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文化名楼·天心阁

一、长沙古城池的沧桑岁月

　　天心阁矗立在长沙古城东南角的城墙之上，建于明初，已有600多年历史。而长沙古城池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楚国。天心阁下的这段古城墙，高13.4米，顶面宽6.1米，长251米，为古代长沙城墙全长的三十五分之一。今已成为当代人回望历史，凭吊先贤的旅游胜地。

　　在长沙这一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20-15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生息繁衍。至春秋时期，长沙便被纳入楚国版图。战国时期，长沙就有城邑，并为楚南重镇。根据考古专家对大量发掘出土资料的判断，战国时期长沙城的位置和范围是：东在黄兴路和蔡锷路（今名，下同）之间，南到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在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这一范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与后来的长沙城相比，真可谓是“弹丸之地”。

　　从战国至今，长沙建城邑已有2400年左右的历史。2000多年以来，长沙的中心位置一直没有移动，只是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造，不断拓展。

　　西汉初年， 番阳令吴芮被封为长沙王。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立长沙国，原秦朝长沙郡治“湘县”改称为“临湘县”，故称长沙国的都城为“临湘故城”。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其“湘水”篇中说：“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吴芮修筑的土城，南城墙约在今樊西巷稍南；北城墙在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东至东庆街、东正街，东北角到小吴门附近；西滨湘江，西北角到了大西门，略成正方形，面积约1.5平方公里。城池内还建有吴王殿，殿西正对贾谊故居，位置在今五一大道至司门口之间。l987年五一广场地下挖掘发现的巨大夯土台基，证实为汉代遗存。湘江西岸三汊矶的三石戍城(古营寨堡垒)至今留有土城遗迹，估计至迟不晚于西汉初年。

　　魏晋六朝时长沙城垣有所增益。其城垣除原有汉朝的临湘旧治外，尚在南墙外下黎家坡以北设有新治。

　　隋唐时期，长沙城垣外四周绕有水面宽阔的护城河，河上有桥梁，城墙辟有多座城门，城垣东至小吴门、浏阳门，南至南门口，西沿大小西门附近，北为司马桥、戥子桥、活元桥以南。今青少年宫后的六堆子即为唐代北门长乐门的遗址，司马桥、戥子桥诸桥为跨越护城河的桥梁。在今碧湘街与西湖路之间辟有碧湘门；今天心阁下东城墙在浏城桥至天心阁一线山脉龙伏山以西，从城北的戥子桥经顺星桥往南经落星田、古稻田直至天心阁西北方向的高码头，是当年东城墙外护城河的流经之处。东城墙上辟有浏阳与醴陵两座城门，当时的浏阳门在今浏正街与都正街相交处往北经落星田至小吴门之间。

　　　宋代之前的五代，长沙为马楚王朝的都城，北城墙已扩至今开福寺以南湘雅路一帯，后因兵毁。北宋时长沙城围曾达“二十二里九步”。由于战事频繁，土城墙屡遭损毁，南宋绍兴二年（1132），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李纲着手修复城垣，以长沙城太大，难于守备为由，奏请将城垣截去三分之一。次年接任的折彦质又奏请此事，后直至景定元年（1260），向士璧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时，这个截城三分之一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即北城墙移建至今湘春路一线，长沙的城围便缩小到了“十四里有奇”，基本接近明清城垣。民国初，拆除旧城垣时在兴汉门城墙内发现宋代向士璧题写的“云阳门”青石门额。至此，长沙城垣的格局最终完全确定，其范围南止城南路，北止湘春路，东枕龙伏山，西临湘江。整个城市负山面江，直到民国初年拆除城墙时止，虽屡经兴废，但其范围却并无改变。由此可知：长沙古代土城墙扩建到现天心阁处，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长沙的土城池，经历了数次残酷的战争磨难，城池严重毁损。在明代以前，三国初期，便有吴蜀的长沙之争、南北朝时的二萧长沙之战、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的破城屠城。南宋末德祐元年（1275）元军南下攻打长沙城，时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的李芾（衡阳人）动员全城军民，苦守土城墙3个月，弹尽粮绝，援军不至。城破在即，与李芾一道守城的受聘参谋尹谷（长沙人，岳麓书院老师）领全家举火自焚。李芾感叹不已，令部将沈忠处死自家老少，然后自刎而死。沈忠也效法李芾殉难。在潭州保卫战中英勇无畏的几百名岳麓书院的学生，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守城功臣安抚使参议杨霆（衡阳人）也举家殉难，许多老百姓也坚强不屈，誓死不当元军俘虏。史料称：“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何其悲壮！ 

　　元军破长沙，城池夷平，但剩颓垣残壁。明初，各地方政权为了守好一方土地的平安，纷纷加修加固城墙，以防止外来侵扰和加强城内治安。长沙在明洪武五年（1372）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垣修整工作。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以砖石对土城墙进行全面改造。城基全部用整块石条砌到8尺高，石基以上到女墙顶部均用特大青砖砌成，使之上下完固。其时城墙砖由长沙府12县州负责烧制，今发现烧刻在城墙砖上最早的纪年为“洪武七年八月”，有的城墙砖上还烧刻有窑户和监制官员的姓名，如“长沙府礼(醴)陵县提调官陈褔”等。修整后的长沙城墙，从基脚到顶部有2丈4尺高，周长2639丈5尺（明代一营造丈等于3.2米，故折合8446.4米），计14里有奇，广（东西宽）五里，袤（南北长）十里。城墙上设有4679个雉堞，雉堞高2尺。城西向据湘江天险，其余三向绕以人工护城河，护城河由城南的西湖桥引湘江水经南向黄道门，东向浏阳门、小吴门，北向新开门、湘春门，绕长沙南、东、北三方后返入湘江。河深、宽各6.5米，每处城门外均设有吊桥，早晚定时启闭。这次城墙的大规模修整，耗资巨大，在长沙城建历史上是一项空前伟大的工程。

　　这次修缮后的长沙城池，共设城门9座，其中东2门：浏阳门、小吴门；南1门：即正南门（又名南熏门、端阳门，后改名黄道门）；西4门：德润门（后改称小西门）、临湘门（又称大西门、驿步门）、潮宗门（曾名草场门，后改称草潮门）、通货门（又称通泰门）；北2门；湘春门（又称北门、长乐门）、新开门（辛亥革命后改称兴汉门）。城门深宽均为1丈9尺。城内有东正街、浏正街、南正街、北正街、西正街等正街通向各个城门。各城门上皆建有城楼，还另建有钟楼与鼓楼。另在城墙东南角上建用于瞭望放哨的角楼，此即天心阁之前身。城上设有炮台、炮洞和炮眼。后又在天心阁城内修筑相毗邻的双座瓫城，以作御敌之备。此时的长沙古城的规模比现存的荆州古城大，比西安古城略小，是凤凰黄丝桥古城的数十倍。作为天心阁之基础的古城墙即为明城墙的一段。

　　明末，长沙战事再起，先有张献忠的大西军攻打长沙，后是清军攻占长沙。守城的长沙府推官蔡道宪宁死不降，被张献忠凌迟处死，后安葬在天心阁下的里仁坡，至今遗迹犹存；接着明朝封疆大吏何腾蛟、堵胤锡与清军在长沙展开了殊死搏战，最后以身殉明。两场大战使古城池再遭毁损。清初又开始新一轮的城池修复工程。首先是总兵徐勇、知府张宏猷于顺治四年（1647）修建加固城池，接下来是经略洪承畴于顺治十一年（1654）拆明吉王府之城砖，加高加厚城墙，至使城池愈加雄峻。然而至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三桂叛军占据了长沙城。清廷多次派兵与吴三桂叛军在长沙城下激战，使长沙城池又遭受严重破坏。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清将贝勒察尼围岳州，直逼长沙，叛军弃城而逃，清兵入城。此后，历任长沙官员又对长沙城池进行了多次修建。从清前期算起，至道光中期的180余年的时间里，长沙的古城池得到了不断的增修和加固，至使整个城墙巍然坚固，更加壮丽生色，以至“城池崇屹，甲于他郡”。

　　自平定吴三桂叛乱后，长沙古城安定了170余年，长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城垣屡次修缮，又先后增辟了经武门、福星门、太平门、学宫门，加前之九门，共计城门l3座。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打长沙，城墙被火炮轰击，千疮百孔。之后，湖南巡抚骆秉章、毛鸿宾、恽世临、李翰章、刘崐等先后重修，天心阁段古城墙着力加固，设炮台9座，并加固瓮城，使古城墙成半环拱式内双城格局。今存城墙上留有这一时期修缮的痕迹，许多城墙砖上烧刻有“咸丰×年重修，窑户×××”等字迹。太平天国事息后，百姓相对安居乐业。坚固雄伟的古城池，被人们视之为赖以生存的心理保障。随着战事渐息，天心阁古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也逐渐减弱，登临游览者日益增多。清诗人熊祖熊《天心阁》诗表达了这种心情，诗云：

清波绿草媚城隈，梦里春生送酒杯。

最爱夕阳斜照里，楼台倒影入池来。

     辛亥革命后，为顺应历史潮流加速经济发展，1914年至l917年及以后陆续拆除明清城垣修建马路，今之建湘路、天心路、城南路、西湖路、湘江路、湘春路等均为旧日城垣所在，仅留天心阁一段险要，作历史古迹，供人凭吊游览。

　　天心阁下这一段古城墙，因处龙伏山巅，相对其他地方而言，拆除工程的难度最大。时至1924年下半年，全城其他地方的城墙均已拆完，仅剩下了天心阁下这一小段未拆。其时，以市政公所总理曹典球为首的一批文化人早有提议：要求保留天心阁下这段城墙，作为文化遗迹，供后人凭吊历史。但是有关方面仍然决定一并拆除，曹典球力陈不可，并声言“誓与城墙共存亡”，最后在多方的支持与努力之下，当局最终决定保留这段城墙与天心阁，修改了环城马路规划，将原拟拆除天心阁后开辟的路段改为绕城墙而过。从此，天心阁便成为供世人访古寻幽的千古名胜。

二、星野之说与龙脉之说

　　天心阁初为长沙古城墙东南转角处的一座角楼，亦称谯楼、望楼，建在号称长沙龙脉的龙伏山山巅的古城墙之上，初建时担负着军事防御、消防瞭望和上观星相祭天神、下镇风水的四大功能，既是一座登高望远的瞭望塔，又是祭天的灵台，还是一座镇风水的风水楼。在长沙方言中，角与阁同音，久之“角楼”便衍化成更为文雅的“阁楼”，并起名为天星(心)阁。它与现存城墙同建于明代。城墙建于明洪武之初，已有明确记载，但阁楼建造的准确时间尚待考证。今发现有关天心阁的最早记载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善化县(明清两朝长沙、善化两县同城分治)知县唐源在《分地方申详》中阐述善化县在长沙城辖地范围时的一段话：“善化所辖城内地止一铺、二铺、三铺，不过自县治北抵织机巷，南抵天星阁，东抵王府稻田，西抵三府大街而已。”李汪度《重修天心阁记》明确指出“心旧作星”。可见，天心阁早在明万历以前就存在了。本书作者以为，城墙与阁楼的修建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因为城墙乃是阁楼的基础，城、阁实为一体性建筑。据历史资料和城建勘测资料，天心阁段古城墙的基础远比其他地段乃至城门处的基础深厚和坚固。此段城墙为内外双层，内外墙之间还建有大規模的双瓮城，没有坚固的基础是不可能的。明初修筑长沙城墙时，东南角上并未设计城门和城楼，其时加深和加固该段城墙之基础，只能是为了在城墙上修建阁楼之需要。按此推断，天心阁的历史至今已有600多年了。

　　角楼，顾名思义，是建在城墙转角处的楼，中国许多城市都有之。如北京紫禁城城墙四角均建有角楼。角楼作为防御性建筑，其功用即在此可以俯视两个方向甚至四个方向的地面之物。清郭崑焘《修天心阁记》有“察城瓮、谯楼之陊者阤者，彻而更新”之记载，亦可证天心阁最初是作为角楼(谯楼)而建的。角楼建在长沙城的制高点，可以说是守卫长沙城的最佳哨所。明代湖南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都指挥使司就设立在天心阁下的今都正街，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天心阁的军事性质。因为一旦有敌来犯，即可以最快的速度将信息传递到军事指挥所。与其他城市的角楼相比，天心阁还多了一重瞭望火警的功能。清光绪《善化县志》载，阁上有报警钟，“凡省中回禄，闻钟声叩报，到处皆知”。清末学者黄兆枚为主阁所撰的对联“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即含有这重意义。

　　然而，明朝建立以后近300年长沙无战事，天心阁的军事功能渐渐淡化，而祭祀功能却逐渐凸现。有明一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观星象、拜天神、看风水之风都很盛行。 天心阁因“会城东南隅，地脉隆起，崇垣跨其脊……冈形演迤，遥与岳麓对”，自然成为官民观星象、拜天神、镇风水的最理想场所。

　　星野之说古已有之，但最流行的时代是明代。明崇祯《长沙府志》卷一开篇首页就 说：     “国有分野舆地之气，与星相属，有事则见于天。登灵台而望云物，考顺逆而察灾祥，修省消弥，于是乎在作《星野》。”由此可以推断，明代建在长沙地势最高处的角楼，不仅是最初的哨所和瞭望塔，后来也成了观星相、祭天神的“灵台”。所以天心阁也叫“天星阁”。《周礼》云:“观象于天，法类于地。”按这种以星象在地上的投影划分大地方位的观点，即按星宿分野，南方七宿叫朱雀，在朱雀的尾巴上有颗小星，叫“长沙星”。与轸宿“长沙星”对应的这片地方就叫长沙，故长沙又有“星沙”的别称。《长沙府志》在引用大量古籍后说：“长沙一星，在轸中主寿命，明则多寿，子孙有庆。”故“长沙星”又叫“寿星”。 古人崇拜自然之神，如日、月、星辰、风、雨等，更崇拜主寿命的天神。 所以“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中的“烟火”不仅仅指狭义的火警，而且泛指百姓 忧乐、民间疾苦，观星相、祭天神的目的乃是为民祈福，保万家平安，让“子孙有庆”。

　　天心阁的位置又处于长沙城东龙脉的顶点。中国古人喜欢把绵延的山脉称为龙脉。他们认为神话中的龙，就蛰伏在这些起伏的山势中，只要有画龙点睛那一笔，这条蛰龙就会破壁飞天。根据这种理论，古人认为，长沙河东主城区第一“龙”，就是今日的建湘路。它从天心阁到凤凰台，再到定王台、浏城桥、老火车站，再到小吴门、松桂园。古时是一条略呈弧形的山脉，古人称它为龙伏山，并借助龙伏山脉筑起城墙，悍卫长沙古城的安全。民国初年拆除城墙后，修起了一条马路，即今建湘路。如今山势不再，但龙脉犹存，建湘路仍比相毗邻的芙蓉路高岀十数米。更幸运的是这条龙脉昂起的龙首――天心阁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成了长沙的千古名胜。

　　关于龙伏山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大禹受舜之命，率众将涉险来湘治水，扎营岳麓，他登顶四顾，只见洪水滔天，浊浪汹涌，江河滩涂汪洋一片，土著民家园荡然无存，纷纷逃至深山野林避险，一派生灵涂炭的凄景。禹王不禁倒吸了几口冷气，遂命众将设坛岳麓山山顶(后来这一山峰被命名为禹王峰)，先祭天神与水神，力控洪妖滥发魔威、危害百姓的孽行，禀请授权屠凶。二神闻罢，急持朱笔御批恩准，并授降妖法器。禹即率众将，顶风冒雨，摆开阵势，引妖出穴，杀得鳖精弃甲，水怪丢魂，跪地求饶，巧言不再兴风作浪。禹命众将把祸首押至岳麓降魔石下，叫它永世不得翻身。这一仗旗开得胜，禹王甚是开心，于是收兵回营歇息。次日，禹率众将指挥抗洪筑堤回营，来到江边洗脚，不觉身疲力乏，席地仰卧，片刻便鼾然入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左脚伸过江东，乍一看去，五趾如梯朝南高耸，如龙起舞，似峰突兀。禹王欢狂，飞身击掌，惊呼：“巅入九霄好祀神！”于是，禹王率众疏浚江淤，堆积东岸成峰，山脊由北向东南方向扶摇直上，顶摩南斗，宛如巨龙伏卧，故谓之龙伏。洪水退了，人们重整家园，安养生息。从此，湘江两岸万世景仰禹王，人们在禹王峰摹刻了“禹王碑”，用以怀念禹王；在龙伏山顶则建起了天星(心)阁，阁内供奉天上诸神，用以祈福消灾，强世兴家。

　　天心阁向西正对岳麓山禹王峰，湘江东西这两个致高点之间，形成一条通透的视觉走廊，橘子洲横卧在走廊正中。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湘江河畔的杜甫江阁等名胜古迹都在这条视觉走廊上。以天心阁为圆心，以这条视觉走廊为半径，南至妙高峰，北至太平街的大扇形区域，为今长沙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古城风貌保护区。 

　　　从天心阁往西南和东南方向又分支两条龙脉。天心阁往西南向，由天心游路经燕子岭往南至妙高峰与大椿桥，再往西至劳动广场、雨敞坪、碧湘街。这一山脉民国初年尚存，至今仍可见其余势。天心阁往东南向，由回龙山、白沙井到小林子冲、月亮山(长沙市15中)，再到侯家塘至东塘、赤冈冲，又为一龙脉。这两条龙脉犹如青龙、白虎，拱卫天心阁左右。天心阁处在主脉与两支脉的交汇点，是一藏风聚气的“穴点”。加之地势高峻，“地脉隆起”，立于上，可西瞰湘流，平瞻岳麓；东俯浏江，远眺罗霄；南对衡山，遥接云气；北面洞庭，聆听涛声，“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之感慨油然而生。

　　这种依山面水、山凹护卫、状若簸箕、形如坐椅的地势，在中国古代风水理论中被称之为风水大势中的“穴”位，是藏风聚气、土肥水厚、万物繁衍生息、欣欣向荣之地。这种地势，东南西三面如屏蔽，惟北面一坦平洋，犹如一个进气口，使得从北方南下的风在吹过洞庭湖进入长沙后，因受阻于东、南、西三面的群山，又回风于洞庭湖，旋转式地消失在长沙的空间地域，形成一种螺旋式的“气”。这种“气”影响着万事万物的生长和变化，所以，有 “气”的地方就有希望，有希望的地方就是风水宝地。长沙就是这种充满希望的风水宝地。由于流经长沙城区的湘江及河西的岳麓山、河东的龙伏山均从东南往西北方向倾斜，因此进入长沙的这条进气口也呈从西北至东南走向。著名民间文化学者顾庆丰先生据此推断，长沙的风水在东南。天心阁正好在在长沙古城东南角的风水穴位上，因此，天心阁又成了长沙古城的风水楼。

　　　星野之说和龙脉之说得到了官民的普遍认同，加之天心阁的多种至伟功能，因而天心阁为湖南历任地方官员所重，多次进行修葺，自清乾隆至民国时期，还有过5次大规模改建或重建过程:

　　第一次为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年间，因原天心阁废圮，几任湖南巡抚王检、李因培等将原文昌阁改建为天心阁，从一层加建至两层。

　　第二次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湖南巡抚李尧栋将天心阁从二层加建至三层，并在阁下加固南北两个瓮城。

　　第三次为同治三年(1864)，湖南巡抚恽世临重建天心阁并重垒阁下城墙，将阁下城墙顶面地盘扩大7丈多，新建阁楼宽度比原来增加一倍，高度达五5丈，同时新建了走廊与扶栏，阁下内城建剝岸4级，最下一级长35丈、宽5尺、高1丈4尺，最上一级长8丈、宽6丈5天、高3尺。

　　第四次为同治八年(1869)，湖南巡抚刘崐主持改建。主阁未变，拆除原绕阁的走廊，在主阁前两侧建两层副楼，副楼前开有一条南北向通道，通道靠城墙边沿上建有石护栏。副楼南北两端建高大的垛墙，全部建筑占据城墙上的地盘，占地面积约为今天心阁的三倍。阁楼为石基全木质结构。

　　第五次为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1926－1928)，先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启动重建，后因故停工。1928年，市政筹备处处长鲁岱接手，完成重建。主阁按原貌重建。副阁则拆除原南北二轩与复道，重建两个长条形的两层副阁，长度为原来的2倍以上。主阁一楼外两侧用木楼梯连接南北二副楼，一楼直接相通，浑然一体。惜毁于1938年长沙大火。

三、文昌阁与长沙科举人才之盛

　　清乾隆以前，长沙古城东南角上并列天心和文昌二阁。天心阁内供奉着玉皇大帝和天上褔、寿诸星，而文昌阁内供奉着文昌帝君，附祀魁星。乾隆十年(1822)城南书院入驻天心阁下后，文昌帝君和魁星更加受到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士子们的顶礼膜拜。书院还将诸生考试获隽者题名文昌阁，以鼓励生徒发奋读书，追求名第。乾隆年间书院多次修葺文昌阁及其神像 ，“以当文峰为今秋闱发兆”，把追求科举名第同祭拜神灵联系了起来。乃至天心阁一度遭到忽视，年久失修，至乾隆中期终于废圮。书院乃重修文昌阁，仍额“天心”之名。从此二阁并为一阁，而重修后的天心阁，祭祀文昌帝君和魁星的功能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文昌本为星名，是古代对魁星之上六星的总称，星相家认为它是主大贵的吉星，后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清乾隆李汪度《重修天心阁记》云：“文昌天宿，东近上台，司命，主寿，与长沙一星异轸同官。” 中国第一座文昌阁位于四川梓潼县七曲山，建于晋代，始称张神庙，唐宋时逐步扩大，宋绍兴十六年（1146）朝廷降旨按王宫规格扩建。元代，文昌星与四川梓潼神张亚子合而为一，称文昌帝君，成为主宰天下文教之神，故文昌阁是古代学宫、书院必备的祭祀建筑，到明代“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

　　魁星又称奎星，常追附于文昌帝君。魁星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在汉代便有“奎主文章”之说。古人所绘的魁星像，头部像鬼，一脚向后翘起，正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像“魁”字中的“斗”字，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考中之人的姓名。故士子考试之前和金榜题名之时，都要跪拜文昌帝君和魁星。旧时天心阁香火旺盛，可见民间百姓对功名利禄的渴求。

　　清雍正以前湖南士子要远赴湖北参加乡试，许多有识之士都为湖湘许多优秀士生因家境贫寒不得不放弃远途的乡试而感到忧虑和惋惜，几任湖南巡抚都有分闱之意。康熙年间，巡抚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等多次上疏恳请分闱。经几任巡抚的力争，朝廷终于在雍正元年(1723）诏谕两湖分闱，谕称“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洞庭湖。湖水浩潮无涯，波涛不测”，“有覆溺之患，朕心深为恻然，或致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材之意”，所述分闱理由与湖南巡抚的疏章完全相同。湖南巡抚接到上谕后，雷厉风行，于当年就在长沙城原明吉王藩地、今中山路百货大楼一带设立了贡院，设号舍8500间。分闱之时，湖南中额核定为44名，后增至60多名。翌年，湖南第一次单独举行乡试，参试人数比往年赴武昌参试者陡增。从此，每逢秋闱，湖南士子云集长沙，天心阁城头上祭祀文昌帝君和魁星的香火更加旺盛。

　　同时，文昌帝君还是私塾、造纸、笔墨、书坊、刻字、刻石、说书、南货、绵匠、冥织等行业供奉的行业神，更加提升了天心阁的地位和人气。各业成立有“文昌圣会”等行会，每年公同推举会首直会，每岁农历二月初三文昌圣诞日，同业公议，各岀份金若干，敬备花果，拈香跪拜，演戏谢神，共襄盛举。

　　祭祀文昌帝君和魁星的活动除民祭外，还有官祭。清乾隆《长沙府志》“文昌阁”和“奎星楼”条都有“春秋委官祭”的记载。清光绪《湖南通志·祀典》载，祭祀文昌帝君于嘉庆六年(1801)正式列入国家祀典，“岁以春仲三日暨秋种诹吉致祭”。文昌帝君神位供奉前殿，文昌帝君先代神位供奉后殿，“红饰金书，满汉合璧”。神位前设案，案前设俎，供牛、羊、豕三牲。前殿由守土正官主祭，后殿委将军执事以学弟子员祭祀，均诣神厨上香，行三叩礼。在城文武官员咸与致斋二日，教官奉姓名榜挂于阁外。“咸丰六年(1856)升祔中祀，乐用六成，舞用文舞六佾，新乐章乐谱颁直省府州县”，可见祀典之隆重。祀典陈设和仪节严格而繁琐,本文不一一赘述。

　　李汪度《重修天心阁记》说，重修天心阁是为“振人文而答天心”。很明显，走上仕进的学子们要报答的“天心”，实为文昌帝君和魁星。因而矗立城头的天心阁遂成了长沙乃至湖南科举人才兴旺的象征。科举制度创设于隋，以分科举士而得名。科举制度以封闭式考试录取士生，因而具有公正性和法定性；又因不计生员出身，唯才是举，能较广泛地从社会各阶层选拔人才，以“使寰区大淀，海内清一”，从而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据不完全统计，湖南自唐代起共有状元15名，列表如下:

    但状元的多少并不能衡量一个地区科举人才的盛衰。长沙更多的进士和举人，其成就和影响远远在这些状元之上。“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有学者说“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而这些写就历史的晚清一代湖湘英才，多半出自科举。科举及其相关教育，奠定了他们扎实的国学素养，提供了他们向社会上层晋升的动力和阶梯，也塑造了他们思想与精神上的“中国硬汉”形象，儒雅和倔强共同书写在他们脸上。从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到陈天华、熊希龄、谭延闿，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名字响当当的湖南人，都曾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曾国藩道光年间考中进士三甲，是殿试成绩最低等级，虽位列翰林，但他对“赐同进士出身”却一直不能释怀。举人左宗棠虽无进士功名，1４岁参加童子试中的却是秀才第一名。科举之路，是晚清这一代湖湘名人学习和成长的必经过程，他们自幼学习儒家孔孟之道，如何修身乃至获得治国之才，都和这个阶段的积累分不开。在当时历史环境中，不经科举，他们如何能获一官半职，有所作为？士子们也知道，要获取功名，光靠顶拜文昌帝君是无济于事的，还得靠自己读书的刻苦和对纲常名教的执著。曾国藩题文昌阁联即是最好的诠释，联曰:

  垂训意无穷，烁古炳今，总不外纲常名教;

 读书期有用，居仁由义，岂徒在科第文章。

　　清代前期（至1840年）长沙通过举试走上仕途，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的有14人，他们是：陈鹏年、彭维新、刘权之、陶澍、贺长龄、易棠、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郑敦谨、曾国藩、胡林翼等。这是长沙及湖南科举人才的鼎盛时期，自1653年开科至1840年，共75榜，湖南成进士的有441人，中举的则多达数千人，其中近半数是长沙府人士。除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的14人外，还有历官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的10人；任侍郎、主事、六部郎中、员外郎的41人。从唐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后一届科考，今长沙所辖地区有据可查的进士达1500多名。

　　咸丰以降，曾国藩以书生领军，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从清道光到民初，湘籍大臣、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常大淳、郭嵩焘、孙鼎臣、谭继洵、谭钟麟、劳崇光、郑敦谨、张百熙、瞿鸿禨、王之春、谭延闿、蔡锷、黄钺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是清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近代两江总督共30位，湖南人就占去了9位，他们是：陶澍、李星沅、曾国藩、刘坤一(两任)、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魏光焘、李兴锐。除刘坤一是新宁人，彭玉麟是衡阳人，魏光焘是邵阳人外，其他都是长沙人。还有长沙人唐鉴也一度代行两江总督事。

四、李汪度作记

    从清乾隆十四年(1749)《长沙府志》上所载长沙府疆域图上可见长沙古城东南角上绘有“天星”、“文昌”二阁。今天心阁主阁所在处为原文昌阁。因原天心(星)阁于乾隆中废圮，位于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重修文昌阁以代之，仍额曰“天心”。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曾任日讲起居注官、《四库全书》总阅官的大学者李汪度出任湖南学政。他应湖南巡抚觉罗敦褔之约，登上修葺一新的天心阁，欣然作《重修天心阁记》。记曰：此处“冈形演迤，遥与岳麓对，上建天心、文昌二阁以振其势，后乃额天心于文昌，而省其一焉。” 他俯视四方，见此地“会城东南隅，地脉隆起，崇垣跨其脊，巽龙入脊”，发岀 “文治之祥”之感慨。所以，选择“地脉隆起”、“巽龙入脊”之地建阁，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是长沙“文教昌明”之举，可达“振人文而答天心”之目的。这与主管湘省教育的最高长官的心愿是完全一致的。

李汪度（约1743—1819），字宝幢，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士大夫家庭，自幼聪慧过人，刻苦力学，志向远大。他经过20余年寒窗苦读的非凡取仕历程，取得了非同一般的学识与官职地位。19岁前，他参加了本省学政巡回到当地举行的科考（也叫科试、岁考），取得合格。约在20岁时，参加了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举人资格。25岁时，参加了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又以优异成绩中考，

　　获得贡士称号。接着又参加乾隆帝在殿廷上的亲发策问的殿试，被赐进士出身（属二甲）。

李汪度在取得进士身份后，即被选入翰林院，按规定先参加了3年的学习，经结业考试获得优等，便留院任侍读学士，此时，他约28岁，获得了翰林院数一的高级官位，从此步入了意气风发的宦途生涯。

　　翰林院的职能职掌是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以大学士为掌院学士，由大臣充任，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职官。李汪度先是做了两年时间的乾隆帝起居注工作，他成了皇帝鞍前马后、形影不离的人，专门记载乾隆帝每天工作与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以作史籍存档。这项工作既要求真实、准确、全面，但也不免经常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搞不好便有可能犯忌，面对眼下的一切，李汪度以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做得游刃有余。

　　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汪度约31岁时，被调任湖南学政。乾隆四十二年（1777）天心阁重修后，湖南巡抚长白觉罗敦福邀请李汪度撰写《重修天心阁记》，为天心阁留下了一篇历史性的经典美文。

　　约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汪度受任《四库全书》总阅官。《四库全书》总纂官是当今家喻户晓的纪晓岚(纪昀)。按照现在的说法，总阅官相当于总编审，总纂官相当于总编辑，编审的职位在编辑之上。《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始修，经10年完成。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在四库始修之初，朝廷布告全国广搜全类古籍，李汪度家也算是个藏书世家，当时他动员家人献书3车，受到嘉奖。

　　李汪度晚年“终养归里”，在扬州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皇帝于“甲辰（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间南巡时，迎銮扬州上方寺前童压庄道旁，特邀异数”，李汪度在“特邀”之列。在任总阅官期间，他与纪晓岚共事，纪比他大约19岁，在当时称得上是上一辈的人了。纪一直充任四库总纂官，而李汪度是在后五年中任总阅官。一纂一阅，编书的两大关键。纂，撰写、编辑；阅，检阅、审阅、定稿之意。如此说来，总阅比总纂这个角色更加高一个层次。但是，纪晓岚的声名，历来世人皆知，而李汪度却名不见经传，这是为什么？纪晓岚的出名，一是博古通今，才学出众，世称一代文宗，撰有《阅微草堂笔记》等著作，又有世人为其辑有《纪文达公遗集》。二是他自始自终是四库总纂官，并纂《四库总目提要》。四库是一部惊世巨著，纪也因此书闻名天下。三是因为他才华横溢，世称他为风流才子，历代文人为其编写的故事很多，故使之家喻户晓。而李汪度呢？作为一个四库总阅官，在文才方面，毫无疑问是造诣非凡，但是没有发现世人对他有个什么评价。由此看来，李是一个工作与生活态度都很严谨的人，虽有才，也爱交朋友，但不喜风流，藏而不露是他的一贯本性。他既不自写传记，也不希望别人为他编故事，因此不见后人传阅他的诗文与著作。幸好天心阁为李汪度留下了一篇大作，天心阁也借《四库全书》总阅官之名扬名天下。

　　李汪度《重修天心阁记》收录于清末陈运溶所纂《湘城访古录》中，1984年勒石于天心阁上，全文如下:　

重修天心阁记

李汪度

　　会城东南隅，地脉隆起，崇垣跨其脊，青乌家所云：“巽龙入脊，文治之祥也”。冈形演迤，遥与兵岳麓对，上建天心、文昌二阁以振其势，后乃额天心于文昌而省其一焉。阁后下瞰平畴，稻畦鳞次。左右凝睇，则澄波环绕，沙岸参差，帆影樯风，与黛色烟鬟，如列户牖，盖极城南之胜概萃于斯阁。而位置适当书院之左，人文之盛所自来欤！

　　其创建不知所始。乾隆甲午，中丞长白觉罗敦福公建节湘南，既修岳麓讲堂，复葺城南书院。谓阁祀文昌，居文明生望之乡，且冠郡垣龙首之脉，宜蔚为美观。乃饬所司，庀材鼎新，俨乎文宿熊光，上腾霄汉。

　　既蒇事，公嘱余考义以祀之。余按《周礼·保章氏》星土之义郑注：“翼、轸、荆也”。《宋书·天文志》：“长沙一星在轸中，主寿命。”而文昌天宿，东近上台、司命，主寿，与长沙一星，异轸同宫。荆南首郡锡名，上应象纬，又当轸之左辖，为公侯辅弼之位。郡志谓为天心所属，是以代有贤良，道德文章、忠义勋名间见叠出，以扶世翼教而跻民于仁寿。今公之抚是邦也，仰体圣主德意，以敷政膊民，兴贤育才，将使济济多士胥邀阴骘，炳蔚其文，出符景运，以彰寿考，作人之化，则所以振人文而答天心者，于是乎在，岂徒为青乌家占形胜，漫作游观之地也哉！颜曰：“文教昌明”，公之志也。仍天心额永存其旧也。或曰：“心，旧作星。”长沙一宿，实为首郡主星。盖祭星之典著于六宗，守土者崇祀星主，犹宋人祀商、晋人祀参义也。是说也，于志无考，姑存弗论云，是为记。乾隆四十二年李汪度撰。

　

　　自乾隆四十二年重修天心阁后，又历经沧桑岁月，特别是咸丰兵燹后，天心阁又呈千疮百孔之貌。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四年(1865)，历时4年，3任湖南巡抚，山东历城人毛鸿宾、江苏阳湖人恽世临、安徽合肥人李瀚章次第主持天心阁大修，郭嵩焘之弟郭崑焘为之作记。记中充分肯定天心阁“察灾祥、时观游、资守御”的功能，而不再述及“振人文”的功能，因为此时太平天国之战刚刚事息，且城南书院早已迁回妙高峰。此记文釆、意境远不及李汪度之记，全文如下:

　

修天心阁记

郭崑焘

　　天心阁当省城东南最高处，所以察灾祥，时观游也。岁久就圮。咸丰十一年，历城毛公来抚湖南，以城恶不足资守御，檄守城兵勇，自东迤南而西，次第修葺。同治二年，毛公擢督广州，阳湖恽公继之，既察城瓮、谯楼之陊者阤者，彻而更新。于是度地阁前，垒石而上，视往制扩七丈有奇，支椽其间，崇五丈，广倍之，舒其外为行廊，缭以扶栏。同治四年四月，今中丞合肥李公履任，越五月迄工。凡先后糜榷钱十五万余缗。鸠工者湘乡赵焕联、李光燎，庀材者长沙丁敏忠、萧锡畴、湘乡成果道，记其事而书之石者湘阴郭崑焘也。

　

五、城南书院迁建天心阁下

　　城南书院原在城南妙高峰，是南宋大儒张栻之父张浚在潭州的居所，建于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和朱熹曾在此讲学论道，因而声名远扬。当时的城南书院，名为书院，实为私家园林，张浚父子精心营造了“城南十景”。淳熙间，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离开长沙，十景逐渐荒废。到元代，南阜上的“苍然观”改为“高峰寺”，但张浚手书“城南书院”四字匾额仍保留在寺内。明正德二年（1507），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湖南提学道 陈凤梧曾谋求在妙高峰恢复城南书院，但此地已被吉藩府所据而未果，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长沙府推官翟台才在妙高峰寺下建得学堂5间，万历中复圮。但城南书院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消失。

　　城南书院真正成为诸生肄业之所，是从清乾隆年间杨锡绂任湖南巡抚时开始的。杨锡绂（？－1768），字方来，江西清江人，雍正进士，授广东肇罗道，亲莅围基卫田，终任无水患。乾隆十年(1745)至二十年(1755)年间，三任湖南巡抚。二十二年(1757) 任漕运总督，屡疏漕运策，多纳之。谥勤憨。编有《漕运全书》。清乾隆十年（1740），杨锡绂任湖南巡抚，下车伊始，杨便赴岳麓书院课试生童，然而前来应试的生童寥寥无几，问其故，只因长沙城到岳麓书院“中隔湘江，稍遇风涛，士子即畏涉不前”。杨决意将岳麓肄业诸生迁移至湘江东岸的城内就读，恰巧在都正街寻得都司衙门空署一所，于是将其改建成书院，因该书院在城之南隅，且距妙高峰原城南书院旧址仅二华里许，故仍称“城南书院”。此举极得人心，司、道、守、牧各官都捐出养廉银，历一月落成书舍80间，分正谊、生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六斋，又仿岳麓御书匾悬之讲堂，岳州知府黄凝道捐建御书楼于书院东南隅，中祀朱熹、张栻及有功书院诸先贤，从此天心阁下一片弦诵之声。杨锡绂特为之作记勒石，可惜碑石早毁，故录全文如下:

迁建城南书院记

杨锡绂

　　宇宙之事功视乎人材，人材之造就在乎学校。书院者，拔学校之尤而切劘淬厉，以收造士之实效，辅学校之不逮也。有宋四大书院，曰：嵩阳、睢阳、鹿洞；其一即楚南之岳麓，创于宋长沙守朱公洞。至朱、张两夫子倡道东南，大辟讲舍，一时从游之士至千余人。其后虽兴废不常，而学士大夫谈名胜之遗迹，莫不流连慨慕，想见当年正学昌明。或恨其生之晚，或怅其地之隔。亦可见先贤之泽，流被无穷，而书院之造就人才，其有补于学校非小也。我国家崇儒重道，远迈前古。世宗宪皇帝特命各省会建立书院，赐以帑金，资以膏火。湖南即因岳麓书院葺而新之，延师萃徒，以宏教育。中丞虞山蒋公又疏请御书“道南正脉”扁额，敬谨悬挂。作人雅化，虽《菁莪》、《槭朴》之盛，曷以加兹。

　　乙丑夏，绂来抚是邦。下车即亲赴岳麓，课试生童。乃肄业诸生，寥寥无几。询其故，缘岳麓离城十余里，中隔湘江，春夏水涨弥漫，稍遇风涛，士子即畏涉不前。归而检阅志乘，长沙于宋时尚有城南书院，为张魏国公浚所建。当时，朱张两夫子讲学长沙，或过岳麓，或止城南，亦以湘江多阻之故。是城南与岳麓原相表里，顾久废为僧舍，不可复问。以朱张两大儒往来讲学之地，存其一而湮其一，固湖湘都会一大缺陷事。且使士子临流兴叹，不得时亲前贤之讲席，亦虚朝廷造士之本意，岂非守土者所当急谋兴复者哉。爰是广加咨度，得都司空署一所，恰在城南，地势高爽，遥望岳麓于几席，然于改建书院为宜。因偕司道守牧各捐养廉，鸠工庀材，一阅月而落成书舍八十间，恭慕岳麓御书扁额悬之讲堂。岳州守黄君凝道又建御书楼于院之东南隅，中祀朱张两夫子及有功书院诸先贤，以为诸生朔望行礼之所。仍颜曰“城南”，志旧也。

　　绂自维学无根柢，加以簿书鞅掌，日益荒落，岂敢附前贤之门墙。顾念国家廪给之资待士，如此重道脉之揭，训士如此其殷。身为守土，与有化导之责。则萃英俊而甄陶之，延名师而课督之，俾得往来于岳麓、城南二院，不问缀其功。庶几因文见道，由流溯源，从事于讲习讨论之功，以得乎修己治人之要；卓然守朱张两夫子之正学，而不为功利词章之习所摇夺，使东南之道脉益有以永其传而扩其绪。则书院之盛，即学校之光也。诸同人请勒诸石。故为揭其兴复之由、与岳麓相表里者，冀后之人两存而并护之也。   

　　乾隆十二年(1747)，新任长沙知府吕肃高特为城南书院题联，此联深含哲理，上联讲做人，下联讲治学，劝人不可苟日偷安。勉励城南学子发奋学习，树立远大志向。联曰: 

人只此人，不入圣便入狂，中间难站脚；

学须就学，昨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

　　乾隆二十一年（1756），湖南巡抚陈宏谋将就读于城南书院的原岳麓诸生复移至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仅留新生童肄业。那时的书院，学生一般都享受公费伙食，由府署拨款贴补。古时的书院，有一个必须遵承的规制，即所谓黉序：“为孔子传道统，为天地而立心。”书院为儒学之林，文庙（孔庙）、文昌阁、魁星楼是其必备的祭祀构筑。祭孔是因为孔子是中华儒家文化的开山鼻祖，而祀文昌帝君与魁星二神像，是因为二者是主宰功名、禄位、点定中试之神。早在城南书院迁建到此之前，文昌阁（即后来的天心阁）里就一直祭祀文昌帝君，书院来了，正好借助这个有利条件，再在阁内增祀一个魁星神像，便将天心阁作为了自己的专用祭祀场所。书院每年春秋两季在阁上开展两次祭祀活动，平时也是安排专人常年看护，阁上香火不断，同时向百姓开放。为方便诸生登上天心阁进行祭祀活动，特在书院前的城墙内墙旁，自下而上增修一个百余级石阶梯，可直达天心阁南侧城头之上。

　　乾隆四十七年（1782）湖南巡抚觉罗敦福、嘉庆五年（1800）长沙知府沈廷瑛、嘉庆二十三年（1818）署盐法道善廉先后3次对城南书院进行大修。嘉庆十八年（1813），天心阁因年久失修，将近倾圮，城南书院山长罗畸即捐款进行重修。据《善化县志》载：嘉庆十二年、十八年，山长捐银两发典商生息，书院门堂夫按月领银七钱，天心阁看夫每月领银三钱，每月分奉大成殿（孔庙）及文、奎像前香火，打扫院宇。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湖南巡抚左辅认为城内城南书院邻近善化县治，逼近闹市尘嚣，且地洼低湿，空间狭小，不利于学子静修。于是左辅联合布政使程祖洛捐资，于妙高峰旧址重建城南书院，至道光二年（1822）完工。至此，城南书院在天心阁下存在77年后，又回迁到其660余年前的始创地妙高峰。天心阁下城南书院旧址则改建为“刘猛将军庙”。刘猛将军即元指挥使刘承忠，相传“祷蝗有验”，清雍正间始列入祀典。

　　到光绪初年，城南书院旧址又复建成学堂，名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原在岳麓书院内，为道光十一年(1831)崇尚朴学的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创。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校经堂的课业也陷入停顿。咸丰末年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曾筹集经费，恢复校经堂，并“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到光绪元年(1875)，湖南学政朱逌然重新恢复了湘水校经堂，他把重新恢复的校经堂从岳麓书院分离出来，改设在天心阁下原城南书院旧址，并正式招收了20名生徒。这样，湘水校经堂成为了一所专门治经的独立书院。这时，汉学也开始分化，古文经学逐渐衰微，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朱逌然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后，其学术风尚开始发生变化，朝着经世致用方向发展。当时郭嵩焘为之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记》，主张通经致用，将治经与“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甚至“起居日常之用”、“进退揖让之礼”结合起来。朱逌然聘请了著名经学大师成孺主持校经堂。成孺在校经堂设立“博文”和“约礼”两斋，规定生徒要“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以征诸实用”。这些教学内容的改革对湖南学术和教育的影响很大。一时之间，“湘中士大夫争自兴于学”。以后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王闿运在衡阳主讲船山书院，沅州知府朱其懿在芷江创立沅水校经书院，其课试内容，均仿效湘水校经堂。正如郭嵩焘所言：“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 校经堂仅有学额20名，且城南旧址狭窄，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当时的湖南学政张亨嘉与巡抚张煦商议，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煕宁街另建新舍，并将湘水校经堂改名为校经书院。这样，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旧址又做了15年的学堂。

　　道光皇帝为迁至妙高峰的城南书院御书“丽泽风长”匾额，从此城南书院步入了它的辉煌时代，著名学者孙鼎臣、余廷灿、贺熙龄、何绍基、陈本钦、郭嵩焘等先后主讲城南书院，青年时代的唐鉴、曾国藩、左宗棠、丁取忠、王闿运、邓辅纶、张百熙、刘人煕以及黄兴等曾在此修藏或就读。书院内旧有清光绪进士梁鼎芬所撰一联: 

往事忆觚棱，身别都门二十载；

新旧尽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

　　此联道岀城南书院桃李满天下之盛况。光绪二十九年（1903）城南书院改为湖南师范馆，次年改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第一师范。

晚清著名方志学家陈运溶于1910年前后年间曾作有《长沙怀古·天心阁》诗：

天心阁亦鲁灵光，俯瞰郊原暗自伤。

岳麓城南无觅处，莫言湘水校经堂。

    作者以一种无限伤感的语调表述了天心阁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以及湘水校经堂之间在过去历史中的相互关系：岳麓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谕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岳麓书院之名在当时已不存在；城南书院在天心阁下存在77之后，于道光二年（1822）回迁妙高峰，清末改为全省师范学堂，从此城南书院已亦不复存在，故诗中说上述两书院“无觅处”。湘水校经堂于光绪初年从岳麓书院迁到天心阁下原城南书院旧址，至光绪十六年（1890）又迁新址煕宁街，故诗中说“莫言”了。在作者看来，天心阁虽累经兴废，但最耀眼的年代是闪烁着“鲁(孔孟家乡)灵光”的兴教时代，而今登临其上，环眺四野，天心阁下曾经成群学子的身影早已消声匿迹，真乃世事沧桑，变幻无常，今非昔比！一种莫名的无奈之感不禁充斥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