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长沙闹笑话 1936年,蒋介石曾来长沙“视察”。其时湖南正举行县级文官考试,省主席何键认为这是政府选才的大事,便请蒋介石巡视考场。 当蒋介石由何键陪同来到考场时,考生正考完“论文”,考题还留在黑板上未擦去。题为:《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说》。这时,何键恭请“委员长”对考生训话。 当年蒋介石为配合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极力推崇曾国藩,规定《曾文正公家书》为全国公务员必读书。同时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谓“八德”。这天,他一眼看到黑板上的题目,便即席发挥,从“曾文正公”办团练、组湘军、“剿灭”洪、杨,成为“中兴名臣”,一直讲到要实行“八德”。一席“训话”,直听得考生以手掩口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声来。 因为,论文题目用的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忧后乐”的题意,要求考生加以引伸发挥(“文正”是范仲淹的谥号)。由于题目太长,“范”字写到了黑板顶端,蒋介石可能没看清楚,也可能他只知有“曾文正”而不知有“范文正”。至于曾国藩办团练、组湘军时是不是“为秀才时”?他就不管了。 蒋介石讲完,何键自然也要跟着说几句。他虽明知蒋介石错了,岂敢纠正?当年他也在湖南提倡“读经”(四书、五经),所以只得装糊涂,结合“孔夫子”随声附和了一番。 事后,有人在考场黑板上悄悄写了四句打油诗:“委座提倡八德,何公主张读经,今日恭聆训示,才知猫屁不通。”
杨宣城不要钻狗洞的钱 杨宣城,字朴园,行十三,身材修伟,高有1.89米,人称杨长子,亦呼为十三长子,湖南长沙县人,1890年出生于长沙东乡清泰都板仓杨公庙附近张家大屋(今属开慧乡)。其父以耕读继世,家风朴实。杨宣城兄弟甚多,五兄杨薪园在湖南当过法官,七兄杨芷园,清末秀才,为王先谦的得意门生,住过岳麓书院。 杨宣城从小离家在外读书做官,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学海军,对日本政局民情很有研究,有“日本通”之誉。 1922年至1924年间,赵恒惕主湘政,倡联省自治,制省宪,设交涉司,辖外交事务,委杨宣城为司长。 1923年3月下旬,湖南各界以日本租借我旅顺、大连期满拒不归还,发起收回旅大的示威运动,参加游行的群众有6万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口号,并向驻长日领事提交大会“警告书”。至5月下旬,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进入高潮。6月1日,停泊在湘江中的日舰“伏见号”水兵20余人,竟登陆向示威群众行凶,枪杀木工王绍元和长沙国民小学学生黄汉卿,重伤9人,轻伤数十,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湖南的第一次公开屠杀。杨宣城当时以交涉司长承办此案,在群众支持下,与日方反复折冲,舌剑唇枪,持态颇为严峻,又因他平时为人正派,因此长沙人对他少有非议。 1924年,有一次在通泰街陈恭吉家中,杨叙说了他衔命到北京去见外交总长顾维钧的经过。杨说他不谙当时官场积习,到北京第一天,雇马车去外交部,门役请他循序挂号,听候传见。第二天去问讯,说总长今天不会客。第三天他拿出湖南省长公署的紧急公文,才勉强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久坐没有动静,见几上放有雪茄,便随手取出一支吸燃消遣,被侍者瞥见,粗声粗气地对杨说:“这是小的们出钱买来招待国宾的……”杨不能忍受,摔烟负气而出。恰遇旧日留日同学某某,实告经过,同学笑曰:“先生未免书生气太重了!今日之事一切非钱莫办。”次日,同学代雇汽车陪往,入门即出10元钞票赏门役,耳后即闻“谢杨大人赏”之声,入会客室,门役为其敬点雪茄,杨又以10元赏之,遂上楼见到顾维钧。 杨叙完此事后说:“千万不要做怄气官,做官是一条闭气的背时路,没得饭吃,宁可回乡里去作田。”可惜杨宣城没有照他自己说的去做,浮沉宦海,半世飘零。 1936年,杨宣城一度被派为驻日大使馆武官。抗战期间,颇为蒋介石器重,担任军事委员会外交特派员,组织班底,研究国际问题,又出任外事局长和侍从室某职,随蒋参加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杨因对日本情况掌握较多,又擅长英语,风头颇健。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重庆各戏院争相放映日本投降影片。在美舰密苏里号受降仪式上,中国代表团一个穿海军中将制服,蓄八字胡须的长子,站在团长徐永昌后面特别醒目,此人即是杨宣城。杨参加受降仪式后飞返重庆,黄时康、陈健曾及余华厚4人一道去看他,谈起看受降影片的事。杨大发牢骚说:“程颂公真不争气,这次出国受降,雪甲午以来之大耻,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我们一些湖南人都想支持颂公当团长。他以参谋总长之尊(按,当时参谋总长为何应钦,程为副参谋总长),不仅声望合格,我们同去也可沾光。不意中央开会时,这个老头子偏偏在头一晚打了一通宵‘梭哈’(一种扑克游戏,可用以赌博),耽误了睡眠,会上打瞌睡,没有发言,致被孔祥熙抢先提名他的山西同乡、军令部长徐永昌当了团长。这个徐团长又矮,又缺威望,我们当随员的,都感到失格。”当问起杨宣城穿海军制服时,他又发牢骚说:“你们知道我是学海军的,可是我没当过一天海军。这身制服是前年派定我为参加开罗会议随员,蒋老板特地派人为我做的。后来桂永清(抗战后当海军总司令)他们还很不舒服,我也一直没穿过,这回参加受降仪式是第二次穿它。”又问他战后有什么新任务?芽因为抗战胜利了,都指望找条好点的出路。不料这一问又把他的牢骚引发了。他说:“不要说了,出国前,蒋老板答应放我大连市长,我也有心带你们几个同乡子侄去闯个前程,哪晓得回来之后却变了卦,大连被沈怡抢去了。昨天又说要我到北平市长熊斌那里去当秘书长,我想自己是去做‘姨太太’,难道忍心带你们去当‘丫头’?芽算了算了,再搞几年,我也要告老还乡,到那个时候,烧点老糠火,大家来扯谈吧!我搞了大半辈子,一肚皮材料,你们能写的,把它记下来,也是一部很好的野史呢!” 有人说,杨后来随陈仪去台湾,在日月潭资源委员会一家电气公司当董事长。另一说他在50年代初即死在台湾了。 杨宣城在旧社会官场中,还不失为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他没有在城里乡下置过产业,也没有讨过姨太太。1944年岁暮,当时湖南省主席薛岳到了重庆,对一些湘籍老军官老官僚,分别有不同馈送,杨也收到法币500万元,杨当时正需钱卒岁,但毅然完璧还之。他对人说:“我杨十三,一生就是不要这些钻狗洞的钱?选”
鲁涤平灵柩回乡被阻 鲁涤平,字咏安,宁乡县靳水流域道林乡刀子塘人,毕业于保定军校。早年由周震鳞介绍加入同盟会,参加过湖南辛亥首义。历任湘军营、团、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国民政府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主席,湖南清乡督办,湘赣“剿共”总指挥,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院院长。1935年病逝于南京,年仅47岁。鲁涤平死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之举行盛大的追悼会,蒋介石亲往致祭。灵柩运到长沙,湖南各界又为之隆重追悼3天。然后何键派一连士兵护送其灵柩由长沙猴子石乘船入靳江河运回道林老家安葬。不料船到靳江河宁乡境内,他家乡的道林帮船民及当地群众数千人阻止灵船通过。鲁氏亲属只得又将灵柩抬上岸,改由陆路回道林。不料道林人又沿途拆掉桥梁,挖烂大路,并且处处设置障碍,沿路丢下屎罐秽物,使得灵柩不能通过。“孝家”虽纷纷下跪磕头,并愿用现洋作“买路钱”,群众也毫不通融。一位堂堂的省主席、陆军上将、国民党元勋的遗体不能运回故乡的消息,立即传遍省内,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后经省政府派大员出面,请宁乡绅士从中劝解,并且从南京请来德高望重的宁乡籍国民党元老周震鳞出面疏通,鲁涤平的灵柩才得以运回道林安葬。到底是什么缘故引起如此巨大的民愤呢?原来与“地方主义”和行会思想有关。 鲁涤平的家乡道林镇是一个繁华的乡村集镇。靳水四乡及相邻的长沙、湘潭边境的粮猪煤竹等商品大都从道林下河,从靳江运入长沙。道林船帮拥有船只一千多艘,但他们在长沙没有一个靠泊的码头,只能租用江西帮建立的码头停泊船只。自从鲁涤平当上湖南省主席以后,道林人以为同乡人当了省主席有机可乘,便想乘机霸占江西码头成为宁乡码头,双方争执,官司打到省政府。宁乡一些绅士也纷纷向鲁涤平建议,要他利用职权偏袒宁乡人,把码头判给道林船帮。江西同乡会也纷纷向鲁泣诉:码头本是江西人所建,只不过多年租给道林船帮使用,不料道林人反客为主,企图霸占,请鲁主席依法公断。鲁涤平认为自己作为湖南一省的主席,是中华民国的官吏,不能像封建官僚那样搞地方偏袒,于是将码头判给江西同乡会。道林船帮不但败诉,而且连江西码头也租不到了。道林船到了长沙要临时寄泊于别人的码头,吃尽了苫头,于是迁恨于鲁涤平。一切当初寄希望于鲁涤平的当地绅士,也认为鲁涤平做了官就忘记了家乡父老,遂也积恨于心。当鲁涤平灵柩回乡时,他们便支持船民演出了那么一场阻棺闹剧。 而另一个宁乡籍的官员的遭遇却与此相反。此人叫洪兆麟,曾在广东任过上将粤军前敌总指挥。他在政治上紧跟陈炯明反叛孙中山,并曾率部进攻总统府和炮击孙中山的坐舰。但他却关心家乡建设,为官期间对家乡求职者另眼相看。洪兆麟被刺死于上海后,虽无鲁涤平那样的哀荣,但灵柩运到宁乡境内,却百千万人拥向路边设祭,放铳,鸣鞭炮迎接,安葬之日成千上万的人送葬上山。鲁、洪两人在家乡群众心中的形象成了鲜明对比,直到如今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好说歹,尚无统一认识。 拥蒋与反蒋的国民党元老 拥蒋的原国民党元老、陆军上将薛岳与反蒋的国民党元老周震鳞关系十分亲密。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的时候,薛岳是侍卫队长,周震鳞当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南下议员在广州举行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周震鳞代表议会授予孙中山大总统印玺的隆重场面,是薛岳亲眼看见的。陈炯明叛变,粤军总指挥洪兆麟指挥叛军炮击总统府,周震鳞命令薛岳掩护孙中山撤退。而周自己却坐在总统府指挥卫队向叛军还击,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周震鳞仍然坐镇指挥,毫无退后畏死的神态,薛岳冲进去才把他背出来。薛岳的秘书易祖洛先生,回忆薛岳谈及此事时,还对周先生表示无限钦佩。薛岳曾乱用公款被孙中山宣布撤职严惩,周震鳞因爱其才,重其勇,向孙中山说情,才得从轻处理。薛岳后来任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代表中央监督移交和宣誓就职的就是周震鳞。 薛岳虽然这时已是蒋介石的爱将,也明知周蒋意见相左,但他对周震鳞仍然十分尊敬。周震鳞七十寿诞时,薛岳率领湖南省四厅厅长及省府秘书长和部分专员、县长给周拜寿,为周修建“苦行亭”(周震鳞晚号苦行翁)作纪念,还让周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担任县长(即后来的民革中央委员周锡卿)。薛岳见周年逾古稀,官居国府委员,住的仍是长沙化龙池租房,宁乡东湖塘老家的房屋很破旧,便捐资为周修建一新居。 有一年,薛岳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派一少将参谋来宁乡催交军粮。宁乡县要他到周震鳞住的石潭乡去督催。周震鳞知当地百姓手中确实无粮,又听说这位参谋神气十足,既要吃鹌鸡膀子,又要扣押保长乡长,便传呼这个参谋到家,告以此地由于地方部队的摊派及日军过境掠夺,百姓已严重缺粮,请他向薛长官回报,要求宽限到秋收后补交。这位参谋不知好歹,口口声声说是薛长官命令,谁也不得违犯,搞得周震鳞火冒三丈,大骂薛岳压榨百姓,并举起手杖要赶走这位少将。少将回到长官部向薛岳汇报,满以为薛岳会给周以颜色看。哪里晓得薛岳听后,却大骂这个参谋不知尊敬周老,不知体恤民情,给他丢了面子,并且立即写信向周震鳞认错道歉,还要这个参谋亲自送到周震鳞手中,直到周震鳞谅解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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