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乡土文化风俗之民间戏曲

2.老花鼓戏

长沙花鼓戏形成于清代，流行于湘中、湘东和洞庭湖滨，是一个艺术风格独特、群众基础深厚、地方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剧种。它随着花鼓戏艺人的创作实践，逐渐形成许多路流派，其中以浏阳、宁乡、益阳、西湖、平浏醴等五路为主要流派。这五路花鼓戏因都以长沙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所以通称为长沙花鼓戏。

据清戏曲家杨恩寿《续词余丛记》记载，清光绪年间，“湘中岁首有所谓灯戏者，初出两伶，各执骨牌二面，对立而舞，各尽其态”。杨恩寿所说“灯戏”乃指宁乡一带“对子花鼓”一类的歌舞演唱形式。长沙花鼓戏就是在这种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收劳动山歌、走场牌子和戏曲音乐发展起来的。最初由歌舞形式的地花鼓发展为较有故事情节的对子花鼓；其后发展为“三小戏”(小旦、小生、小丑)，逐渐具有戏剧性质，为草台班演出阶段；后来吸收其他剧种的腔调、伴奏和表演等艺术表现手法成为戏曲剧种。

这种歌舞说唱形式在湖南各地都有流行，长沙、益阳等地叫“地花鼓”，宁乡叫“对子花鼓”，浏阳称“花鼓灯”，常德称“采茶灯”，辰溪、沅陵等称“花灯”，湘西称“茶灯”，衡阳、邵阳等地叫“车马灯”。各地名称虽然不同，音乐曲调也有某些差异，但艺术形式上属同一类型，是一种歌舞演唱的文艺形式。

地花鼓也与鱼、龙、狮舞等艺术形式一道在城市演出。地花鼓虽然与鱼龙等灯一道演出，但在实地表演时有它鲜明的特色，成为独立的艺术表演形式。如嘉庆《浏阳县志》记载：“元宵，剪纸为灯，悬纸为灯，悬之庭户，又以竹龙罩布，联络丈馀，肖龙形，燃灯其中，数人擎舞，曰龙灯。制灯糊纸或纱，为虾形，曰虾灯；为鱼形，曰鱼灯。又以童子妆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如杨恩寿《续词余丛话》中所述：“湘中岁首有所谓“灯戏”者，初出两伶，各执骨牌灯二面，对立而舞，各尽其态。以次递增，至十六人，牌亦增至三十二面。迨齐上时，始摆成字，如“天子万年”、“太平天下”之类。每摆成一字，则唱时令小曲一折。诚美观也。”

地花鼓的节目大多反映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也有表现人们的社会态度和政治理想的作品。如《十二月采茶》、《十绣》、《五更里》、《四季花儿开》、《盘花》、《闹花》、《采莲》、《扯笋》、《捡菌子》、《扯萝卜菜》、《打花鼓》、《卖杂货》等。许多流行的地花鼓、花灯节目，融合或穿插在花鼓戏的一些剧目中，如长沙花鼓戏《刘海砍樵》最后一段两人对唱的[望郎调]，《菜园会》中的一段歌舞《放风筝》，都是地花鼓节目。花鼓戏《看镜》、《耍金扇》等节目中，保留了地花鼓的演出形式。花鼓戏中的许多表演身段，如“荷花出水”、“半边月”、“老鹰展翅”等，仍和地花鼓、花灯中的舞蹈动作一样。各地花鼓戏中采用的民歌小调，一部分与地花鼓的曲调基本上相同或近似，如[十杯酒]、[比古调]、[闹五更]、[卖杂货调]、[送郎调]、[烟花女告状]、[采茶调]等。

湖南花鼓戏的形成年代较地花鼓迟，现在所见较早的记载出于清乾隆年间。乾隆《辰州府志》记载：“舞灯之后，又各聚貲唱梨园，名曰灯戏。”黄启衔《近事录真》说：“采茶戏，亦名三脚班，……二旦、一小花靥，所唱皆里语淫词。近日吾袁州及长沙各处，此风尤炽，乡村彻夜搬演，浅识者多为此迷惑。……又有湘阴某，亦业是戏。”可见道光年间长沙、湘阴等地演唱采茶戏，在农村非常盛行，深受群众的欢迎。

长沙花鼓戏流行于长沙、湘潭、株洲、宁乡、平江、浏阳、醴陵、益阳、沅江、南县、华容、安乡等地，是湖南花鼓戏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艺术种类。清代中叶以后，地花鼓与花鼓戏都很盛行。如嘉庆《浏阳县志》记载：“以童子妆丑、旦剧唱，金鼓喧阗。”嘉庆《湘潭县志》记载：“六街三市，竞赛花灯，及花爆烟火诸杂剧。”同治《醴陵县志》记载：“上元张灯，……为鱼龙、竹马等戏，钲锽导引，昼夜喧阗，所过村市，爆竹送迎。”光绪《善化县志》记载：“游民演采茶戏，每于二三月，乡僻聚观。”民国以来，长沙、湘潭一带的花鼓戏在城乡各地盛演不衰。

长沙花鼓戏因流行地域广，形成较多的艺术流派，大致可分为长沙路、宁乡路、平浏醴路、西湖路等。长沙路是流行长沙、湘潭、株洲等地的花鼓戏，主要在广大农村流动演唱。清末到民国年间曾在长沙、湘潭等城市演出，也有在茶社酒楼流动清唱的，叫“排街戏”。长沙因是省会，有较多机会吸收各路花鼓戏的长处和受到地方大戏的影响，所以曲调比较丰富，剧目很多，表演技巧较高。宁乡路是流行宁乡的花鼓戏。同治以来，宁乡花鼓戏出现过繁荣时期，艺人众多，班社林立，尤其在广大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唱花鼓调，有“宁乡出花鼓戏”的称誉。剧目丰富，音乐、表演很有乡土特点，影响比较广泛。平浏醴路是指流行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花鼓戏，剧目较多，曲调丰富。因靠近江西，曾与赣西采茶戏互相融汇，浏阳花鼓戏还受到浏阳古乐的影响。西湖路是洞庭湖以西的南县、华容、安乡、益阳及沅江一带的花鼓戏。班社很多，艺人不少，多演“大本戏”的剧目，音乐自然流畅，悠扬动听，著名的[西湖调]流传甚广，逐渐成为长沙花鼓戏中的常用曲调。

长沙花鼓戏唱腔音乐非常丰富，风格多种多样，曲调健康清晰，活泼大方，地方色彩鲜明，从民间山歌、民歌小调以及师道音乐演变而来，外地传入的曲调也经过了改革和地方化的过程。长沙花鼓戏的声腔主要为川调、打锣腔、小调，计约100多支。曲调本身可作多种变化，根据剧情的需要将同基调的多支曲牌联接起来，使之适合于表现多种题材，展示剧情，刻划人物，这种将曲调联接，辅以板式变化，在戏曲音乐中称之为同牌联缀体。

长沙花鼓戏从现身之日起，就遭受到统治者的鄙视和扼杀，列为淫戏，严令禁演。旧长沙府就颁布过“省垣首善，敦俗为先，淫戏卖武，偷禁久宣”的告示。有的花鼓艺人提锣毁箱，并抓去坐牢游乡。尽管当权者视花鼓戏如洪水猛兽，恣意扼杀，但禁而不绝。人们瞒过官府，于新春偷演，铺四只扮桶，搭几块门板，缚草为台，是称“草台班”。往往一唱就是一个通宵，因不能堂而皇之登入堂庙，只有偷偷摸摸地唱，人们给这个剧种取了个有趣的雅号—“躲躲乐”。

花鼓戏也陆续进入长沙城，只是一现而止。20世纪20年代，有三洛新太班和赵少丰的义和班在长沙演出时遭到查禁。1933年3月2日，有艺人在营盘街中华戏院“私演花鼓戏”被处罚。同年秋，牖民社民新剧社在半湘街长沙旅社内演出花鼓，被警方取缔。直到1946年，长沙花鼓戏艺人钟瑞章、张寿保组班，通过喜爱花鼓戏的社会贤达出面，疏通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有关官员，在戏剧电影业同业公会黄元和（湘剧演员）等的支持下，得到这些部门的口头应允和取得公安局治安科“特业许可证”，报剧本送审之后，于同年秋在位于今中山路的绿萍书场会演，节目是《蔡坤山犁田》、《三喜临门》等。因人少戏寡，行当不齐，基本功又远不如湘剧，上座零散，开张失利，戏班陷入窘境。正在进退维谷之际，钟瑞章想到了原来所在西湖班，这一带艺人功底扎实，行当整齐，剧目丰富，当即两下华容、南县等地，将何冬保、胡华松等10多位艺人接到长沙。这次生、旦、净、丑俱齐，经过慎重选择上演戏码，反复走台合乐，于1947年4月初在绿萍书场登场。小戏是《扯萝卜菜》、《芦林会夫》，大戏是《田氏谋夫》，初步稳住了阵脚。艺人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粗，新戏不断，陆续推出了《秦雪梅》、《天丝绢》、《孟姜女》等大本戏。这类剧目，由于故事连贯，西湖路的唱腔别有风致，观众骤增，连续演出3个多月，几乎场场爆满。为取得演出的合法性，经艺人合议，假以湖北楚剧（楚剧当局不禁）之名，行演花鼓之实，正式挂牌。至此，长沙花鼓戏终于冲破禁令，扎根省城，从乡野草台子进入城市戏剧舞台，结束了百余年来“躲躲乐”的历史。从1948年至1949年，进城唱花鼓戏的班子达20个之多。花鼓艺人由起初的20来人增至200多人。从长沙楚剧改进社分出来的新义花鼓戏剧团和民众花鼓戏剧团正式在长沙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