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乡土文化风俗之民间工艺美术

铜官窑

铜官窑又称长沙窑，位于望城县境内的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 铜官窑是一座民间陶瓷窑，烧瓷历史早于盛唐，兴于中晚唐，衰于五代。铜官窑发现于1957年。从铜官窑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已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每处范围最小约300多平方米，最大约万余平方米，堆积厚度最薄0.4米，最厚约4米。

有关铜官窑的文献记载极少，仅有唐湘籍诗人李群玉《石渚》诗作了一些描述：“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铜官窑制釉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青釉、颜色釉、釉下彩三大阶段。釉下彩阶段，大约从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至晚唐，并延伸到五代。釉下彩的发明，是瓷器制造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在此之前，我国已有了化装釉工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瓷器烧成中釉色不一样的偏差。但唐朝当时瓷器的格局是“南青北白”，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白瓷类银为美，青瓷似玉为佳”的审美风尚，越窑青瓷、刑窑白瓷为突出代表。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单色釉瓷器逐渐失去活力而衰落下去，称雄一时的越窑青瓷也在不断运用金彩、扣金边、施褐彩等新工艺来美化产品。铜官窑正是受到这种变革的影响，由学习越窑青瓷而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挂彩的新工艺，并将之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铜官窑以其创新、高档和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人的偏爱，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土了长沙窑产品，如朝鲜、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铜官窑瓷器上的景物、文字，多表现销售地的风土人情，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如铜官窑窑址出土有一种瓷背水壶，小口卷唇，直颈、扁平体，壶二侧向内凹陷，高约20厘米，一般施黄釉绿彩或全绿釉，釉色鲜艳浪漫，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色彩。

铜官窑陶瓷器的另一创新是在釉下胎体上题写大量诗句、文字。这些诗句、文字大多反映当时的某些社会风俗或抒发工匠自己的情怀，或当作产品广告。这类诗句，有反映离别与相思的，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有反映边塞征战的，如：“一日三场战，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归)。”有反映宗教思想的，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有反映商贾经营活动的，如：“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有反映游子与游人的。如：“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有反映歌楼妓馆的，如：“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

铜官窑复兴于何时，目前很难考证。史载清康熙中后期清政府实行“减官窑，兴民窑”的政策，当时醴陵瓷业已经复苏，这势必刺激着有烧窑传统铜官发展陶业生产。到清末，铜官已有陶工数千人，生产的产品有日用陶、建筑陶和美术陶几大系列，号称十里陶城，成为全国五大陶都之一。民国后渐次衰退。近年铜官窑业有所恢复，且多有仿铜官窑作品问世，但极少有以假乱真者。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