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一晚清逸史

三湘二杰轶事

巧对楹联

    焦达峰幼年受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的思想影响，立志革新社会，振兴中华。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很有学问，而且家教很好。焦达峰８岁即能作文，还会赋诗联对。他父亲当时担任塾师，课教生徒，十分认真。有一次，他命学生联对，出了上联：“女子好。”诸生不能对。焦达峰随口对出下联：“日月明。”父亲很赏识他的才具，此事传出，乡里人皆称之为神童。

    他为了表达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早在１６岁时就写了一副嵌字联：“达向九霄云路远；峰高五岳众山低。”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达峰”嵌入联中。

    他１７岁那年，准备组织会党在两湖发难，为天下先，曾写过一首《咏史》诗，表达革命必胜的信心：

天下英雄启汉邦，留侯百世姓名张。

运筹帷幄赢千里，收拾河山守四方。

楚虽三户兴有杰，秦皇莫继政无良。

致令昼锦还乡客，贻笑猴冠号霸王。

第一“天足夫人”

人道何存溺女婴，呱呱堕地命归阴。

世间多少不平事，女贱男尊最不平。

这一首反对溺婴的小诗，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了。然而，它却是早在１８９７年一位年仅１０岁的浏阳女子所作。她名叫沈菁莪。她在写此诗之前，即反对缠足并且带头实行，成为浏阳全县第一个天足女子。

    这位女子就是焦达峰的夫人。而他们的结合，也与这一段共同反对缠足的斗争有关。

    沈菁莪原来是焦达峰的表妹，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菁莪白幼聪颖，读书明理，能诗会文。小时，焦达峰想试探菁莪的才学，曾出对考她：“菁莪眉翠”，菁莪随口对上“掬森手高”。“掬森”是焦达峰的表字，名字对名字，“眉”对“手”，对得很好。

    菁莪母亲３５岁寿辰那天，达峰随母前去祝寿。菁莪的母亲笑向达峰说：“把表妹菁莪嫁给你，同意吗?芽”达峰提出，如果表妹菁莪嫁他，要不缠足才好。菁莪很高兴，也附和说“包脚受罪”，表示不愿缠足。他们俩就在那时订下了婚约。

    当时，女子不包脚，被视为伤风败俗，是不为家庭所容的。沈氏族长沈少白出面干涉，威胁说：“不包脚是无法无天，如不改正，就要开祠堂，用族规处置。”菁莪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尧舜禹汤文武之时，并无缠足之事，这个恶习，是晋以后的昏君兴起的。圣人复出，必革除此恶习?选”这时，菁莪的外祖父、具有维新思想的老秀才焦琴喈也出面说话：“妇女放足，合天理，顺人情，势在必行。一双健康的天足，要强迫包成三寸金莲，折骨伤筋，日难行走，夜不安枕，妇女无辜，受此折磨，试问良心，岂能安此?选菁莪所说，不包脚是复出圣人之道，不无道理。圣人以仁治天下，而包脚恶习是昏君兴起的，后世君主相率效尤，摧残妇女，莫此为甚?选”加上维新人士随后掀起放足的舆论，这场风波，终以菁莪、达峰的胜利而告终。他们终于在１９０３年的农历三月举行了婚礼。沈菁莪成为浏阳第一个“天足夫人”。

“鬼画桃符”陈作新

    陈作新很有才气，诗词书画都颇具根底。他的书法，正、草、篆、隶四体都写得不错。民国初年，好些人家都挂着他的墨宝。他的行草书学郑板桥体，习之三年，已得皮相。他自己说，有２０年工夫，可创出新格，有可能超出板桥之上。他还会作画，画的梅、竹、兰、石，都很有特色。所画石，有棱有角，颇具立体感。他在沦落之中，有过一个“鬼画桃符”的故事。

    那是发生在清光绪末年的事。当时，年近岁尾，陈作新亏了一身的债。那时欠债，一般都要在旧历腊月二十四前偿还，否则，年终逼债，弄得你莫想过年。可陈作新全然不着急，到了腊月十五，他便在长沙犁头街翠筠轩刻竹居对面，借得某轿行的一线临街之地，摆了个“代写春联”的摊子。翠筠轩是当时长沙有名的工艺品商店，顾客很多，店堂临街挂着一幅用珊瑚冷金笺书写的隶书“精刻竹器”四字招牌。陈作新便用同样的纸写了４个隶书字：“鬼画桃符”，挂在隔街的对面。当时，长沙街道狭窄，南来北往的人，看到这“精刻竹器”和“鬼画桃符”，俨然一副对联，更加上一些舞文弄墨的人，喜爱闲谈议论，大家都说“有趣有趣”。有行人问这卖字先生尊姓大名，陈作新答道：“吴斗魁”，“吴”谐音“无”，无斗之“魁”，不就是个“鬼”字?芽更增添了大家的好奇。一些人争买他写的春联和条幅。陈作新比一般卖字的人，要价要高出三四倍，因为他的字的确写得好，所以争着来买的人不少。从腊月十六到二十四过小年，不到１０天，陈作新就收入十六、七串钱，相当于普通塾师一年的束  。陈作新卖出的屏对，落款用的印章刻着“吴斗魁”。边上往往盖着一颗闲章，用阳篆“游戏人间”４字。一时，这位“鬼画桃符”的吴斗魁，哄动了长沙，只有一些熟人，才知道这是陈作新玩的把戏。

“谭唐”后人

    １８９９年，浏阳南台书院正式改为浏阳县立南台高等小学堂，焦达峰进入这所充满维新气氛的新学校学习。戊戌政变发生，自立军起义失败，谭嗣同、唐才常相继殉难，对焦达峰的思想震动很大。他闻知先烈谭、唐流血事，大骂清廷，闻者咋舌，而其民族思想，遂勃然如春笋，不可复遏。

    焦达峰很崇敬谭嗣同、唐才常，极其赞赏谭嗣同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对镇压太平天国的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等人，则深恶痛绝，十分鄙视地对人说：曾、左等“自残同种，贻羞本省，何足称道?选”他慨然宣称：“吾惟有从谭嗣同、唐才常之后耳。”而当他读到《清议报》所载“前后谭唐殉忠义，国民千古哭浏阳”的诗句时，赞叹不已。他表示要继承谭、唐遗志，以“重整故国衣冠，还我河山为己任”。

焦达峰把谭、唐奉为楷模，同学中有笑呼他为“谭唐”的，他亦默认，以“谭唐”自命，誓死报国。后来他参加起义，还不忘供奉谭、唐牌位。长沙政变那天，暴徒乱刀砍死陈作新后，又向都督府冲来。有人劝焦暂避，而他不肯，他说：“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叛兵至，焦向他们晓以大义，并怒问他们：“要干什么?芽”叛兵说：“要杀你?选”焦说：“要杀就在这里?选”说完，向旗杆的旗帜行了一个礼，便昂首挺立在都督府前坪。

对联密码

指示机宜，莫久使故国衣冠沦于夷狄；

挥戈举义，快团结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这３０个字，看似一副对联，其实，这是两湖（湖北、湖南）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互相商定的一组密电码。它们仿照韵目代日的方法，用这３０个字代替一个月中的３０天。又以“祖父故”３字代替“发难”；以“祖母故”３字代替“机关被破坏”。如果电报上说：“祖父故促义弟归”，革命党人一看就知道电文的意思是：“１９日发难”；若电报上说：“祖母故促举弟归”，那意思就是：“革命机关于１８日被破获。”

    辛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两湖革命党人于农历五月在湖北汉口开会，商议两湖如何对付的策略。焦达峰主张从两湖发动起义，他说：“中国如果没有广东，我们就不革命了么?芽”“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再不要依赖别处了。”于是他们相约在辛亥农历八月同时发难。为统一行动，相互支援，相约在起事前３天发出上述商议的密电码。并规定，不管谁先发难，发难的省得到成功，则另一省必须于１０天之内发难，以为支援。参加商定这一协约的革命党人，湖北方面有孙武、蒋翊武等，湖南方面有焦达峰、杨任、阎鸿飞等。事实上，湖北于辛亥农历八月十九日（公历１０月１０日）起义，湖南则于辛亥农历九月初一（公历１０月２２日）方才起义响应，湖南比湖北推迟了１２天。这是由于起义的准备工作来不及所致。

    这些密电码的来由，据分析与焦达峰关系甚大。焦很早就与会党有较密切的联系，在同盟会的分工中，他为联络部长，负责联络会党。会党中流行着很多江湖隐语，密电码有明显仿效江湖隐语的痕迹。在焦达峰烈士的遗物中还有他手抄的江湖隐语，可为此事作一佐证。

“冈头樵”离婚

    焦达峰曾有“冈头樵”的化名，说起这化名，还真具传奇色彩。１９０６年，萍浏醴一带会党酝酿起义，焦奉同盟会黄兴的旨意，回国策动。他亲莅浏阳前线，担任浏阳会党铁血军总司令李金奇的联络参谋。由于铁血军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突袭，李率部仓促应战，在醴陵白兔潭不幸落水牺牲。铁血军溃散，焦达峰只身逃到长沙，后来他又愤而狙击湖南巡抚端方，不成。清廷四处搜捕。

    为避清廷搜捕，他亡命日本，求取川资，焦达峰深夜潜行回家，夫人沈菁义眼泪汪汪，取下手上的两只结婚戒指给他。焦对妻子说：“我在外，四海之内皆兄弟，满奴其奈我何?芽只是家里的安全成问题，要想个法子才好。”他与父亲商量，同意假装决裂，以免肇祸。于是，父亲对儿子佯怒假骂起来，继母阎少陵也火上加油，大骂焦达峰为孽子。祖父则出而袒护孙儿，责备儿子听信后妻之言，遗弃前妻之子……这样扮演的家庭“闹剧”终于造成假象，社会上一时风传：焦父赫然震怒，将儿子逐出了家门，妻子也已离婚。此后，焦达峰便化名“冈头樵”，再次浮槎东渡。据说他化名“冈头樵”，是因为孙文曾化名中山樵。

焦达峰难脱江湖绿林习气，他联络会党时头上常扎包头，自命为梁山泊的天罡。他署名时，喜欢只书一“冈”字，他写的因是草书，人们误认为“罡”；“罡”字拆开来写便是“四正”。焦达峰在日本，曾成立“四正学会”，后来回到湖南，又与乃弟达人、彭友胜等成立“四正社”于长沙太平街孚嘉巷。四正社作为洪江会的领导核心，为策动湖南辛亥起义发挥了巨大作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长沙起义一举成功，起义人员很大部分是各县开到长沙的四正社社员。焦达峰还有一颗“四正”两字的图章，自谓“四正”为“心正、身正、名正、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