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二民国烟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长沙籍检察官向哲浚

    ６０年多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义正词严地控诉着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曾大长家乡湖南人民的志气。时过半个多世纪，已很少有人知道向哲浚就是我们长沙人，湖南出版的各种人物词典均未录其名。

    向哲浚（１８９２—ｌ９８７），宁乡县双江口向家塅人。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１７年就读于清华大学预备班。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曾任北京、交通、法政、东吴、中央等大学教授、司法部秘书。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之前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远东国际大审判结束后，向哲浚被任命为中国最高检察官，但没有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等。

    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８日，由美、中、英、苏、法等１１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政府任命梅汝霖为中国法官，向哲浚为中国检察官。２月７日，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为的１１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日本侵华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当时中国政府尚不知此人已自杀）、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九·一八”事变制造者板垣征四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细菌战魔头梅津美治郎等都在名单之中。然而，由于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向哲浚带去的除战犯名单外，没有更多的证据。为此，他带领工作人员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和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和物证。还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从字里行间发掘日本侵华罪行的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想象。

    １９４６年春，国际检察局开始起草起诉书。在确定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时，发生了争执。经过向哲浚据理力争，终将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事日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将起诉起始日从抗日战争爆发的１９３７年提前了９年。

    在法庭上，向哲浚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了一场场舌战。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９日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战犯松井石根在辩护中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向哲浚当庭展示一叠资料，其中有《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伯烈当时的报道、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及现场拍摄的罪证。被告的律师又提出：“把被告松井石根指控为最高直接责任者的证据仍然不足。”向哲浚从容从卷宗里取出一份材料展示道：“这份资料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０日被告松井石根在进攻南京前夕给谷寿夫、半岛、中岛、末松４个师团下达的命令，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命令声称占领南京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请特别注意畏服的含意。”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无以辩驳的事实宣告松井石根率领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审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时，向哲浚向美国籍检察长季南提出：“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国犯罪最多，应由中国检察官负责对此二人的控诉。”向哲浚还从南京搬来援兵，让刚从欧美考察回来的著名法学博士倪徵燠出任他的首席顾问。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９日，一手制造了伪满州国的板垣提出长达４８页的书面证词，想证明“满州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中国检察官出示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哑口无言。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７名被告被判绞刑，另有１６人判处无期徒刑。１９４８年圣诞前夕，７名甲级战犯被处决。

兵工厂长李承干

    出长沙市北门，循长岳古道，过水渡河，远远就看见西面一座横亘在长沙、汨罗两县之间的大山，这就是著名的影珠山。影珠山呈南北走向，长约７公里，周长约３０公里，有大小峰峦７０余座，主峰海拔５０９．４米。

    １９４１年日寇犯湘，我军阻击于影珠山丘壑之间，致敌伤亡甚重。山下曾建烈士陵园，刻对联云：“倭寇未曾还片甲，英雄据此障长沙。”

    影珠山下土壤肥沃，阡陌连绵，居民耕读之风，久而弥盛，钟灵毓秀，辈出人才，风气开放之早，为湘省冠。奇山怪水之间，孕育不少有志之士。李承干（１８８５—１９５９），就出生于影珠山下的郭家山。李曾留学日本、英、德诸国。“湖南蛮子”的夹生脾气，是举国闻名的。曾在全国政协负责文史工作、原《大公报》名记者徐盈，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写文章说：“中国有几个２１兵工厂?芽兵工界有几个李承干呢？”一位熟悉中国工业史的人也感叹道：“谁能像李承干那样，终身不娶老婆，永远穿着一套蓝布工作服和工人们一起作息呢?芽”长沙工商界一位老先生也说：“李承干为官一清如水，一片赤诚爱祖国，不畏权贵，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真是一位怪而可敬的人。”

    如果说李承干的古怪脾气，是他娘肚子里带来的，也不尽然。他出生于清朝洋务运动后期。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一脉相传，早已深人人心。后来维新高潮汹涌于湖南思想文化界，李承干正当少壮之时，耳濡目染，形成了他发愤自强、刚毅不屈的气质。

    李承干是第一批公费留日学生，抱着工业救国的志愿，研究科学。回国以后，眼见大批军火购自外洋，滚滚金银流入外国人口袋，心里十分难过。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成立兵工署，第一任署长陈仪，也是早期留日的，李承干和他有些渊源，陈仪也想罗致李承干。一次李应邀往见，他便抓住机会，向陈提出两项振兴兵工的建议：一是兵工厂不能办成养老院，要有生产，有工作，要设法降低产品的价格，要和外国人竞争；二是不要用不懂工业的职业军人来当兵工厂长，让外行人来干涉内行人做事。陈仪是政学系头头，一个手腕圆滑的官僚，以为李承干书生迂腐之言，便一笑置之。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抗战军兴，李承干已经升任金陵兵工厂厂长。他去访谒新到任的署长俞大维，俞也是德国留学生。李承干单刀直入问俞署长：

    “我们的军火为什么非买外国货不可?芽”

    “因为外国货比我们自己造的便宜。”

    “你新订的这批外国子弹多少钱一颗?芽”

    “外国货每颗７分，我们汉阳造的要９分以上。”

    铁的事实堵住了进言者的口，不料李承干陡然站起，冲着俞署长吼道：

    “署长?选我来承造，我只要６分钱一颗。”

    金陵兵工厂于是开始承造步枪子弹。由于李承干对一批骨干领导得法，待工人为家人，大家统一了思想，拧成一股绳，胜利地完成了定货任务，并续签了生产合同。工厂赚了钱，得以在汤山建造起新式武器和弹道等研究机构。李承干勇气倍增，要追上时代，要为中国人扬眉吐气?选

    南京沦陷之后，李承干带领员工几千人，很快就在重庆嘉陵江北成立了２１兵工厂。一面盖厂房，一面开始生产。他的口号是“开工第一”、“出货第一”。

    “李承干好像是个很急躁的人。”和李有乡谊的２１厂工程师黄时康曾这样说，“李厂长批评某些人的作风说：‘我不赞成一定要等山洞挖好，机器进洞装好再开工的办法。我们的抗战，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关头。敌人不会等我们从从容容造出要他们性命的东西，难道我是草率从事吗?芽我还主张我们要有重建厂子的准备，敌人倘把我们的厂炸了，我们马上再盖新的，只要我们的人不死光，我们总会有办法迅速复工。’”

    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２年这４年中，重庆几乎天天放警报，兵工厂被炸了，马上重建重修，最长一次修复工程，也没有超过一个月。没有李承干一股蛮劲和全体员工实干苦干的精神，是不会出现这种奇迹的。

    有个时期，上级要他把厂子疏散到某地的大山洞中去，避免轰炸受损，他没有听从，为国家节省了一百多万元的工程费，他自己却得了个不客气的评语：“该员不知建设。”为此事，后来有人问过一位政府高级官员，那官员否认有这回事，并说：“我们每每为李厂长请奖还来不及，哪里会批评他呀?选”

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昆仑关战役前，李承干奉命为某军验枪。验毕，李承干叹口气说：“这７０００多条枪依照严格标准，能用的只有千分之几。”他不主张调这个部队上前方，说这无异叫他们去送死。事后有人埋怨李厂长不该这么说，李承干答道：“我要为几千人的生命负责，为什么说不得?选?芽”

    抗战刚胜利，国民政府通令紧缩开支，兵工厂经费减少了，还要裁减五分之一的工人。他大起反感，开门见山地对兵工署派来的人说：“我这里没有闲人，每人都有工作，一个不多，也一个不少，减人这事我办不到，就是委员长来，我也无法遵办?选除非叫我滚蛋，那我可以不管。”他还说：“我肩上承担了全国兵工生产总额的一半，对我这个厂，请不要与一般工厂同样对待。”

    李承干生就这么大犟脾气，心口如一，说到做到，不合国民党那般官僚的味道。１９４９年国民政府撤退，他已转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传说俞大维邀他同去台湾，他没有从命。１９５１年参加民主建国会，李承干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度量衡局局长。１９５９年，李承干在北京逝世。

１９４９年陈明仁在长沙

    １９４８年的最后一天，程潜迈出了和平起义有着决定意义的一步。就在这天深夜，他对程星龄说：“我的决定定了，你全权代表我和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吧。”他唯一有所顾虑的是，他被列上了中共中央关于惩办战犯的名单。针对程潜对列入战犯的顾虑，中共湖南地下党负责人周礼在地下党员余志宏的陪同下访晤了程星龄，请星龄向程潜转达了中共关于战犯问题的诺言：只要站到人民方面上来，不仅不会算旧帐，而且会受到应有的礼遇。

    程潜义无反顾，终于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于是他下令在全省停止征兵、减少征粮，释放政治犯，并撤换了坚持反共的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的职务。

    程潜内心深处还有一点顾虑，手下那群掌握兵权的“天子门生”会不会跟他走呢？特别是长沙绥署３个军全由主战派黄杰把持，程潜能直接指挥的仅有４个保安旅。旧历年除夕，颂公把程星龄又召到卧室，忧心忡忡地把心病抖了出来。两人苦思冥想，反复权衡，同时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既掌握有部队又非常敬重颂公的人。如果能得到这个人，湖南和平大业就有了把握，而且就可以不用再担心那些“天子门生”了。这人就是华中军政长官署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

    陈明仁，字子良，长沙府醴陵人，程潜的同乡。１９０３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２４年，他只身到广州，进入程潜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同年９月，讲武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陈明仁又成为蒋介石的黄埔弟子。陈明仁戎马一生，能征善战，先后参加东征、北伐、中原大战，屡建奇功；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滇缅战役，浴血奋战，力挫顽敌，因此，在国民党将领中号称“铁血将军”。

    １９４７年四平战役，陈明仁以效忠党国、报答蒋介石知遇之恩，

死守危城４０多天，辗战１９昼夜，而红极一时。然而，他并未因战功升迁，反遭陈诚控告而免职，调任有名无实的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后经白崇禧邀请，赴武汉就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又兼第一兵团司令。白崇禧希望他以死守四平的精神来保卫武汉。而蒋介石还寄望他驻守武汉以牵制桂系。

    为了调动陈明仁回湘，程潜很费了一番苦心。先是命绥署高参张严佛去武汉与陈密谈，继而又请出前国防部次长刘斐去汉游说。白崇禧与刘斐旧谊不薄，因而丝毫不怀疑刘斐有其他用心。刘斐想出了一大套理由：湖南战略地位重要，既是武汉后方，又是广西门户，而程潜实力不强，应加派军队去充实。刘的建议正中白的下怀，白当即向程潜提出将陈明仁调驻湖南的建议，程潜自然回电同意。于是，白崇禧不经国防部调令，即令陈部开拔。１９４９年２月，待到白崇禧派人到溪口、台湾分别向蒋介石和陈诚报告时，陈明仁已率所部５万余人进驻湖南。程潜声色不动，将陈明仁策动回湘，确为当年奇妙的一着。

    据知情人回忆，陈明仁回湘当日下午就驱车来到程府。颂公当即叫人摆下几盘精致的家乡小菜，一瓶茅台好酒，两人慢酌细谈起来。从２５年前的师生情谊谈到眼下国势湘局，越谈越投机。酒至半酣，陈明仁从身上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原来是蒋介石给陈明仁的手令，要陈到湘后监视程潜的活动。程潜看后，淡然一笑，说，现在你兵权在握，要杀要抓，悉听尊便。陈明仁慨然表示，我宁可负蒋介石和白崇禧，决不会负颂公?选把手令撕成了碎片。经过地下党的努力和程潜的启发，陈明仁很快与程潜取得了走和平道路的默契。

    移驻湖南后，陈明仁为迷惑白崇禧和国民党特务，在公开场合总是摆出反共的姿态。在一次会上，他拍桌大骂：“共产党公开活动，没有人管，我要杀人?选”１９４９年４月北平和谈破裂后，程潜召开会议商讨时局，陈明仁却张言：“要在中央和白长官的领导下，作战到底，不能再有其他企图?选”弄得会议不欢而散。

    ５月１６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武汉，白崇禧率数十万军队败退湖南。为实现其“湘桂联防”体系，白崇禧将其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衡阳，另于长沙藩正街省参议会大院设指挥所，坐镇指挥，决心“在湖南和共军决一雌雄”。白崇禧的到来，使长沙又回到白色恐怖之中。

    在白崇禧实施白色恐怖期间，最痛苦的是陈明仁将军。他一方面要在白长官面前表示与“共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要暗中保护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宪兵十团团长姜和瀛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把一批思想倾向进步的中上级军官团结起来，成立了“进步军人民主促进会”，但被人告到了白崇禧那里。是陈明仁巧妙地把这一进步组织保护了下来。

    ７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盘踞湘、鄂、赣边的蒋、白残部发起攻击，１９日解放浏阳，２０日解放长沙市郊重镇金井，直迫长沙和株洲。白崇禧率部溃窜衡阳，临走之际他还指望陈明仁再演一出“四平之役”，特免去程潜省府主席职，命陈明仁兼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陈明仁正在加紧与解放军代表的谈判。２２日，程潜、陈明仁的代表抵平江，在天岳书院旧址与解放军代表金明、唐天际、袁任远举行和平谈判，于２９日达成湖南和平解放的原则协议。

    １９４９年８月４日下午，程潜、陈明仁在教育会坪省政府礼堂领衔发表有３７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声明“率领全湘军民……正式脱离广州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