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乡土文化风俗之民间工艺美术

望城剪纸

剪纸艺术根植于民间。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写道：“正月七月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置头之鬓，又造华胜相遣。”唐代，李商隐有“镂金作胜传荆俗，剪纸为人起晋风”的诗句。

窗花，是剪纸中最普遍性的一个门类。在长沙广大农村地区，过年贴窗花的习俗由来已久，并已成为传统节令中约定俗成的一项重要内容。贴窗花源于古人祈求祥瑞的心理。自汉代以来，“阴阳五行”之说影响着当时人们的观念。南方为离、为阳、为火，“火离为凤”，所以用朱雀代指南方；朱即红，红为五方正色，鬼神不敢靠近。在古人心目中，红色有辟邪驱祟的作用。因此，窗花兴起时采用红色，自然也就能求得家宅平安。窗花的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窗花表现的对象。另外还有应时的“招财进宝”、“肥猪拱门”、“财神童子”、“十二生肖”等，也很受人们喜爱。

以望城剪纸为代表的湘中剪纸，跟别的很多地方还不同，除了吉祥窗花，还有很多与祭祀有关的剪纸，这跟楚地风俗有关，如民间丧葬，要挂一些剪纸招魂幡，打醮求雨则要有纸扎，上面剪贴一些怪诞的形象，以震慑鬼魅。望城老艺人文震坤最擅长这类作品。吊笺儿，即与祭祀有关。吊笺儿又称门笺儿、挂笺儿、花笺儿、纸笺儿，取“吊钱儿”谐音，形似旌旗小幡，贴挂在门楣上。过年挂吊笺儿的习俗在唐代已经形成。传说吊笺是由古时的“彩胜”演变而来。彩胜是一种戴在头上的装饰品。还有一种说法，悬挂吊笺儿是为辟邪驱鬼。相传上古时，“年”是一个凶狠的恶鬼，每到春节都要吃人，尤其是专食童男童女，不然就给人们降灾。为了消灾避祸，人们就用五色纸剪刻成花花绿绿的纸笺儿，悬挂在门楣上，使恶鬼望而生畏，以求得家宅平安。吊笺儿的内容，多以吉语和吉祥图案组成。文字用象征、谐音、寓意的手法，如“鹿鹤同春”、“四季平安”、“双喜临门”、“金玉满堂”和“紫气东来”等吉语；图案有《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和合二仙》等，内容与文字和谐统一。

望城民间剪纸作品，有一部分是“原生态”的或“近原生态”的，作品细腻而不见其假，粗犷而不失其真，具有精美、繁富、纤秾的风格。浓缩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渗透出一个地区的民俗心态，反映出下层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致。望城县(今望城区)“花客”邹易氏和纸扎艺人文震坤的作品便属这种类型。邹易氏剪的喜期窗花、礼花，多为民间流传的吉祥图样，也有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创作，造型古拙、刀法略带涩味。文震坤的作品以神话传说、故事人物和花鸟为主。这些用于祭祀和祈祝的神怪形象，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它不但反映了剪纸艺人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折射出楚巫文化神秘、浪漫的幽光。

望城剪纸具体起源的时间已无考究。但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撰修的《长沙县志》中，曾有“元宵剪纸为灯，或悬之庭户，或列之街衢，或为龙灯鳌山游绕里巷”和中元（农历七月十五）“剪纸为衣”、“焚之以荐祖”的记载。由此可推测，望城境域的民间剪纸在清代以前就广为流传。

望城剪纸主要有“喜期窗花”、“格子花”（一为纸扎冥屋，一为装饰风镜灯、走马灯的灯笼格子，以福禄寿喜、花鸟为母题）、“绣花样稿”及有较多楚文化积淀的“纸菩萨”（以神话、传说人物为主）等4类，其中“格子花”和“纸菩萨”多为“祭祀剪纸”。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望城民间剪纸有很多著名的专业匠人，像剪“喜期窗花”的，大户人家都是将艺人专门请到家里，一剪就是十天半个月。望城邹易氏人称邹七娭毑，剪纸从不用打画稿，用指甲在纸上掐掐就可以了，剪出来的人物拙朴，花花鸟鸟，生动传神。这一带办喜事，都流行贴“喜期窗花”，一般是房子里能够贴的地方都贴，尤其是女家陪嫁的东西，连一个茶碗盖子上都贴。望城有句俗话叫“马桶上贴和合”。“和合”就是剪纸。连马桶都贴，可见十分讲究。

今日望城区只有像秦石蛟先生这样的剪纸世家还在从事剪纸创作，作为大众化的“望城剪纸”已经消失。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