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二民国烟云

唐生智回长沙

    抗日战争胜利后，唐生智看到国民党当局贪功摘桃，消灭异己，内战不可避免，乃“隐居”家乡东安办耀祥中学。

    １９４９年４月间，白崇禧急于将湖南控制在桂系手中，他采取种种措施想赶走程潜，迫害进步力量。于是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与陈云章、刘公武、蔡杞材等于４月２２日在唐伯球家中商讨应付办法，以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事业。大家认为只有把“隐居”在东安的唐生智接来长沙，与程潜合作，表示湖南团结一致，才能对付白崇禧；并决定迎接唐生智不用程潜名义，也不用省参议会的名义，而用“六团体”的名义。４月２４日，陈云章邀请“六团体”负责人及和平促进会常委周翊襄在陈家开会。陈将在唐伯球家商讨的意见提出，大家表示赞成，公推陈云章为迎接代表。陈于２４日从长沙出发，由席楚霖带路，周翊襄陪同，于２５日到达东安唐家，畅谈通宵。唐表示：“如果是为了替程潜保驾，我是决不会去的；为了湖南三千万人民，我是可以去的。”当时粤汉铁路护路司令蒋锄欧系唐生智旧部，特为他预备一列专车。车过衡阳时，陈打电话给程潜，要他亲赴车站迎接，程表示同意；陈又打电话给省工业会，要他们组织一两百人去车站迎接。４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唐生智抵达长沙，受到了几百人的热烈欢迎。唐下榻于东茅巷九号唐生毅（唐生智的三弟）家里。当晚陈云章陪同陈采夫去唐的住所，互相交换了意见。

５月２日，由省参议会及“六团体”召集各界人士在省参议会礼堂进行欢迎唐生智大会。唐即发表痛快淋漓的演说，并发起成立“湖南人民自救会”，公推唐生智为主任，仇鳌、陈渠珍为副主任，刘公武为总干事长。

李达黎明前夕别长沙

    １９４７年２月，李达背着土布袋，带着家眷，由零陵投奔长沙友人卢爱知。原先只打算停留几天，再赴上海或北平。卢爱知把他推荐给李祖荫，他才决定留下来。当时李祖荫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此人办学仿效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蓄”。在李祖荫主持的讲坛上，可容纳左、中、右各派人物。当时李达是著名的左派，李祖荫特地找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讲明，湖大倡导学术自由，只讲学术，不问政治，要求准予李达到法学院任教。湖南当局对李达百般刁难，加以种种限制，不准他参与政治活动，不准公开发表演讲，不准讲授社会学，不准在家里接见学生。李达便以沉默表示反抗。他对来访的记者说，我现在采取的是“三不主义”，不说话、不写稿、不发表。

    那时，李达住在湖南大学集贤村一幢狭小的平房里，房子外面绕有一道竹栅栏，从大门到卧室，中间有一条小径，两边各有一块菜地。李达生活简朴，经常穿一件士林布旧衣。当时他连手表都买不起。领到工资，才买来锅碗和一些简便家具。他的工资不多，疾病缠身，求医要钱，生活很困难。当时法律系有一位进步助教陈力新，其父在广州经商，经常在经济上援助李达。

    李达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著称于世。学校当局害怕他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准他讲授他熟悉的课程，要他讲法学。李达义正辞严地说：“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选法理学中，不同样可以宣传嘛?选”

    １９４８年，长沙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教授的月薪只能买一担米。学生交不起学费和伙食费。于是学校开展了“学生罢课、教授罢教、职工罢职、工人罢工”的“四罢运动”，并提出了“要吃饭、要活命、要民主”的口号。在反动派看来，李达是眼中钉、肉中刺。在省政府特种汇报中，教育厅长王凤喈报告学生运动情况时说：“共产党的学生运动，湖南大学是大本营。李达、伍薏农是领导核心。”会后，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将以李达为首的１８人列入了黑名单。

    １９４８年初，毛泽东曾３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到解放区，并致信李达：“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实际上是要求李达速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当时李达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不能动弹，直到病情略有好转，才开始动身。

    负责护送李达离开长沙的是法律系助教陈力新和外文系学生、地下党员李梅彬。为了迷惑敌人，陈力新事先通过社会关系，搞了一些证件。李梅彬佩戴“交警总队”的臂章，陈力新的身份证是“衡阳警备司令部参事”，李达则持“国民日报特派记者证”。出发那天陈力新通过国民日报社向长沙兵监站总务处长借了军用吉普，首先把李达从岳麓山秘密送到长沙城内。然后，在火车站附近的中兴旅社租了两间房子，３人一齐住下。陈假称李达为“姑父”，李梅彬则称李达为“父亲”。经过周密准备，李达于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６日深夜两点秘密离开了长沙，前往香港。黎明前的黑暗中，湘江边上一片凄风苦雨。

    ４月２０日，李达安抵香港。两周以后，华南局正式通知李达准备出发，前往北平，他乘坐英国商船，经朝鲜仁川港直抵天津塘沽，５月１４日胜利到达北平。

周震鳞和毛泽东、刘少奇

    毛泽东在辛亥革命后当过半年学生兵，恰好周震鳞被聘请兼任这个学生兵营的政治教官。周震鳞见多识广，学问渊博，尤善口才。他给学生兵讲世界大势，也讲三民主义，同时还讲日本武备和中国古代兵经，使得求知欲极强的青年毛泽东十分倾倒。以后毛泽东进入湖南第四师范，随后四师范并入一师范，他跟周震鳞的侄儿周世钊同班、同寝室一共五个半年头。两人志同道合，成为刎颈之交。因此毛得以常跟周世钊到长沙化龙池拜访周震鳞。加上毛泽东是第一师范徐特立喜爱的高足，周又是徐的恩师，有此几层关系，他们的感情就非同一般。以后国共合作，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和副部长，都得到过周震鳞的支持和帮助。周震鳞称毛是湖南不可多得的青年俊才。１９５０年毛泽东派李维汉乘专机接周去北京，亲自给周敬酒，当众说：“周道（周震鳞字道腴）老的道德文章素为我所敬佩，他是我多年敬仰的太老师。”毛主席还给周赠了衣服和补药。周震鳞高兴地说：“孙先生奋斗几十年的目标，共产党使之实现了，老朽欢慰之至。愿活到百岁，亲睹社会主义建成，我就可以告慰孙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刘少奇是宁乡人，刘的住地与周震鳞住宅相距仅８华里。他们不仅是同乡和邻居，而且联姻几代，刘的婶母就是周的姐姐。刘少奇还是周震鳞创办的宁乡驻省中学的学生。刘少奇的几个胞兄多年在周的扶植下工作。刘少奇去苏联留学，其兄卓衡不愿支付路费，周不但批评了卓衡而且支持刘少奇的另一胞兄荣廷筹款支援刘少奇赴苏。刘少奇参加革命后，其亲属受到地方歧视，周则多方予以照顾。１９２６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周震鳞当时在上海，接到刘荣廷求救的电报，立即急电赵恒惕、叶开鑫放人。刘少奇始终得到这位国民党元老、民主革命先驱敬而爱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到北京居住，刘少奇每年到周住处拜年。周要刘关照宁乡起义人员贺耀组（曾任国民政府参谋次长、重庆市市长，１９４９年在长沙参加起义）、贺执圭（国民党中将，在四川参加起义）等人，刘都照办。一次，刘到周家，周说贺执圭想见你，刘立即派秘书去与贺执圭联系，鼓励贺大胆工作，为新中国作出贡献。１９６４年周震鳞在北京医院去世，刘少奇亲赴灵堂告别，并参加了治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