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乡土文化风俗之民间歌舞

民间音乐

长沙音乐，自古十分发达。这从长沙汉墓出土的乐器足以证明。远古时代，我国曾有一击弦乐器——筑，《汉书•高帝纪》中对它的形制进行了描述：“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此乐器为先秦时代的古乐器，源于楚地，其声悲亢、激越，在民间广为流传。《战国策•燕策》记载，荆坷西刺秦王，太子丹易水送别，好友高渐离击筑，荆柯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还。”又《史记•刺客列传》载：高渐离铅置筑内，扑击秦王未中被诛。这两个故事都有筑的记载。令人遗憾和迷惑的是，筑乐器自宋代以后，便失传了。千百年来是只见记载，不见实物。但这一失传之物，于1993年忽然在长沙河西望城坡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中发现。文物界称这一发现为中国乐器考古的重大发现，学术界称这一筑为“天下第一筑。”与它同时出土的有还有吹、打、弹乐器——琴、瑟、排策、编罄，而筑为拉弦乐器。也就是说，筑的重新出现，改写了中国的音乐史，将原有的中国拉弦乐产生于唐朝以后的历史，提早到了汉代。

远古长沙先民的娱乐生活和宗教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史载：湘楚之地“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正是这种风俗，产生和形成了湘楚大地上的民间宗教音乐——巫音。巫音又发展成为楚声。楚声的代表乐曲《九歌》，就是一组民间祭神的乐歌。该乐歌共11曲，从《东皇太一》到《国殇》10篇，每篇祭一个神，最后一篇《礼魂》为送神乐曲。这组乐歌早在屈原之前就已在湘楚大地上流传，后经屈原搜集整理得以保存下来。乐歌虽以祭神为主，但通过祭神，表现了湘楚大地上的长沙先民热爱生活、热爱生产、追求幸福的思想，特别是《国殇》一曲，豪放悲壮，表现了卫国英雄勇武不屈的高尚品质，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十分积极和进步的意义。

春秋战国以后，民间宗教音乐开始由娱神转向娱人。一方面进入宫廷，成为以管弦乐为主的“丝竹”音乐；一方面仍存留于民间，成为以管乐器和击乐器为主的“吹打”音乐。长沙地区地道的民间音乐，正是以管乐器和击乐器为主的民间“吹打”音乐。纵观它的发展史，可将它分成3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丝弦音乐传入以前(元、明以前)的粗吹锣鼓时期，乐器主要由管子等吹管乐器(元代以后加琐呐)和打击乐器组成；第二时期为丝弦音乐传人之后(元、明时期)的细吹锣鼓时期，乐器主要由丝竹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第三时期就是(明、清以来)的综合吹打乐时期，它是粗、细结合，演奏起来，音响刚健，风格粗犷，既善于表现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场景和热烈火炽的情绪，又善于刻划肃穆、庄严、宁静的意境和轻快活泼的情趣，其表现力十分丰富。因此，明、清以来，长沙地区的民间音乐，一方面直接被戏曲音乐吸收，构成长沙花鼓戏和湘剧艺术的主体音乐；一方面又以独立的演奏艺术形式，在民间继续流传和发展。长沙地区在民间节日、庆典和丧事中所用的音乐，主要是这种古老的民间音乐。

丰富的民间音乐，表现了长沙地区劳动先民对音乐的喜好。因此，长沙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乐班。从有文字记载的乐班来看，唐朝长沙城内就有“应福”、“长寿”等吹打乐班；宋、元有“宝盛茂”、“芝兰香”、“天喜”等民间职业乐班和“积善堂锣鼓”、“苏州丝竹”乐班等；明、清长沙还设有“琴庄”、“琴友社”等。至民国，长沙地区的吹打乐班(又名响房)遍布城乡，著名有的有：史家巷的“多福堂”、湘春街的“双凤堂”、 北正街的“吉庆堂”和“鸿庆堂”、通泰街的“湘庆福”和黄土岭的“福生堂”等，还有众多不挂牌半农半艺的农民吹打乐组织。1910年，长沙成立“国乐业公会”，有城乡乐师300余人入会。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