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宗教与信仰风俗之巫教与淫祀之风

湘中傩戏

傩戏最初是巫祭中的娱神活动，但在后来发展过程中，不但受了道、佛、儒各种思想意识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还与同一地区的其他剧种(如花鼓戏、湘剧等)交流、融合，甚至共班同台演出。在湘中一带，就有“湘(剧)、马(灯)、洞(傩戏)”班的出现。民众称唱傩戏为“内堂”，演湘剧、花鼓戏则为“外堂”，大都是白天在屋外演出花鼓戏等，晚上在坛内唱演傩戏。因此，傩戏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原来的专门祀神转向了劝世娱人。与之相应的，傩戏的宗教色调渐次减弱，而娱乐成分则不断有所加强。

长沙、湘潭等地旧时傩活动(当地称之为“冲傩”)也较流行，但大型的傩戏或傩堂小戏均甚罕见，普遍流存的是巫歌傩舞，可称之为“亚傩戏”(即“前傩戏”、“准傩戏”)。湘中一带比较活跃的载歌载舞，也唱演某些故事情节(片断的多见)的傩歌巫舞，正是较为典型的“亚傩戏”。

湘中“冲傩”过程中的许多节目，巫师称之为“法席”。也就是在繁复、冗长、沉闷的傩仪中，巫师一边点香焚纸，敲锣吹(牛)角，祭祀傩神，一边载歌载舞媚神娱人。从《启师歌》、《启下坛》、《送莲船》、《和神骂鬼》、《劝酒歌》及《送圣歌》等一些有代表性的“法席”来看，长沙地区祀奉的傩神为白氏三娘和张五郎。他们的成为傩神沿湘江，出洞庭，下扬州，逍遥游荡，以及其他的一系列的劝世惩恶的“和神骂鬼”，充满着神思遐想。

《劝酒》一戏的“法席”里巫师向神灵诉说病人痛苦的一段傩歌曰：“神圣咧，你看他，走路好比风摆柳，坐下好比草低头，吃饭好比喉吞石，吃菜好比石卡喉。神圣咧!你看芭蕉叶上本有千条路，条条路上有人走，条条路上有人行，你如何忍心看他皮黄骨瘦象根藤?可怜他上天无路，可怜他入地无门，南山采药路又远，北海求医水又深，人人都说黄连苦，他比黄连苦十分。”最后，巫师竟跟“神圣”拉起交情来，祈求“开个恩”、“谅个情”，福祐他把病人的病治好。在这样的傩歌巫舞里面，巫师与“神”的关系是平等友爱的。巫师跟“神”说话酷似朋友谈心，披肝沥胆。这种人神平等化，神鬼人性化，万物神格化，诸多鲜明的特点，正是湘中一带流存的楚巫遗风的突出表现。也是此种“亚傩戏”比傩戏保存着更多的原始傩文化特点的原因所在。

湘中许多汉族地区大多崇敬伏羲女娲，奉为傩公傩母之傩神。其神话也是源于洪水再造人类之说，各地故事情节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在于，主持傩事的掌坛巫师师承各有不同，歌舞技艺的特长亦颇有差别，因而，分成了许多派系，相互竞争以争取信徒和观众。比如“元黄教”(信奉张天师)，擅长于傩坛法事；“先天教”或“茅山教”(信奉李聃)，则以傩坛歌舞著称；其他如“五尊教”(信奉老君)、“王母教”(信奉王母娘娘)、“洪君教”(供奉洪法雷为祖)、“纪君教”(供奉纪法龙、纪法罡为祖师)、“王君教”(供奉火府天将王灵官)、“梅山教”、“玉皇教”等也各有自己的取向和特点。

淫祀之风

楚地浓郁的巫鬼祭祀之风，是夏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楚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它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猛烈抨击。《吕氏春秋•侈乐》云：“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独把“巫音”作为楚国政治衰败的原因，一方面可见中原文化对巫祭之风的摒弃，一方面也可见楚国宫廷确实盛行巫风。

据民俗学家巫瑞书研究，当初熊绎立国之时，他们对周朝的义务就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桃弧、棘矢是用来禳除灾害的，《左传•昭公四年》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可见楚王在名义上相当于周朝的执行祭祀的官员，参与周朝的祭祀活动，但地位不是很高。但到后来，楚与周的关系渐渐拉开，楚国虽然不再参加周朝的祭祀，但仍要向周朝供应祭祀物品。巫术祭祀为楚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说：“熊绎这位国君实为酋长兼大巫。”楚国国君亲自主持祭祀和巫术活动，在历史上不乏记载，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楚灵王。据《新论•言体论》记载：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如此执迷狂惑，难以理喻，这在春秋时的中原各国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可见楚灵王本人也拥有大巫的身份，这无疑是商代的遗俗。

到了屈原时代，这种崇尚巫祭的风气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楚怀王兵败地削，不思自励，却把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与其楚先祖没什么两样。楚王既然如此嗜好祭祀鬼神，楚国上下也巫风弥漫。现代出土的“卜筮记录”竹简证实了楚贵族中风行巫祭活动，且祭祀的名目繁多，如望山一号墓藏竹简关于祷祝、祭祀的记载尤多。祷的名目又可分为送祷、赛祷、琵祷、胸祷等等。祭祷的对象很广泛，包括山川天地之神及先王先公，如圣王、昭王、柬大王、卓公、惠公、大水、句土、司命、司祸、地宇、云君、东城夫人等等。

信鬼好巫，在楚国及南方广大地区异常突出。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篇章有过多方面的、生动传神的描绘。著名的《九歌》、《招魂》等即为典范。崇神好祀的巫风楚俗正是屈原再创作《九歌》的坚实基础。因而，在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天神、地祗、人鬼的动人形象，诸如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国殇，再现了楚之百神的庞大体系和壮观场面。

战国末期楚亡以后，信鬼好巫的风俗仍在楚地及楚裔系族保存下来并长期沿袭。汉代，楚地“信巫鬼、重淫祀”之风甚旺。杨树达所撰《汉代婚丧礼俗考》对楚地厚葬之俗，丧期之长，墓祀之重，多有列举、阐述。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述六朝时期荆楚一带楚俗巫风亦多，诸如“帖鸡户上，桃符镇鬼”；“豆粥加膏，祭祀门户”；“夕迎紫姑，以祀农事”；“僧尼道俗，盂兰盆会”；“击鼓载胡，傩舞驱逐”；“祭祀灶神，宰杀黄羊”等，比比皆是。每年从春节到腊八，楚地各种祭祀、飨神，接踵而至，可谓多矣，风俗古朴而又富情趣。唐宋以降，迨及明清，巫风楚俗在荆楚、沅湘等地一直流传下来。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