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一晚清逸史

毕永年和秦力山

湖南，在清末有“小法兰西”之称，原因就是参加革命的人多。长沙的毕永年和秦力山，是其中最早的两位。他俩都参加过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俩又最早与孙中山接近，后来又都不幸早逝。

毕永年生于１８６９年，８岁即随父叔往来军中，熟悉军事，后读王船山遗书，有民族革命思想，与会党交，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他与唐才常、樊锥同受湖南学政江标的赏识，ｌ８９７年选为拔贡，积极投入湖南的维新运动，曾组织“公法学会”，倡导研究国际法与国际问题。他又在《湘报》发表论文，指出只有“贵民、重民、公权于民”，才能救中国。他还主张大家认真读书，“惕以印度之辱，镜以日本之兴”，赶上世界潮流。

    戊戌政变前夕，毕永年到了北京，同康有为等住在一起，参与了废慈禧、保光绪的密谋。康有为误信袁世凯，打算派毕永年到袁军中，一旦袁出兵包围颐和园，毕就率勇士百人逮捕慈禧。毕认为袁不可靠，他一人到军中也起不了作用，因而反对。谭嗣同同意毕的看法，却因康有为态度坚决，只好去见袁，结果被袁出卖。毕与谭讲到会见袁世凯的情况，大惊，劝谭躲避，自己立即出京，幸免于祸。

    毕永年随后即到日本，加入兴中会，并介绍湖南会党首领与孙中山合作。１９００年１０月，毕永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惠州（今广东惠阳县）起义。初仅８０人，猛袭清军，连连奏捷，不到一月，聚众至２万。惜因外援不继，终归失败。他逃到广州削发为僧，不久病逝，年仅３２岁。

    毕永年的许多活动，多属秘密性质，因而史料缺乏。近年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发现毕永年在戊戌政变前夕的日记，是清吏在湖南维新派人士家中搜出的，由日本驻上海领事抄寄东京。内中详记维新政变前夕的密谋，多为史籍所阙，因而引起中外学者的注视。

    秦力山生于１８７７年，比毕永年小８岁。父亲是一位刑名师爷。秦力山长于文学，性豪侠，喜与会党中人游。戊戌那年春，以第二名考中秀才，积极参加湖南的维新运动。不久发生政变，给他的刺激很大。次年秋，他应梁启超之召，自费留学日本。１９００年初归国，先住天津，力劝义和团领袖改“扶清灭洋”为反清，未果，旋赴汉口，助唐才常联络长江各省会党，筹组自立军。同年８月９日，他率领前军首先在安徽的大通镇（今属铜陵市）起义，一举攻占大通盐局，与芜湖防军激战。因后援不济而失败，逃亡至新加坡，才知道康有为未将海外华侨捐款及时汇回，影响起义，遂愤然与康绝交。

不久，秦力山重到日本，助梁启超编《清议报》，曾发表《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等文。同时，他又和孙中山来往。据章太炎说：“游日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往谒之。相与语，欢甚，知其非（唐）才常辈人。”此后，游日学生就大批倾向革命。秦力山是留日革命学生中最早办报的一个。１９０１年在日本出版《国民报》，１９０２年冬又在上海创办《大陆报》、《少年中国报》，都因经费困难，不久停刊。以后两年，他专在长江中下游及广东等地联络会党，多次遭清政府通缉。

    因为在国内难以立足，秦力山乃于１９０５年出国，经香港到仰光和新加坡，在华侨中批判康梁，宣传革命，并在仰光创办“中华义学”，得到华侨领袖陈甘泉、庄银安的支持。他们商定，由秦力山带领几名学生到云南边境开办民族学堂，运动诸土司起义反清。他在云南的干崖（属永昌府，今保山市一带）办学。“时往来野人山，短衣负铳，为其民倡汉族光复事。”在他的启发下，干崖土司刀安仁率男女１０余人赴日本留学。秦力山不幸在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２６日因病逝世，年仅２９岁。他在云南活动的时间虽不长，但已为同盟会在云南建立了基地。辛亥革命后，他的木主列入烈士祠，墓也重修。

杨毓麟投海殉国

    杨守仁?穴１８７２—１９１１?雪，字笃生，号叔壬，原名毓麟，因参加革命活动改名守仁，长沙县板仓人，与杨怀中同族。杨怀中、杨守仁、杨德麟在长沙鼎鼎有名，人称“三杨开泰”。

    杨守仁从小勤奋好学，尤喜爱文学、历史，关心国事。１９００年留学日本，ｌ９０２年参加兴中会，常与孙中山、黄兴等共商国事。１９０９年入英国爱伯丁大学，攻读英文。与章士钊、杨怀中、杨曾浩在该校同学。

    杨守仁曾担任过长沙时务学堂教席。戊戌变法失败后，为鼓吹推翻清朝统治，他著了《新湖南》一书，并于１９０３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反响强烈。后来毛泽东、徐特立等人都受到此书的影响。

    １９０３年，沙俄军队撕毁《中俄交收东北三省条约》，既不撤军，又向清政府提出７条无理要求。中国留日爱国学生于这年４月２９日，在东京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决心开赴东北，决一死战。杨守仁参加了这个救国组织。后又准备谋刺慈禧太后和密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杨守仁为此打入五大臣之中作为随员，到了日本，并加入同盟会。

    １９０７年４月，杨守仁应同盟会元老于右任之邀，从日本回上海，担任《神州日报》总主笔，宣传反清思想，具有“言人之不敢言”的特色，颇受广大读者欢迎。

    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广州黄花冈起义失败，又误传黄兴已身亡，列强声言要瓜分我国，如此等等，他悲愤万分，写下遗书，于１９１１年８月５日，毅然在英国利物浦投入大西洋，以身蹈海殉国，年仅４０岁。他被安葬在利物浦安菲尔得公墓，碑上写有“中国蹈海烈士杨守仁先生墓”，以示不朽。

王麓樵续句补官

清朝末年，长沙城里的候补道、候补知府、候补知县引领望补实缺者不知多少。有的等了十几二十年，胡子等白了，牙齿等缺了，家财用尽了，还是一个“候补”空衔的无职人员。长沙人王麓樵也是个等了１２年的候补知县。那时候的后补官每逢初一、十五，逢年过节，国家大庆，都要穿着袍服到抚台衙门集台。碰上新官上任，同寅婚喜庆，照样要送情送礼。当时后补官，只有虚衔，没有俸禄，为了持撑家庭门面，应付官场来往，只得向亲戚朋友借钱，或者拿自己家里的老本。王麓樵当了“候补”１０多年，多少次打肿脸充胖子，做人情和维持在长沙城里当寓公的生活，并且要像个官儿，还要请一个长随和保姆，不但典当了乡间的６０亩田祖遗产，还欠了几千块银洋账。到了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连几套见官的袍服也进了当铺。一天清早，抚台衙门传来吩咐，说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人来到长沙，要找后补官员谈话，今日上午巳刻专约候补知县王麓樵面谈。这时已是六月天气，王的夏天官服早已进了当铺，这类袍服民家又没得借，信息来得太匆促，但又不能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会见总督大人的良机，王麓樵只得把一套棉官服穿上急匆匆到抚台衙门拜见总督。

    张之洞是位才子，也颇懂得知识分子的苦衷和后补官员的辛酸，一见头发已经斑白、面色清癯的这位老候补知县，不觉动了恻隐之心。谈话之间，他想试探一下王麓樵的才学。因时当夏令，天气亢阳，巳时以后，温度更高。王麓樵身穿棉服已热汗淋漓，但还故作镇静，斯斯文文地跟总督谈话。忽地张之洞吟唱道：“六月炎天汗自流，先生何必着棉裘?芽”。

    说也怪，王麓樵早几天到开福寺求签，签是上上，于是他又去扶乩，乩中沙盘上写的是“纱罗绸葛无钱买，唯愿天公早降秋”。他连日品味这两句话，虽已烂熟于心，却是不解其意。今天，张大人一吟句询问，恰好问到他的痒处，也正用得上扶乩得来的这两句话，于是连忙站起身来，双手打躬地回吟两句：“纱罗绸葛无钱买，唯愿天公早降秋。”

    这两句不但回答得快，而且情真意切，尤其“天公”一句，语意双关，既有实，又有虚，更是对张总督的祈求和吹捧。张之洞大喜，连呼：“才子，才子！埋没了高材，累你久居候补，张某实在上负朝廷，下负先生。不久，定选优缺，请先生上任。”果然两个月以后，王麓樵就授了恩施县实缺。但两年后满清被推翻，王麓樵为求官欠的账还没还清，就扫兴归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