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二民国烟云

革命家宋教仁

    宋教仁，字遁初，别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前清光绪间，年甫弱冠，即以文学知名。时张之洞督鄂，拔取入武昌普通学堂肄业，即富革命思想。在校与同学吴昆、田桐等相友善，日夕谋画，无非以推倒满清政府为目的。嗣为校长纪湘澜所觉察，遂斥革出校。宋乃偕田、吴辈遁走东瀛留学。初学普通，嗣进路矿学校。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与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策动起义未成，再次出走日本。时值孙中山游日本，约宋与黄兴、汪精卫、胡瑛、张继等，组织留学生同盟会，为中国革命秘密结社之鼻祖。当时发行革命报纸《民报》及《二十世纪之新支那》。宋以文学极力鼓吹革命。日人有社会党首领自辉次郎见之，目为中国革新之名士，因走访订交。未几，而日本留学生取缔规则出现，宋与胡瑛、韩汝庚等发起联合会以图抵制，时驻日清公使杨枢奏将宋等除名驱逐，不许留学。宋乃变易姓名，投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将毕业，复以徒在他国境内，鼓吹革命，其发生效力终缓而难，不如亲身回国实行，到处运动，其成功较速而易。于是偕白逾桓、吴昆辈，结装回国，以为秘密运动革命之事业。当时清廷侦探林立，不敢迳入内地，乃分往东三省一带。密结马杰，以革命宗旨暗中演说，不觉附从者日众。久为大吏所侦知，乃捕白逾桓入狱。宋与吴昆闻风逃往上海，遂置身于新闻事业，主撰《民主报》，署名渔父，出其雄辩之笔，指摘时政，日数千言，最为社会所欢迎。当时英人占据片马，俄人营谋满洲，宋竭力著论辟之。满洲之所以苟延残喘以至清末者，未始非宋笔伐之力也。嗣间岛问题相继发生，宋著一书，署名宋练，极阐论之，而清政府因采用其计画，遂奏收回之功。则宋之充任新闻记者，实非寻常所可比拟者也。既而武昌起义，南京光复，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宋为法制院院长，乃本平日之经纶，草定法制，故临时政府法令，多出宋手。洎南北和议告成，宋偕蔡元培、王宠惠北上，继任农林总长。所提议之筹边、开垦、移民、植林诸法律案，未及展布，而唐内阁倒，宋与蔡、王诸君联带辞职。解组后，乃遍游各地，演说政党内阁及总统责任诸问题，痛论临时政府之腐败，因抵触当局帝制政策，斯为宋被刺之重要原因。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之夜，宋奉袁氏召命，乘沪宁火车赴京。不幸突于车站中遭奸徒之狙击，弹中要害毙命，时年３２岁。恶耗传来，举国震悼。宋之老母，年逾七旬，胞兄教义，以宋提倡革命，为清吏所捕，瘐死狱中，留下寡嫂。夫人李氏，遗一子，名振吕，即在上海会审公堂，亲捕洪述祖，为父复仇者云。

焦达峰都督与福和旅社

    辛亥革命光复湖南的第一任都督焦达峰，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中，曾与东区福和旅社有过不解之缘。

    福和旅社位于东区理问街（今蔡锷中路）杨家巷内，老板李庆锡是浏阳人，与焦达峰是同乡，其弟李炳生比焦达峰小５岁，倾向革命，是焦的可靠朋友。

    当时，焦达峰在太平街贾太傅祠内设了一个体育社，共招收４０余名有志青年，名为培育体育人才，实则为革命训练军事骨干，策动新军举义。后来这批学生，在辛亥革命光复长沙时，确实发挥了作用。

    李炳生常常协助焦达峰从事革命工作，如秘密送信。每次焦达峰约陈作新（光复后湖南第一任副都督）研究反清义举，总要李炳生为他们放哨。由于福和旅社安全可靠，所以焦达峰一到长沙就住这个旅社。

    长沙光复的那天清晨，天还未亮，焦达峰与陈作新就从旅社出发，率新军从新开门（长沙光复后改名兴汉门）进城，攻占了湖南巡抚衙门。巡抚余诚格没有抵抗，在白布上书写了一个“汉”字挂在旗杆上表示投降，然后，化装从后门逃跑了。

    焦达峰当都督后，李炳生去看过他。焦身着都督制服，腰系东洋指挥刀，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要李炳生带剪刀上街，站在街口为市民剪辫子。后来李炳生果然在街口剪了不少辫子。

王闿运讽刺袁世凯

    王闿运，三湘老名士也，疏狂成性，玩世不恭。暮年狂益甚，虽在项城（袁世凯）之前，不为稍折。项城亦以其为老成宿望，凡事曲加宽容，对之礼数颇加。尝入新华门，忽仰视叹息曰：“何题此不祥字耶?芽”同行者大骇而询之，则曰：“吾老眼模糊，额上所题，得弗‘新莽门’三字耶?芽”闻者为之咋舌。又尝赠总统一联云：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帝制余孽”杨度

    杨度（皙子）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首席智囊，所谓“洪宪六君子”包揽筹安会大权的人物。他撰“君宪救国论”，使袁大头称赏，特颁给他“旷代逸才”匾额。

    袁倚为“东南柱石”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突被党人刺杀身死，杨为撰挽联：

男儿报国争先死；

圣主开幕第一功。

    帝失败后，有人套用此联赠杨相谑，改句为：

男儿误国争先窜；

圣主坍台第一功。

    杨在袁羞愤而死时，仍念念不忘君宪，为袁撰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杨自号“虎公”，晚年学佛，又号“虎头陀”、“虎禅师”。刻有“帝制余孽”印章，以自鸣清高。

殊途同归的周震鳞与杨度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周震鳞是宁乡人，两家相距不远。他们同为长沙府秀才，杨还中过举人。杨、周初识于岳麓书院，当时都以敏悟多才、博学深思见称于世。后来杨度与周震鳞又同在日本留学，有共同的爱国热情，相交益深。但周震鳞具有推翻满清的强烈革命意识，而杨度却迷信君主制度，醉心于君主立宪。孙中山、周震鳞都劝杨度加入同盟会，杨度没有同意。民国成立，周震鳞为国会议员，创办《真共和报》，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杨度却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做皇帝，两人在政治上已水火不相容。但当袁世凯委任周为教育总长，周震鳞不受拉拢而毅然南下组织反袁活动，袁世凯要派人刺杀周时，杨力劝袁不可杀两湖知名人士。不久，周震鳞在江西劝说李烈钧兴师反袁，途经九江被袁的亲信逮捕，杨度闻讯又函劝袁的手下“不可妄杀贤士，宜就地释放，使之怀恩图报。”因此周得以不被解入北京而免遭毒手。袁世凯的皇帝梦彻底破产后，杨度声名狼藉，并被通缉，连他的老师王闿运也骂他太不争气。这时周震鳞已为国民党要人，但对杨度不仅不落井下石，反而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之意，主张给予出路。杨居上海，周曾在生活上接济他。杨在上海信佛教，意志消沉，周震鳞认为“时事多艰，人才难得，此人应劝之改弦更张，为国民出力。”杨度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和人民做过许多工作，这是周震鳞不清楚的。但周震鳞虽为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信徒，却对蒋介石持不合作态度，他曾掩护过许多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活动，也是杨度不尽知的。最后周震鳞也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政协委员，杨的共产党人身份也由周恩来正式公布，两人可以说殊途同归。

吴獬用计逃脱“国体投票”

吴獬（１８４１—１９１８），湖南临湘县桃林人。１８８９年中进士，是一个颇有名望的正派学者。

    袁世凯图谋帝制公开化后，国人无不愤慨。袁世凯安插在湖南的汤芗铭，按照袁的指示，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选举所谓“国民代表”，进一步扮演“国体投票”的丑剧。他规定代表资格分为七类：一、勋劳；二、官吏；三、硕学通儒；四、毕业资格；五、毕业相当资格；六、财产；七、资本。其中“硕学通儒”代表，由汤指定叶德辉、吴獬、王时润３人充任。吴起初不知道。某日，汤芗铭发柬请吴赴宴。当日天雨，他穿着旧布衫，持油布雨伞，着木屐渡河进城赴宴。刚到又一村将军署花厅，看到官僚政客、土豪劣绅济济一堂，枪兵左右环伺，如临大敌。吴向熟识者细声探问原因，才知道饭后要投票决定国体，并且已内定为君主立宪，票上印的一律是“君主立宪”４字。吴心中有数，在席上只吃了３道菜，就狂呼腹痛，伏在椅上不动。汤芗铭以为他得了急病，马上喊人去找医生。吴连忙推辞说：“用不着请医生，是我的旧病发了，家里有配好的成药，服了见效。”汤吩咐派人去吴家取药，吴又说别人拿不到的，坚持要自己回去拿。汤无可奈何，只好派人找来一顶轿子，送吴回家。

    就这样，吴躲脱了“国体投票”的丑剧。

    吴獬时在湖南高等师范任教，他回校后，和学生们谈到这件事情，还涎沫四溅地大骂袁世凯、汤芗铭不止。 

汤芗铭祸湘

    汤芗铭，湖北蕲水人，清光绪癸卯（１９０３年）科举人。他青年中举后曾留学日本，继而留学英国学习海军。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１６年元月，汤芗铭主持湖南政务，好事不干，坏事做绝，以至长沙城里密探广布，家家不安，人人自危。他于１９１３年１０月初，被袁世凯委派为湖南查办使。到湘后，即于１０月１０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财政司长杨德邻、内务司长萧仲祁、教育司长唐联璧、银行总理章克恭、协理陈光晋、会计检查院长易宗羲、筹饷处会办伍任钧、富训商业学校校长文经纬等投入监狱。１３日，汤即把杨德邻、易宗羲、伍任钧、文经纬杀害于贡院坪（今三角花园）。其残酷的手段，令人发指。

    汤芗铭以捉拿“乱党”为名，大行搜捕之实，陷害革命志士。汤委派华士羲为军法课长，人称“活阎王”。他使用的酷刑有钳指、煨烙、铁烙、“双龙拱手”等。死于他屠刀下的，总计１６０００余人。

    袁世凯图谋帝制，倒行逆施，国人无不愤慨。汤屠夫在湖南指使叶德辉等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０日，汤又在将军署演出一幕“国民代表”７５人选举丑剧，选举结果，７５票皆赞成“君主立宪”。他带头高呼“中华帝国万岁”，各代表在“劝进表”上签名，共同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汤还恬不知耻地称；“我大总统天威神武，挽华夏于陆沉……伏乞我大总统俯顺舆情，早登大位，一奠既成，万世永宁，芗铭等诚不胜馨香祷祝之至。”１９１６年１月，袁世凯登上“洪宪”皇帝宝座后，不忘汤芗铭筹措帝制的功劳，封他为“一等侯”、“名冠八侯”。

    这个汤屠夫搜刮湖南民脂民膏又如何呢?芽据有关资料统计，他共贪污银元２３９１．１４万元；银子１２６８．５４万两；钱票２７０５万串，使湖南人民深受其害。

    １９１６年，湖南人民在护国运动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袁驱汤斗争，终于在这年７月，赶走了穷凶极恶的屠夫——汤芗铭。

汤芗铭和“送终汤”

    汤芗铭于民国初期在湖南任过都督。湖南人民对他的评价是：“汤屠夫要政：抄、押、杀?穴见《逐汤公愤录》?雪。”汤芗铭清末留学日本时参加过兴中会，因窃取孙中山皮夹内的会员名单，企图向清政府告密而被除名。汤很会逢迎拍马，拼命巴结袁世凯。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委汤以湖南省督军兼查办使的重任。

    为了报答袁知遇之恩，汤芗铭不遗余力地制造民意，拥袁称帝。当时各省督军劝进之文，以汤氏最多最无耻。因此，袁世凯“登基”之后便封他为“一等侯”、“靖武将军”。

    袁氏称帝是开历史倒车，遭到全国人民声讨。蔡锷在云南举兵讨袁后，一些省纷纷效法，湘省反袁驱汤斗争更加激烈。汤芗铭见大势已去，感到再为袁作伥对己无利，便于１９１６年５月１９日宣布湖南“独立”。为了表示革命，他一面敦促尚未宣布独立的省“偕作偕行”，赶快行动，一面电促袁世凯“自行退职，以谢我国人。”

    这年６月，已经众叛亲离、身患重病的袁世凯，看到了汤芗铭的通电后，觉得连这样的宠臣爱将都反起来了，便气得昏厥了过去，不到两天便一命呜呼了。袁的下场，虽说咎由自取，但汤的作为确无异于火上浇油。因此，时人都讥讽汤芗铭的通电为“送终汤”。

    汤芗铭本人不久也被赶下了湖南督军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