，又有艺人说书，摊贩群集。附近的樊西巷，更如北京之八大胡同。叶德辉以“护花司令”自命，又“长为檀越主”，实际是把樊西巷和火宫殿都霸在他名下了。他还喜好男色，竟至逼得湘剧艺人言道商自杀。

    但在另一方面，这个“惯痞”又是个书迷。他酷爱藏书、校书、刻书。他家“上下三四世，南北三十年”，所藏古籍约２０万卷以上，有许多是孤本善本，还有若干宋本在内。他曾说：“读书种子不绝，则余藏书一日不散。”他曾手订《藏书十约》，包括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对于藏书应注意之事都讲到了，并且有其独到之见，可以说是图书馆学的雏形。他以校勘古籍为乐事，认为“厥善有八”，如：“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文独赏，疑窦忽开”；“典制名物，记问日增，类事撰文，俯拾即是”；“校书日多，源流益习，出门采访，如马识途”，等等，都是切身的体会。他从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起，年年刻书，少数是他自己的著作，绝大部分是古籍，共１００多种，以《元朝秘史》一书，校勘最精，价值最大。还有些是辑佚，有些是孤本，有些是四库所未收，包括棋谱、鼓词、佛经，甚至有关性学的书。

    叶德辉以藏书、校书、刻书为乐，因此对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都颇有贡献。他的《观古堂藏书目》，虽然未能跳出《四库全书》的大框框，但也有一些改进，如把“谱系”、“金石”都列入史部，而“金石”一类又分列若干史目，即属创见。《郋园主读书志》汇集了他收藏各书的题跋，每书均详列其版本源流及缮刻之异同，对于鉴别古籍版本，颇有参考价值。尤其是《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叙述唐宋以来刻板、活板、套色各种印刷方法的创始和传播，以及历代刻书的人物、机构、规格、材料、工价、装订、鉴别、保存和著名刻本的掌故，实为中国第一部较有系统的出版史，其中颇有他独到的见解。如历来都以为我国刻书始于五代的冯道，经他考证，在唐朝晚年已有人刻印白居易的诗集出售，因此至迟在公元８２５年中国即有木版刻书，比冯道建议刻印儒家经曲（９３２年）要早一个世纪。又如北宋的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这是印刷史上一大发明，但胶泥刻本与木刻本究竟有何区别，前人都未注意。叶德辉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把北宋胶泥活印本《韦苏州集》与其他版本比较，指出其特点是“字画横竖波磔皆有齿痕，盖由胶泥锻字，不如梨枣受刀之快也。”因此，这部书为近代学者所推重，梁启超曾将其列入《国学入门书要目》。

    叶德辉既以藏书、校书、刻书为乐，如果晚年能够专心于此，本是可以得到善终的。但他已经霸道惯了，对于新学和革命，更是极端仇恨。１９２７年，湖南农民运动勃兴，叶德辉竟撰一副对联咒骂农会：“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披：“斌尖卡傀”，骂农会干部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因此激怒革命群众，４月１４日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处死，死年６３岁。叶德辉死后，章太炎曾有联挽之：

死有重于生，槁项何如兵解烈；

狂克念作圣，百年争此刹那心。

后来叶葬于苏州叶氏公山，墓前刻其诗句：“九死光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

张敬尧一门七帅

    张敬尧（１８８０—１９３３），字勋臣，安徽霍丘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１９１８年３月，北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按当时的习惯，统辖两三个省以上的军事首领才有资格称“帅”，统辖更多的省份以至全国军事大权的才有资格称“大帅”。张敬尧只是一个省的督军，他却命左右、部属称他为“大帅”。他既然自称“大帅”，也就妄称他二弟张敬舜为“二帅”，三弟张敬禹为“三帅”，四弟张敬汤为“四帅”。更为可笑的是，连他妹妹也称“姑帅”，母舅到了长沙又称“舅帅”。张的妹妹“姑帅”原已许配给一个姓杨的官僚之子为妻。张敬尧有个义子毛思忠，改名叫张继，年仅１０多岁，长相还好，“姑帅”就和他姘居，并要“大帅”给他一个团长，于是人皆呼之为“少帅”。这便是张氏一门“七帅”的由来。“姑帅”不久便和杨姓丈夫脱离关系，“少帅”恢复毛姓，二人正式结婚了。当时长沙有首歌谣讽刺张敬尧说：

    儿作妹婿，妹充儿媳；一门七帅，不如狗屎。

    这些“帅”们，仗着督军权势，骄奢淫逸，狂嫖滥赌，贩烟吸毒，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张敬尧有３个老婆，大的叫胖太太，次的叫瘦太太，第三个原是他的使女，名大洪，便称洪太太，都是贪贿敛财的“抓钱手”。张在湖南除了纵兵劫掠之外，又开设“裕湘银行”，发行害民的“惠民奖券”，又兼湖田督办，盗卖滨湖垸田，镇压学生运动，勾结帝国主义，大肆搜刮民财。张敬尧在湘期间，人民恨之入骨，有歌谣讽刺说：

    尧舜禹汤，男盗女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１９２０年６月，在驱张运动中，这个混世魔王终于被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