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进文化熏陶人

二、“以先进文化熏陶人”的应具备的特点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精神、制度、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是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及其产物的同义语。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产物。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人类社会时所讲的文化，指的都是作为精神生活过程及其产品的文化，即狭义的文化。

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对立，是指人类社会实践所取得的先进的精神成果。就其基本内涵而言，回应了3个紧密相关的理论问题，即文化的发展性、文化发展的方向性、文化的先进性。就其本质特性而言，先进文化应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

这段文字概括了先进文化的一般概念，但本文的主题并不重点讨论它。本文所指先进文化介定在更狭义的范围内，即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对公民良好道德育成产生熏陶作用的文化，简言之，即“文化化人”的文化。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文化所具备的特点。文化要起到“熏陶人”的作用，必须具备以下特点，或其中某些特点：

1、地域性

以先进文化熏陶人，当文化二字前加进地域名称时，这种文化就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如湖湘文化、岭南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等。当“人”变为“长沙人”时，这种文化首先应有浓厚的长沙地域特色和民俗特色。爱国必爱乡，爱乡必爱其历史文化。优秀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凝聚人心的原动力之一。一位市民说得好：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何以谈得上爱国呢？

长沙穿越三千年历史风雨，酿成了独特的风土人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蕴藏于千年学府、寻常巷陌、旧宅民居、园林胜迹和名阁古镇等物化形态之中；更形象而鲜活地表达于湘剧、花鼓戏、弹词、湘绣、浏阳古乐、浏阳花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还体现在长沙文化心理的成熟、文化氛围的浓重、文化性格的灵动上。千百年来，长沙文化始终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其经世唯实、创新求变、负重奋进、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等优秀人文精神，不断绽放出灿烂的时代光华，并在继承、丰富、发展中催生了影响深远的湖湘文化。在长沙这块生生不息的土地上，孕育了无数流芳千古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科学家乃至实业家，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这种人文群体及其代表的精神是一种文化力，也是一种生命力和熔铸力，更是促进长沙繁荣发展的巨大精神财富。

长沙人民常以此引以自豪，自然产生一种要为美化家乡、建设家乡而献计出力的动力，这是优秀的地方文化之所以能陶冶人的情操的根本原因。文化之于城市，是一方水土人的独特精神创造和历史记录。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大潮中，如果放任对历史文脉延续的忽视，造成城市文化特征定位的缺失，城市文化个性在不经意间就丢失了。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如果忽视城市品格和历史文化方面的挖掘就会造成城市“千城一面”的情况，缺乏文化标识﹐让人没有归属感。长此以往，我们的城市将成为没有文脉、没有历史记忆、缺少感情的“空心城市”。

2、亲和性

熏的本意就是“温和貌”。《庄子·天下》曰：“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因此，与熏组成的词无不具有亲和之意，如“熏修”，指焚香供佛、修养身心； “熏沐”，指以香草熏身和沐浴。先秦儒家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一“和”字。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描述的对象各异，但之所以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善的启迪，都因它们具有“思无邪”的共同特质。诗的作者虽各有所“思”，但却不流于“邪”，而合于“和”。荀子讲得更为明确：“乐之中和也”，“乐言是其和也”，“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

在先秦儒家看来，“艺”与“德”的统一，就是“和”。《荀子·乐论》说：“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表面看起来，这里是在阐释“和”的社会教化价值，而实质上，其更深刻的理论意义则在于它将“艺”之“和”推置到了伦理道德品格阶段性的生化源头，从而将“艺”与“德”紧密地纽结、融合在一起。正是“艺”之“和”，化生了人之“和”，并由此化育了“敬”、“亲”、“顺”等诸多的伦理道德品格。由此而推论，文化作品要达到化育民众道德品格的作用，必须亲和，平易近人，高雅但不高不可攀，通俗而非俗不可耐，让人乐于接近。反之，如果一味板起一副脸孔进行说教，只会跟民众渐行渐远。

3、娱乐性

以乐化民是孔夫子的发明。乐，在先秦儒家那里，主要是被作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治理国家的手段来看待的。孔子曾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命题。荀子也曾指出：“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由此可见先秦儒家对乐“补短移化”、敷布德义、治性成德的伦理教化功效的注重与追求。乐可使人的思想情感得到净化与升华，使人的性灵得以陶冶和美化，故“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虽“接于肌肤”，但足可“臧于骨髓”。董仲舒认为，乐之所以富有教化功效，其重要原因在于乐“循于礼”，渗透着“德”的内涵，是人民乐于圣王之功德，快乐之情、愉悦之意“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故乐中融含着对圣王盛世的“发于和而本于情”的由衷歌颂与赞美。乐有“咏德”之本，故具“养德”之功、“育德”之效，因此，作为教化者的统治阶层，必须注重“作乐”，从而以乐化民，助流政教。

儒家的“以乐化民”，与当代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的“寓教于乐”十分相似。但对娱乐节目而言，这种提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即把教当作目的，乐只是一种手段，因而乐得不痛畅，乐得别扭，教的效果反而大打折扣。如果将其反过来，把乐当成目的，让受众得到快乐，而把教当成乐过后的附产品，这样也许教的效果会更佳。长沙火爆的歌厅文化、火爆的电视娱乐节目证实了这一推论。如奇志、大兵的相声作品就常含有申张正义、颂扬和谐，批评赌博、损人利己、公费吃喝等不良现象的积极内容，但相声的特点首先是让人乐，然后才是在乐中让人受到教育。每当人们尽情娱乐，在一片片笑声中，娱乐节目中所寓含的某种道德观念就会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渗入人的心扉而根深蒂固。

4、艺术性

对艺术的道德教化价值进行系统、详尽论述的也首推孔子。孔子将“艺”看做道德启蒙乃至人由自然性个体迈向社会所必须依藉的惟一途径。“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沈括《梦溪笔谈》解释说：“周南、召南，乐名也”，“有乐有舞焉，学者之事”，“所谓为周南、召南者，不独诵其诗而已”。可见，“为周南、召南”，即诵诗、学舞、习乐，这是典型的艺术教育。“正墙面而立”犹言封闭视野、寸步难行。显然，在孔子看来，不接受艺术教育，是不可能有任何进益的。道德启蒙必须依藉于“艺”，理想的道德人格的最终完成同样如此。“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的成人，指的即是真正具有高洁品性、完美健全人格之人。

在先秦儒家看来，借艺术教育而求达伦理道德及社会政治价值的实现，具有其他任何教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孟子讲“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便是出于他对艺术教育优越性的肯定。荀子也指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孔子将艺术教育的心理过程特征归结为“游”字。“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即在涵泳从容、近乎随心所欲的状态中潜移默化但却极为深刻地接受艺术所寓载之“德”的感化。心理上没有感到任何外来的强制与规约，但已入于圣贤之域，这正是道德教化的最高审美境界。

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担负起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发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作用。但是，文艺究竟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发挥这一作用呢？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少追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曾步入过用艺术形象来图解、演绎政治概念，从而造成文艺创作中标语口号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误区，既影响了文艺的发展，又削弱了文艺鼓舞人、引导人的力量。针对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曾提出艺术性与政治性高度统一的正确主张，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既要“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又要“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邓小平予以了继承和丰富。他明确强调，“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在这里，邓小平直接地将培养新人作为文艺育德的任务和目标，较之毛泽东在鼓动、觉醒、教育、激励层次上谈文艺的育德作用而言，无疑是一个飞跃性的发展。邓小平将文艺的育德作用提升到了一个更为显著的战略高度。

5、多元性

以上论述了中国儒家文化中关于“文化化人”、“道德教化”方面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但是儒家学说在道德教化价值观上也有致命的缺点，即儒家反对文化的多元性。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有“亚圣”之称的朱熹甚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理论，并被封建统治者奉为至理明言。这对于控制和禁锢士子思想，使人们思想程式化、教条化甚至于僵化起了恶劣作用。

先进文化应是聚集人的，而不是离散人的。在社会转型时期，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趋势，如果文化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就不能达到聚集人的目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论你主观上愿意不愿意，都在不断地演变、不断地前进。文化如果长期封闭自守，只靠自己内部的力量来维持，这种“文化内部自动力”会越来越衰弱。“先进文化”就包含了“多元”的含义，这是由它的大众性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拒绝多元文化，本身就是拒绝先进。长沙娱乐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大舞台，田汉大剧院和世界之窗公园常年有俄罗斯、意大利、非洲等国和地区艺术团体的演出，备受时尚青年的青睐。长沙歌厅在方言相声、方言小品、地方曲艺令人捧腹的同时，也引进了北方相声、东北二人转等外地娱乐节目，居然也很受欢迎，因为它满足了不同文化消费者的口味和欣赏习惯，其文化熏陶作用不言自明。

先进文化是相对于落后文化而言的，应树立“无害即有益”的观念，对于娱乐作品的政治标准，只要积极健康，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必过于苛求。就娱乐市场而言，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既要有高雅文化，又要有市井文化；既要有传统文化，又要有现代文化；既要有本土文化，又要有外来文化；既要有红色文化，也可以有金色文化、绿色文化、蓝色文化，五彩缤纷，有何不好？海纳百川、包容大度是湖湘文化的本色之一。只有这样，先进文化才能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文化才能充分发挥其“熏陶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