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二民国烟云

长沙市政建制纵览

清代长沙府署设城中今长治路处，故旁有府正街、府后街之名。长沙县署设城北潮宗街，善化县署设城南鸡公坡，故有县正街之名。民国肇兴，废府并县，统称长沙县。过去城内以今五一路为界，即东起落星田、大观园、石乐私巷、息机园、万福街、万庆街、皇仓街、西下藩城堤，至落棚桥河边为止，城南属善化县治，城北属长沙县治。清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１９０５年７月１日），依中英、中日两国通商条约，辟为商埠，在大西门河边设有长沙关。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十月一日（亦说是七月一日），始正式规划，市县分治，在长沙城内，设立长沙市政府，城外除近郊外，四乡均属长沙县治，长沙县政府一直到“文夕大火”，仍没在长治路旧长沙府署旧址。

长沙设市，酝酿已久，民国初年，谭延闿督湘，设有市政公所。第一任总理为长沙人黄一欧（黄兴之子）。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首倡拆除城墙，黄未久去职，继任总理为长沙人曹典球。他在职较久，并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开始，陆续将旧有城墙全部拆毁，仅留天心阁一段，作为古迹，供人游览，全城墙基地拍卖与民，筹修环城马路，南门口雷同茂瓦货店购得南门口城墙下放马基地之地契执照尚可查证（原件存长沙市工商联文史办）。当时全城街道窄狭，人口繁杂，每晨菜担林立，充塞街巷，阻碍交通，乃由市政公所择定宽敞地点，分别建立菜场，首先设置南门口菜场，旋又增设道门口、水风井、小吴门、辕门上、东庆街、头卡子、新河等处。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北伐军兴，政体改革，市政公所更名为长沙市政筹备处。第一任处长为长沙人郭之奇（德国留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省文史馆馆员）。时因报纸舆论，咸谓公厕简陋，有碍卫生，乃由市政筹备处倡议改建，民办公助，首先在水风井设立改良公厕，随后又在全市共修置３０余处公厕，后因公费奇绌，草草了事，始终未得彻底解决。及后新军阀混战，处长亦屡次易人，长沙人余籍传、谭常恺、鲁岱等相继任职，如开辟马路（中山路、又一村等）、修建公井、增设路灯、重建天心阁、设立先锋厅省政府前坪之标准钟等等，遂有建树。

３０年代何键主湘，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成立长沙市政府，开始设在戥子桥（即今省文史馆），第一任市长为醴陵人何元文，他主持修建天心阁公园，开辟公共汽车路线，市民称便。市政府原设四科一室，管理全市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工作。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何键去职，张治中主湘，长沙市长易人，东安人席楚霖继任，市政府迁松桂园（原市政协所在），“文夕大火”前夕，迁南门外回龙山贫女院为临时办公地点。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十一月“文夕大火”，席楚霖亦受到撤职留任处分。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湘北一次会战之后，薛岳主湘，将长沙市政府裁撤，在省会公安局内增设市政科，代行有关市政建设事宜。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湘北二次会战之后，又恢复长沙市政府，设在又一村原民政厅旧址，由中山路国货陈列馆（今百货大楼）西侧辟门出进。第一任市长为耒阳人王力航；第二任市长为长沙人梁霖；第三任市长为湘潭人王秉丞。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６月，长沙一度沦陷，王秉丞与长沙县长邓如灿，同在河西谷山一带，设临时政府。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吴奇伟、王东原、程潜、陈明仁先后主湘，长沙市长亦迭有更易。先后有宁远人李毓九、澧县人汪浩、邵阳人蒋琨、浏阳人陈迪光、望城人任建鹏、湘阴人吴博夫等，担任过长沙市长。

长沙城市，南高北低，成狭长形，昔日城厢南北广１０里，东西长５里，四周约为１０余华里，故有“南门望北门，七里零三分”之谚。市政公所拆除城墙之后，市区略有扩大。长沙市政府建立时，市区东西宽约１６００米，南北长约２９００米，四周还不到４０华里。由于人口日增，过去亦几度勘测。１９２８年，市政筹备处曾呈经省建设厅，划定市区范围，南至金盆岭，北至新河，东至湖迹渡，西至岳麓山，面积较旧城区增加４倍。１９２９年复加扩充，确定南至雨花亭、金盆岭、李公庙一带为界；北以施家巷、捞刀河沿浏阳河为界；西循岳麓山脊，而达  湾市南冲，依天然山脉为界。其面积又有增加。１９３３年市政府成立之后，全市人口增加到４０万人，前划市区犹嫌狭小。１９３４年由省政府召集民、财、建、教四厅联席会议，将市区疆界重新划定，北自捞刀河口起，沿南岸东行，至新河码头，沿浏阳河岸，至湖迹渡迤南；沿杜家园堤岸，至沙湖桥侧，经杨家山、涂家湾、廖家大屋、刘家冲至石马铺迤西；经会牛坡、烂泥冲、新开铺，直到百家河、湘江东岸渡江；北行至渔湾市登岸，至坝子口迤西，沿广东山脚、经八亩丘、邓家湾、小望城坡、王家湾迤北；经张家冲、贺家湾、直达瓜瓢山下，沿岳麓山脚至石家冲、谭家湾、出何家湖、薛家湾、言家塘至双塘坳迤东；出石桥塅至彭家园，湘江西岸，与骆驼嘴隔江斜对。全市区面积达６８．６２５平方公里，内陆占地６０平方公里，水面占８．６２５平方公里，牛头洲、水陆洲、傅家洲、岳麓山全部包括在内。当时何键任西路总指挥，积极反共，在市区四周界线上，筑要塞，建碉堡。１９４７年汪浩任市长时，亦图恢复。

    长沙市区政权之基层组织，每因政局而变。清未民初，全城按街道区分为１３６团（亦说是１０６团），每团置团总一人，管理本团地区以内之应差、派捐、救火及调解纠纷事宜。每团管辖几条街巷，每一街巷视居民户数之稀密，设值年若干人，后亦称为“牌甲”，居民公举正直人充当，皆为义务职。即古之保甲遗意，亦民团之雏型。沿袭很久，逐渐成为地方基层组织，曾有不法之徒市井小人，钻踞街团，横行里曲，成为某一时期一部分社会基础、绅权势力。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长沙市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举办地方自治，废除街团制度，规划全市为４个自治区，按东、南、西、北列名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区，设区公所，每区之下，分设四坊，坊之下设保，保之下设甲，以４０户至６０户为一甲，甲有甲长，保有保长，坊有坊长，区有区长，均设有办公场所。除区长由市政府委派之外，坊长、保长、甲长均由民选，报经上级备案加委，甲长亦有居民轮流担任者。至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７月，全市大致组编完成。当时国民政府，按照孙中山总理遗教，实施地方自治，号称宪政时期，开办地方自治训练所，区保人员，多为训练所毕业生。

    第一区（即东区）区公所设理问街多佛寺，辖四坊十四保；第二区（即南区）区公所设郎公街郎公庙，辖四坊十五保；第三区（即西区）区公所设福庆街福庆祠，亦辖四坊十五保；第四区（即北区）区公所设湘春路烈士祠，辖四坊十六保。各区又办了几所区立小学：第一区办有太平寺、南元宫及湖迹渡明耻小学；第二区办有阿弥岭、雨花亭、中六铺街、鳌山庙、观音庵５所小学；第三区除办有水陆洲小学２所外，还办有望城坡、银盆岭、  湾市等处小学３所；第四区在北门外馀墅湾办有正蒙小学，复兴寺办有新民小学。此外还成立各街救火会，设置义勇救火队。

    １９３７年张治中主湘，委席楚霖为长沙市长，市府内改设民政、财政、教育、建没、社会等科，废除区、坊、保、甲四级，改为镇、保、甲三级，并在郊区设文艺、金盆、岳麓、会春四乡，原市内四区改为八镇。据市政协委员、原兴汉镇镇长陈伯勋回忆，当时原东区改为端履（八角亭一带）、南阳（府正街一带）、中山（小吴门一带）３个镇，原南区改为天心（天心阁、城南路一带）礼贤（南门外礼贤街、碧湘街一带）两个镇，原北区仅设兴汉一个镇（又一说是东区只有端履、中山两镇，北区还有湘春镇）。张治中下车伊始，提出治湘两大方案，其中之一即革新地方行政机构，培训地方行政工作人员，名之为“澄清吏治”。故设有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学校，短期培训之后，即派充镇长、保长、乡长。１９３８年“文夕大火”之后，长沙城市成为废墟，人口锐减，街道零落，商业萧条。席楚霖留职办理火灾善后工作时，仅恢复城南、城北两个区。城南区区长为康炳文、城北区区长为熊祥。直至１９４１年恢复长沙市政府时，才恢复城内四区、郊区四乡的规划。随后，又称为内四区、外四区。

武昌起义与黄兴

黄克强（黄兴，字克强）于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一役（黄花冈起义）失败之后，痛心多数青年同志之损失，及海外华侨捐款之虚掷，决欲亲至广州实行暗杀一二满清大员，以振作全国之民气。事为中山先生等同志所阻。在此之前，黄克强已派谭人凤持款运动长江沿岸各省，谭到上海，即与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发起中部同盟会，至汉口，召集居正、孙武、杨舒武、查光佛、刘英诸人开会筹商起义计划，谓奉克强命督率长江各省革命进行，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广州于最短期间即可发动，届时湘鄂应急起响应云云。会后各人分头行动。不料长江各省正在积极运动之时，黄花冈起义失败的消息便即传来。各地同志起初听说黄克强、谭人凤同时殉义，大为懊丧，后听到二人仍生存，诸人皆欢欣鼓舞，各谋卷土重来，以雪前耻。于是设立机关，效梁山泊朱贵故事，以之运动新军。后起义风声外露，清吏异常戒严。诸同志遂被迫仓促发难，时在辛亥八月十九日夜。此时黄克强仍在香港，闻起义之消息，当即挈女同志徐宗汉等兼程就道，前赴上海，更得女同志张竹君之助，设法秘密入鄂。及抵汉口，则革命军之占领武汉已半月有余。因期前起义机关遭破坏，计划被打破，同盟会领导人或不在武汉，或遭枪杀，或逃亡四散，因此群龙无首，于是蔡济民等强挟黎元洪为都督，借资号召。八月二十六日黎元洪就都督职，二十七日始下令派兵渡江，向大智门车站张彪大营进攻。张军及河南援军望风逃窜。九月初，冯国璋领清军来犯，且有海军为助，声势甚巨。革命军力守刘家庙拒之。时革命军锐气虽盛，然缺乏大将指挥，各营人自为战，号令为难，故刘家庙大智门阵地相继失陷，而汉口亦不守。九月七日，黄克强到，全军将士闻之大为振奋。克强遂率兵渡江，布阵于满春茶园，与冯国璋血战四昼夜，至十二日下午，卒以众寡不敌败退汉阳。黎都督乃派人迎克强渡江议战守方略，诸同志以克强纯恃革命党资望号召各军，若督师无名，危险实甚，咸主张公推为战时总司令官，以专责成。黎都督从之，遂于九月十三日清晨下令各军自营长以下齐集阅马厂，举行拜将仪式。届时都督与克强并辔临场，效汉高祖拜韩信故事，登台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官。克强即日组织战时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次早率众渡江，坚守汉阳，与清军相持者一月。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清廷知大势已去，始派使南下议和，而革命之基础因之日固，卒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故克强之功，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汉阳既失，克强乃走上海，谋率各省义师大举北伐。各省代表于是拥戴克强组织元帅府。迄中山先生自欧洲归国，当选临时大总统，克强受任为陆军部总长，而民国中央政府遂以产生。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

民主革命先驱黄兴

    黄兴原名轸，字堇午。因民国纪元前十年第一次长沙起义失败，两湖清吏悬赏通缉，为便于奔走革命计，始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县学生员。体貌魁伟，富于胆智。少从浏阳李永球学拳术，只手能举百钧。当满清戊戌维新时，黄年二十四，肄业两湖书院，时从院试经史中阐发时事，文似东坡，字工北魏，最为院长梁鼎芬所推许。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冬，鄂督张之洞派赴日本考察学务，遂留学师范于东京弘文学院，别延日军官讲授军略。为宣传革命，与杨守仁、樊锥、梁焕彝创办《湖南游学译编》，又赞助刘成禺、李书城、程明超创办《湖北学生界》，所译著之文字，皆以民族民权为依归，两湖革命思潮，多发源于二杂志矣。会俄人觊觎满洲，风云甚急，遂与同志蔡锷、陈天华、张继、冯自由等，组织义勇团，藉以进行革命事业。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归国，在湘主讲于明德、修业各校，以传播革命思想。又与湖南之青年急进派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刘道一、章士钊等创设华兴会于长沙，兴被举为会长。与哥老会头目马福益等相结交。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密谋举事，推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为湘抚陆元鼎侦悉，兴仅以身免，遁至上海。又值同志万福华暗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本安徽巡抚，赴桂履新者）案起，黄亦有关系被逮。即变姓名为李有庆，数日即释出，遂复至日本。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春，黄再入湘，谋与马福益于洪江起义，事泄，马被擒斩。黄再逃至日本。以日人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之著者）之介绍，识孙中山于东京。遂与孙中山等共组同盟会，孙被举为总理，兴为庶务。光绪三十一年冬，黄返国，变名张守正，视察南北各地。光绪三十二年创广艺书局于上海，以为交通机关。旋又东渡，未几复来香港。光绪三十三年曾举兵于粤之钦州、廉州，及桂之镇南关各地，均以兵单无援失败。厥后（光绪三十四年），又举事于云南河口，为赵金鉴、周国样所破，逃入越南。辛亥（１９１１年）三月于广州谋再举，谋泄，党人有欲散为后图者，兴曰：“网罗已布，散无所至，战亦亡，不战亦亡，不如先发，事纵不成，犹足以谢天下而激后起也。”遂攻广东督署，复败，同志七十二烈士死焉，世称黄花冈之役。此役兴亦受微伤，右手断二指，易服缒城而逸，逃亡香港，旋赴旧金山等地筹款。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兴乃返国，赴武昌助黎元洪规划一切。驻兵守汉阳，任民军总司令。失利后，辞总司令职，遂买棹东下，至上海，被举为大元帅。兴一再谦让，改任副元帅。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文至南京就临时总统职，任兴为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清帝退位，孙总统辞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政府北迁。袁世凯以南方兵多，授兴为南京留守。至６月，即行解职，隐居上海。元年８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为协理。民国二年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起。７月１４日，兴遂据南京讨袁，强程德金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无何前军挫败，蜚言四出，且有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受袁氏运动将为内应之说，兴遂离宁逸去，避之日本，旋赴美国游历。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袁氏帝制，蔡松坡、唐继尧于云南举义师讨之，黄在美游说华侨，助云贵军饷。民国五年归国，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拟授黄兴为湖南督军，辞不就。１０月３０日午后４时３０分，以呕血病殁于上海。临终喘息，语长子一欧曰：“吾死汝勿泣，须留此一副急泪，为他日苍生哭，则吾有子矣。”及卒，以国礼葬长沙岳麓山，会葬者１０余万人，享年４４岁。

反袁护国英雄蔡锷

蔡锷，字松坡，初名艮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曾从唐才常谋革命，失败后改名锷。光绪八年?穴１８８２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之东乡。幼丧父，侍母苦读。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入邑庠，旋肄业于省城时务学堂，为梁启超弟子。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启超亡命日本，时务学堂辍业，蔡亦只身赴沪，辗转至日本。旋补官费生，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卒业回国，任桂省训练新军之职，旋调充讲武堂总办。及李经羲督滇，又奏署十九镇协统。辛亥八月武昌起义，锷与李根源、唐继尧等密谋响应。重阳日滇军政府遂成立，锷被举为云南都督。服官廉洁，月支不愈百元，其赡家之费，年亦不过数百元而已。督滇两载，政纪修明，境内安谧，几忘改革。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春，辞云南都督，举唐继尧以自代，袁世凯令觐京师。蔡至京，袁氏优礼有加。初任为高等军事顾问，兼政治会议议员，又任将军府将军，更特任为经界局督办。每日必召之入府，磋商要政，实则借以侦察其举动也。蔡逆知袁氏微旨，务自韬晦，惟日与二三知己，狎妓饮酒而已。

    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帝制议起，蔡氏自京至津，与其师梁启超密谋倒袁。谓“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起见，非誓死敌抗不可”。但表面上蔡、梁仍表示不合作态度，以掩饰袁氏耳目。一方梁氏在津发表反对帝制之言论，同时蔡氏即在将军府签名劝进，偶与人谈论，亦盛称袁氏功德，并诋梁任公不识时务。而暗遣人赴滇布置一切，袁氏不知也。

    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１１月底，蔡托病请假，赴津共立医院就医，袁氏阳许之，阴派人监视。１２月２日乘间逸去，搭船至日本，旋赴云南。临行与梁任公约曰：“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锷至长崎之致袁函件，仍托友人间日一发。２５日云南宣布独立，以蔡为护国军总司令。报至京师，袁氏谓蔡方养疴东瀛，万难出此，此必唐继尧等托名所为。后知蔡果在滇举义，袁氏骇然。命宝庆县长陈继良焚其家。

    蔡氏既就总司令职，乃自率军队赴蜀督战，身先士卒，备尝艰辛，每日就寝不及３小时。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６月，袁氏死，黎氏继任总统。徇民之请，授蔡为四川督军兼任省长职。不久以喉疾求去，举罗佩金以自代，川人焚香拦路阻其行，终不能留。旋赴日本福冈医院医治，而病已甚危。至１１月８日晨４时，遂与世长辞。临终口授随员以遗电，殷殷以国事为念。并谓：“为民望者，牺牲权利，以道德爱国；人民政府，应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死后，以国礼葬于长沙岳麓山，享年３５岁。

蔡锷有贤母

    蔡母不知何地人，亦不知何姓，两三岁时，岁饥逃荒，其母弃之于道，为王姓收养，抚育成人，遂姓王。

    母嫁邵阳蔡公正陵，家贫。初生锷，梦山坡有虎自松林来，近之甚驯，俄而锷生，因呼曰虎儿，名艮寅，字松坡。艮寅者，取艮为山，寅属虎义。蔡锷５岁，举家迁武冈州西山门王板桥（今洞口县山门区水东乡）。初居青山铺，次居大坝上，后迁山门镇。

    正陵公初做裁缝，继做小贩，也曾教过私塾。母在家，日则砍柴，磨豆腐，煮酒，卖饭；夜则做针线，佐夫营生。正陵公殁，母独持家计，备尝辛苦，而志益励。及锷发迹，在广西、在云南、在北京，板舆迎养，母仍躬辛家务，服浣濯之衣，屏珍玉之味，勤劳俭朴，一如在家，拒绝达官贵人请谒。其母诲家人曰：“吾不乐居繁华地，金窝银窝，不如自已狗窝。”故虽侍奉殷勤，居不久辄又思归。其母在家，养牲、种蔬、夜织不倦，而待人接物，更加和善，无丝毫富贵意态。

    其母在北京，锷已官位显赫，偶不如教，仍杖之。袁世凯将称帝，深忌锷。母勖锷曰：“吾老矣，当携汝弟辈南归省墓，汝行汝志，毋吾虑也。”即行。锷起义云南，袁败，恚忿而死。母大喜曰：“吾固知虎儿之能有为也。”

    锷病殁，国葬。拨银２万元治丧，以其余款买长沙天鹅塘樟树园一号宅以宁母居。母勖子课孙，清淡朴素，一如昔日。民国二十四年农历四月二十日（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２日），蔡锷母殁于长沙本宅，享寿７８岁。湖南省政府主持成立治丧委员会，讣告中外，备极哀荣。

    弥留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造第候疾，启曰：“万有不测，安灵麓山，俾故将军得奉侍泉下何如?芽”母曰：“吾欲还伴老公，生既久违，死不忍使老公独寂山门也。”治丧委员会乃奉灵葬正陵公墓侧。

    蔡公正陵，一名俊陵，字湘泉，有三男二女：长男锷，次男鹤，改名辣，字松垣，留学日本，曾任湖南省造币厂厂长。三男庚，改名钟，字松墀，一字德清，留学美国，曾任总统府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