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光绪年间长沙商业的发展与转口贸易的兴盛

清同治光绪年间长沙商业的发展与转口贸易的兴盛 

陈先枢

清同治初年，太平军事息,长江航路逐渐恢复正常,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彦文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堂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开始产生许多驰名字号。如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下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宝庆(今邵阳市)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雨鞋钉等。还为湘军生产营造船只所需的大量铁钉，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同治初年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

    到光绪年间，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

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胭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前店后坊式的铺号在长沙仍占一定的比重。如1880年(光绪六年)曾德友在里仁坡开设的锁店，以铸制铜锁闻名省城，生意颇为兴隆。今解放西路登隆街口至柑子园当时称“青石桥”。同光年间，青石桥街已成为省城商业繁华之区，街上名店鳞次栉比，名产驰誉遐迩。爵禄斋的帽子、马恒记的鞋子、裕源绸缎庄的绸子、徐元吉斋的元宵它子、徐长兴的鸭子、德馨斋的金钩鲜肉饼子、陈家铺子的益阳簟子、钱清汉楼“双妹子”牌香粉，以及和善记的老板王胖子、饶道生屠坊砍肉的饶妹子等l0个带“子”的产品或经营者被誉为“桥上十子”，为人津津乐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年间长沙省城的蔬菜市场就初具规模。那时的长沙城郊多为菜地，蔬菜四季常青，农民自产自销。善化“城厢内外”菜园，“铺管都管五里之处，约有百十余家”。为了抑制欺行霸市的行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订立有“菜园条规”。长沙城内菜市渐兴，据清末《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载,“行路小卖”中常见“挑菜”小贩，以“圃家四时所种蔬笋之属，瓜芋之类隔夜采拾，黎明入市”。同时，长沙的屠宰业和猪行、蛋行、鱼行也相继出现。光绪年间长沙的屠宰户就有了“公庙”组织，名曰“三圣殿”，奉张飞为祖师，公推大户任总管、值年，管理会务及公产。长沙屠宰业订有“屠业条规”10条。条规规定，每4个路摊分销一头猪需隔店铺码头上七下八家，不准停留摆设、撞门喊卖，肉价只准低于行市4文。可见，当时长沙城内猪肉供大于求，自给有余。因而出现了从事说合买卖的猪行，到清末长沙已形成较大的牲猪集散市场，外运牲猪主销汉口。

 这时长沙城的牙行大多集中于今五一大道西端、湘江大道旁的下河街。牙行是中国旧时从事贸易中介，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收取佣金的商行。具体说来，长沙牙行以说合买卖为主，兼营代储代购代销业务。因湘江水运之便，长沙牙行多分布在沿河一带。下河街及附近的牙行以土果行、杂货行和玉兰片行为主。1875年(光绪元年)，“保太和”、“惠然”开业,是长沙较早领有牙帖的土果行。次年又添“公和”、“镇昌”、“恒泰”等土果行。土果行经营本地及外地的土果土产，如梨、桃、板栗、荸荠、生姜、蒜予等。杂货行由土果行衍生而来，有“同康”、“恒大”等10余家，经营范围扩大到木耳、香菇、食糖、面粉、湘莲等，川、粤、闽、赣、苏、浙等地的土特产均在经营之列。玉兰片行实营玉兰片、苎麻、毛茶、土纸四大类商品，有“福生祥”、“源昌祥”、“春和祥”等，号称“三祥”。

    牙行客户广泛，只要客商将货运来，在“任客投行”的规定下，牙商取得客户认可，即可代为推销，从中抽取佣金。有的牙行间或也自行采购，以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牟取厚利，因而兼有“号”的性质。牙行里的经纪人熟客路，通官府，神通广大。据记载，名经纪年薪可高达3000银元，并需隔年预聘。当时买卖双方对经纪人都很信赖，买方只认经纪，不认卖方。至清末，绵延数里的下河街一时成为湖南全省南杂土果货的重要集散地，而牙商则是这条商业街上最活跃的分子。

 清末也是长沙城商贸零售业的大扩展时期， 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育婴街至苏家巷一段)、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体，热闹非凡。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街，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荒货集散藩城堤等。这些都是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

同光年间长沙商业的发展还表现在转口贸易的兴盛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迅速增加到了34个城市，几乎遍布沿海、沿边各省，并深入到了邻近长沙的城市，如汉口、九江等。外国商品通过这些口岸向长沙及湖南纵深腹地辐射和渗透，传统的湘潭至广州转口的商路逐渐衰落。湘潭的商贸大不如前。不仅湘潭如此，就连靠近广州的湘南重镇郴州，这种衰落趋势也十分明显。据l906年《郴州乡土志·贸易》记载，“道(光)咸(丰)之世，海舶未通，南货运北．北货运南．悉由此过。故沿河一带．大店、栈房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船只，络绎不绝。诚南楚一大要冲也。”“今昔比较，十一悬殊，河街店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势。”究其所以，盖因商路北移之故，湖南中外贸易的转口之地主要转移到了上海和汉口。特别是汉口．由于紧靠湖南，水路交通便捷，转口输入湖南的外国商品最多。而长沙又比湘潭更靠近汉口，清初就成为全国著名的米市，湘江航运发达，牙人活动不逊于湘潭，加之自康熙年间起两湖分藩，长沙即成为湖南省会。湖南省的转口贸易中心自然转移到了“省城”。外国进口的棉纱、棉布等商品自汉口经民船运载来长，再销往各地。湖南的大米、茶叶、鞭炮等则从长沙源源不断运往汉口．转口出洋。一时间湘江河道、洞庭湖面，商船往来如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1858年(咸丰八年)汉口开埠后，外国的棉布、棉纱、颜料、煤油、食糖及煤、铁等商品大量涌入长沙，对长沙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起着破坏作用,同时又迫使长沙手工业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洋纱、洋布输入长沙后，长沙土布产量顿减，原已较发达的家庭棉纺织业迅速瓦解。因为洋纱质地纤细、柔软、损耗少、织布多；进口棉布幅门较阔，品质亦细，亦为原有大布所不及。长沙农村原已开采的煤、铁矿也“日见其衰”,盖因“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阑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之煤、铁不能销出境外，其利为洋人所占”。(张之洞：《劝开湖南煤矿示》)

 外国人在向湖南内地大量输出商品的同时．又需要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和农副土特产品，这就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的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及转口贸易的兴盛。而长沙是湖

南最主要的转口城市，长沙转口贸易的商品尤以茶叶、大米、鞭炮、棉花为盛。

茶叶: 由于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量很大，长沙府安化等地茶农都改制红茶；浏阳的多麻农也改种茶叶，“茶船入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彻底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谭嗣同：《浏阳麻利述》)当时湖南航路两岸有许多收购茶叶的口岸，正如刘家传《辰溪县志》卷二十一所云，“洋商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长沙就是当时红茶的最主要的集中分销地。由于受左宗棠等人整顿茶务一系列措施的影响,这时湖南的茶叶流通体制有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以前，清政府对茶叶一直实行专卖制度，湘茶贸易为秦、晋官商所垄断，商民贩运受到限制。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他奏定章程变原有的“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贩，无论何省商人均可来湘领票运销，使阻滞的茶叶流通渠道变得畅通。原来的茶商分为“东柜”(陕西、山西)和“西柜”(陕甘宁回商)，左宗棠则添设“南柜”，起用长沙早期民族资本家朱昌琳为“南柜”总商，专门经营湘茶的贩运。湘茶变官营为私营，起到了既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又促进湘茶发展的双重效用。当时长沙湘茶转口的线路基本上有3条。一是从汉口转运，打开销往东南的通道，实行与浙盐互贸，以便从苏浙沿海出口。至光绪年间湘茶运汉口外销年达90万箱(每箱约30公斤)，银l000多万两。二是由位于俄中边境(今俄蒙边境)的恰克图销于俄国；三是由香港销英美。湘茶销俄与销英美的比例开始是70：30，嗣后香港商路开通，转为为60：40，但销俄比例仍是最大的。

大米:  随着粮食特别是谷米商品化的发展，湖南境内逐步形成了批繁盛的谷米集散市场，俗称米市。早期的湖南米市，主要有三：一为长沙府湘潭县的易俗河。位于涓水与湘江会合处,为湘中、湘南谷米最大的集散地。据张人价《湖南之谷米》云“往年易俗河最负盛名，当时销路，远如沪、粤，近如武汉，仓库栉比，米袋塞途，米业之盛，一时无比。” 二为长沙县的靖港(今属望城县),位于沩水与湘江会合处。主要聚集宁乡及西湖之谷米，运销汉口、上海等地。最盛时年运销谷米达三四十万石。因米质加工优良，靖港米旧时在沪、汉颇负盛名。长沙及铁罐嘴米市发达后，靖港米业的地位相对低落。三为汉寿的沧港。原当沧水、浪水、沅水会合处，为滨湖谷米集散市场。后因河流改道，运输受阻，米业顿形衰落，不复被人注意。到光绪后期，湖南米市除易俗河、靖港仍保留一定的运销量外，主要转移到了长沙、湘潭、渌口、安乡、沅江等地。当时这些地方均属长沙府。其中特别是长沙,一跃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常年运销谷米约50万石上下，最多时可达百万石。

鞭炮: 长沙的鞭炮制造业，始于唐代，主要产地为长沙府的浏阳、醴陵等地。至清嘉庆年间)，浏汨爆竹业已相当发达，成为农村主要副业之一，号称“十家九炮”。同治年间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行业，爆竹作坊和炮庄纷纷设立，产销两旺。除本省销售外，南自广东，北至鲁、晋，各帮客商多有来浏阳贩运者。随着生产的发展，浏阳爆竹作坊和炮庄逐步集中于城镇，主要是县城和金刚头、大瑶埠、文家市、杨家湾等地，制作益精，产量益增。光绪后，

湖南商人将浏阳爆竹试销于上海、南洋，甚受欢迎。汉口、新堤商人见有利可图，竞将浏阳爆竹向外洋推销，于是开创了湖南鞭炮外贸出口之先河，促进了浏阳爆竹业的空前发展与繁荣。1885年(光绪十一年)，浏阳县城培德厚炮庄首先在广州设庄,进入洋庄贸易,称广庄;继后百绥永丰、谦达和、瑞华等炮庄在汉口设庄，称汉庄，专营鞭炮出口。至清末，浏阳从事鞭炮生产的达30万人，年装箱运出鞭炮14万箱(每箱30万响)，约为湘西、湘南所产鞭炮的总和。大约也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邻近浏阳的醴陵、平江等县，鞭炮业也发展很快，醴陵并迅速成为省内仅次于浏阳的另一个鞭炮生产基地。该县东乡从事鞭炮业的约在万户以上，总人数达六七万人。但醴陵鞭炮，历来由庄客贩往浏阳进行封装成箱，贴上“浏阳鞭炮”商标，再转售外埠。因此，市场上只有浏阳鞭炮，而不知有醴陵鞭炮。至清末，浏阳、醴陵两县年销出“浏阳鞭炮”合计在20万箱左右，其中省内约销1万箱，90％以上销往省外以至国外，包括西北、东南沿海各埠，南洋和远东各国。

棉花: 在洋布涌入的刺激下，国内机器棉纺织业也逐步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棉花生产在光绪以后有较大的发展，棉花商品化程度有着前所未有的提高。据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记载, 湖南在清季初年，仅津市附近及宝庆桃花坪诸地产棉。前者产于湖地，名曰湖花；后者种植山地，名曰山花。二者仅足当地人民衣食之资，鲜有运销市场者。全省所需，仍取给于 鄂属公安、孝感、黄石港等地。每年棉花上市，本省商人前往 贩运，以应商场一时之需要，但交易数量不大。 迨至光绪中叶，通州花商运花来湘，数量较大，品质亦佳，长沙、常德以交通便利之关系，遂为全省棉花集散之中 心。自是以后，本省产棉大增，交易数量亦巨，自给之外，尚有转运出口者。各地商贾辗转贩运，凡产棉区域附近之交通商埠，棉花市场蔚然并起矣。湖南棉花的集散市场大抵在产区附近和交通便捷的市镇，而主要在津市、长沙两地。洞庭湖滨各县所产多集中于津市，湘东、湘南、湘中各地所产则多集中于长沙，再分运各地。初以省内销售为主，至清末，出口量逐渐增多,成为省内重要的出口物质之一。据记载，清末l903、1904两年，共出口棉花值2万余关平两。

(作者为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长沙市历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