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一晚清逸史

梁启超《致王先谦书》

    时务学堂成立之始，在长沙的大乡宦如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人，看到各地新学风行，表面上采取支持态度，对学堂办学方针表示赞同。时王先谦掌教岳麓书院，认为新学“以开风气为先”，要求书院学生“留意时务”，“多读有用之书”，并且认为上海《时务报》“议论精审”，因而购给书院学生阅读（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岳麓书院长王益吾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他们与学堂主持人和教习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梁启超初到湖南时，王、张提出“须特加热闹”，“张宴唱戏”，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叶对梁也是“与之极洽”，经常“酒食往来”，并且要自己的学生石陶钧等从梁学《公羊》学。

    但是，王、张、叶等在甘辞谀语的掩饰下，都想从中捞到好处。王、张对学堂经费白银７０００两，企图控制染指，叶则“假托于维持风俗”，“乘鹬蚌相持之际，欲收渔翁之利”。这样，在新学与旧学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他们的私欲又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便撕下“热心”新政的伪装，露出“保卫圣道”的本来面目，恣意对维新派进行攻击和诬蔑。

    先是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等，上书山长王先谦，谓湘省“民风素朴”，本为一“安静世界”，不料自黄遵宪（署湖南按察使）来后，“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仁铸（任学政）来后，“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希龄邀请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后，梁“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羽翕张，根基盘固”，于是湘省民心，“顿为一变”。请求王先谦致函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将梁启超等辞退。王即联络在籍顽固士绅刘凤苞、蔡枚功、张祖同、叶德辉等，向巡抚递进所谓《湘绅公呈》，附录宾凤阳等禀词，并诋毁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秉风扬波，肆其簧鼓”。并说：“学子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选”

    不料经过２０年，梁启超心血来潮，忽谓李肖聃（时任司法部秘书，为梁部属）说：“吾与王先谦，特学派不同，人固当修敬老辈，请为作书候之”，李代笔作书云：

    葵园先生阁下：不见君子，遂已廿年。远望湘天，企想何已?选启超昔在上海作《时务报》，先生掌教岳麓，手谕诸生购阅，称为忧时君子发愤而作也。厥后受聘贵省，主讲学堂，先生召客会宴，华筵既高，佐以笙歌。如登春台，亦既醉饱。意气勤恳，相待甚厚。何图入都以后，先生过听浮言，谓某张公羊之师法，行逆天之邪说。夫齐学所述，自有师承。邵公所注，亦具义法。先生今学名辈，岂为若辈所欺?芽其时某在京师，未由面对，政变而作，被放在外，先生著文斥为大逆。拳拳之忠，不能自列，使某外受敌党之诟，内遭老辈之非，可至痛也?选戊戌逮今，言论具在，皆思保清命于未坠，绵皇统于无已，力持君主立宪之制，才虽浅薄，心由无他。且今逊位有诏，让皇犹在，南海先生归自外国，方思潜结遗老，光复旧业。止庵相公鉴厥孤忠，称其出入危机，心存活国，先生与之交厚，夫岂妄言?芽先生著作等身，旁及方外。闻近纂《五洲地理》，采用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及某《新大陆游记》，但载书名而没姓名。意者先生于某，示不终弃，特以观其后乎?芽郋园（叶德辉）来京，已与相见，旧嫌尽释，新欢重缔。闻诸道路，先生近语侍者，谓某近来微有长进。某去国万里，忧患余生，不废旧业。虽至文举四十之年，今方过二；而去伯玉知非之岁，尚有八年。欲求有寸进，以偿素志。湖南学者，湘绮（王闿运）、鹿门（皮锡瑞）二老，久悲宿草。斗南人望，惟在先生，尚望强食自爱。今往近著数种，幸赐览观。如曰不遗，手书为慰。

此文未收入《饮冰室集》，亦学术界秘闻也。

清末长沙的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工农街原名洋火局，南起文昌阁，北止十间头。火柴旧称洋火，洋火局为“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的俗称。在长沙近代工业中，火柴工业起步最早。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长沙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巡抚陈宝箴拨工赈银１万两，委长沙士绅张祖同、刘国泰、杨巩筹办火柴厂，实行以工代赈。次年，３位士绅又筹集资金１２０００两，另招商股８０００两，成立了“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厂址设在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正式开工制造火柴。公司有工人１０００余人，采用半手工半机械操作，制盒工序全部发厂外承包，公司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千人。年产火柴１万箱左右，每箱售价白银１２两８钱，除销本省外，还销滇、黔诸省。此为湖南火柴工业之始，亦为湖南最早的近代工厂。戊戌政变后“和丰”一度停办。１９０６年，长沙发生大水灾，巡抚岑春蓂、绅士杨巩等人用清廷拨给湖南的赈灾款再办和丰火柴公司，生产的“双狮”红头和“龙牌”黑头火柴在当时相当走俏。巧妙的是，该公司在水灾中应运而生，又在１９０９年的水灾后毁于一旦。岑春蓂并不死心，又在南门外六铺街督办长沙黑铅炼厂。杨巩在灵官渡办起华昌炼锑公司，并自任董事长。

    １９０８年，湖南商会总领事陈文玮和布政使庄赓良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努力，办起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仅为学堂、报馆、衙署、通衢装了８０盏灯。官绅王先谦见同僚火热，也投笔从商（王曾任岳麓书院山长、中路师范学堂教习），自封宝善成制造公司董事长，生产铁木器具等，后因经营无方与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此外，长沙尚有英美烟草总公司、美孚洋行、十内门总公司、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德士古洋行、瑞记洋行、三井、东信、日丰、大石、岩城、中村、盐川、小岭等数十家外国人把持的企业，多为官绅地主阶级和外国驻湘机构服务，穷苦百姓可望而不可入。

    尽管官绅地主、投机商人和洋人买办兴起了长沙的工商业，但他们不顾百姓疾苦，或抬高价格，或囤积居奇，或放高利贷。在１９１０年４月的“抢米风潮”中，这些工厂、商店大多未能逃脱被捣坏、焚毁的厄运。

华兴会

１９０３年夏秋之间，黄兴由日本回到长沙，在明德学堂教书，暗中联络同志，酝酿组织一个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团体。同年１１月４日（阴历九月十六日），是黄兴３０岁生日。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号希明，长沙人）家里，假借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办了两桌酒菜，举行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彭渊恂、周震鳞、张继、柳聘农、陈方度、徐佛苏、谭人凤、苏玄瑛、吴禄贞、陈天华、宋教仁、黄牧、柳继忠等２０多人。会上决定设立华兴会，公举黄兴为会长。但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１００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上是以“矿业”二字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当时提出了两句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口号骤然听起来，像是谈的生意经，实则含有“扑灭满清”的意思。此次集会即华兴会的一次筹备会。到次年２月１５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又另外创立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策动会党参加起义的机构；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机构，陈天华、姚宏业、陈方度、黄牧等人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