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社会世像风俗之礼仪风俗

社会风尚

纯朴热情，劲直任气、好文尚义是长沙社会风尚的主流。

好文尚义的长沙民风孕育了无数忠义之士。唐大历潭州刺史张谓《长沙土风碑铭》赞曰：“至于致礼旧君，请尸归葬，桓氏之子，可谓忠也；殒身强寇，有死无辱，尹氏之女，可谓贞也。式邓粲之宅，足以厚儒风；表古初之坟，足以敦素行。齐鲁之俗，其何远哉!”文中桓氏子(桓阶)、尹氏女(尹虞二女)、邓粲、古初皆长沙人。汉代长沙的罗宏、祝良，晋代虞悝、虞望、易雄，宋代李芾、沈忠等均为世人所称颂。

在贫苦无告的社会中，慈善救济历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之一，亦有好心者出面加以救济，以求维护社会的稳定。长沙地区贫富不均，尤其是土地占有悬殊，使这个鱼米之乡蒙上了一层阴影，慈善救济应运而生。清代湖南的慈善救济，大约可分为养老院、育婴堂、救济院3类，据光绪年间统计，长沙府共有普济堂6所，占全省13所的46%；养济堂10所，占全省64所的15.6%；育婴堂19所，占全省74所的25.6%；同善堂5所，占全省23所的22%。

这些慈善机构，或由政府出资办理，或由民间捐资自办，偶亦有官民合办者，分述如下：

养老院：有普济堂及养济院二类，大约前者为政府所设，后者为民间所设。湖南各府州县所创办的普济堂，以长沙普济堂最具规模。该堂创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咸丰二年(1852年)重建，可收容老人500人，其经费系由府库拨银4万两生息4000两，按岁支销。次年毁于太平军之炮火，同治九年(1870年)即用道王加敏捐买长沙荷花池泐潭寺后隙地重新。养济院则各县多有设置，收容老人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入院者每日给米l升，银4至6厘，可以维持一最低限度生活。

育婴堂：湖南弃婴、溺婴的风俗甚为普遍。为了防范杀婴，地方官及慈善人士一面告诫劝阻，一面普设育婴堂加以救济。湖南各州县普遍设有育婴堂，某些州县因弃婴风气太甚，不得不多设数所。如长沙府湘潭县富庶，弃婴风炽，有育婴堂5所，可收容婴儿300名。堂田4769．5亩，经费甚为充足。长沙育婴街(今育英街)因清代育婴堂位于此而得名。清光绪《善化县志》载：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布政使朱钢捐银600两建育婴堂，以收养弃婴。乾隆十一年(1746年)交长沙府管理。嘉道年间民间捐款、捐物增多，年可收租谷2730余担，房租 l380串文。咸丰间毁于兵。同治七年(1868年)恢复，有乳妇70名，“一房止住二妇，一妇止养一婴”，可见甚有规模。育婴堂收养弃婴不限名额，育婴方法有堂养、寄养、自养、捐养4种。堂有事务人员，每月分赴寄养、自养户，督促其改善抚养条件和生活水平，杜绝弊端。堂内还设有中医，婴儿有疾可随时得到治疗。

救济院：贫苦无依者，往往亦在救济院救济范围之内。惟传统最重视救济守节之寡妇，故保节堂、励节堂、恤乡嫠局等名目甚为普遍。以长沙保节堂最盛，这是一甚具规模的收容所，该堂设于道光年间，太平军时一度废弛，同治三年(1864年)重建，同治十一年(1872年)又增励节堂1所，收容年纪较轻而子女幼小之寡妇，合共恤养嫠妇765人。原先保节堂定额150名，每岁给钱7000文，励节堂则加给5000文，年给l2000文。后因待缺嫠妇过多，经费不足，减为8000文。如此增额l50名，最后达于700余名。

恤无告堂：贫苦无告者，设恤无告堂救济之。曾国荃序长沙恤无告堂云：“贫富不均，太平天国乱后，瘠苦日众，……以盐厘两局酌提若干协济无告者，每年可活穷黎一千余人。”该局设于同治八年(1869年)，每年有田租2149石为经费，全部由士绅筹捐。光绪元年(1875年)，又有长沙袁继彰议集城绅任贵震、刘培元等仿恤无告堂章程在苏家巷建同仁小补堂。

此外，还有恤乡嫠局，同治十二年(1873年)建于营盘街府城隍庙旁，由长沙府事宋邦僡筹款周卹乡嫠共500名，毎名岁给钱6400文。另有同治五年(1866年)城绅徐棻、李槩、舒勋、黄肃常倡建的保骼堂等。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清代长沙涌现了一批“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的慈善家，以大粮商兼盐商、茶商朱昌琳和魏鹤林最为典型。朱昌琳乐善好施，热心资助地方公益事业，常年拿出田租1万石，对于育婴、施药、办义学、发年米、送寒衣等，辟专项资金，保证支付。光绪三年(1866年)，朱昌琳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长沙府湘乡人)、陕西巡抚谭钟麟(长沙府茶陵人)的嘱托，捐献大批粮食、布匹赈济两省灾民，功授候补道员。时人赞曰: 朱昌琳“生平以济人利物为己任，自道光己酉，赈水灾为致力善举之始，其后历咸、同、光三朝五十年中，善行不可枚举”，“尤尽心于救荒，秦、晋、皖、鄂，蠲振辄数十万”。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他倡议疏浚新河，开辟新河船埠，振兴浏阳河一湘江的航运，历时10年竣工，先后捐资13万银元之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又捐资修建湖南平江县长寿街麻石路面。1911年(宣统三年)，年近九十的朱昌琳被举耆贤，特授内阁学士衔。魏鹤林“对于慈善业亦甚慷慨，于育婴捐助三四千金以为之倡，于卹嫠捐谷一百五六十石作为基金，于童媳捐银一千余两，凡贫家小户童养媳者，给以补助之。种种善事举，受惠者长久称道勿衰。”

近代浏阳谭嗣同为中华民族慷慨捐躯，其壮举不能不是植根于古代慷慨尚节的长沙民风薰陶的结果。黄兴为武装起义筹款，将祖田300多石一次卖光；徐特立为唤起民众断指血书；朱剑凡为培养人才将私园田产累计11万多元全部捐献。为支持焦达峰推翻帝制，周海文、刘肯堂将所经营的各处商号货物全卖光。周还将祖业田400亩(除留5亩供养老母外)悉数变卖，充作革命经费，毁家纾难，慷慨输将，后来囊空如洗，生活极艰而不悔。

到清末、民国时期，乐善好施仍是长沙民俗之主流。清末民初，长沙涌现了许多冠以善字的民间慈善机构，如同善堂、楚善堂、兼善堂、积善堂、小补堂、云化慈善堂、普化善堂、百善堂等等，统称为善堂。其中楚善堂遗址犹存，位于今天心区六十码头，为清末沈鹤岚所建；兼善堂位于今开福区仓后街，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民初由陈士名（本书编者陈先枢之祖父）接办。善堂从事的慈善活动很多，如施粥、施棺、置义山、办义学、救生、消防、义渡、施药、保节等等。善堂所募基金，最初放款生息，后陆续购置田亩、房租为常年经费，民捐民办，制定有章程，总理一切事宜。

修桥铺路，济困救荒，恤贫扶孤，自有热心人倡导，众人踊跃参加。如遇中风或四肢残废病人，便有人做成床轿两用的瘫子轿(或曰风子轿)将病人送到各屋场，由各家轮流供饭服侍。一个屋场轮遍，再送下一屋场，以此循环，相沿成习，叫送瘫子轿。对于外地逃荒者，有人组织施米施粥施药施棺。本地遇饥年暴月，则由当地有识之士领取护照，带领由孤儿寡母组成的逃荒队伍集体外出度荒。如1934年浏阳绥和乡(今龙伏乡一带)大旱，禾苗枯死。次年春夏，该乡贤达沈雁峰、沈科钦等肩挑被窝行李，风餐露宿，组织老弱妇孺约600人去外地逃荒，前后历时数月。

对于公益事业慷慨解囊者亦大有人在。1931年长沙遭大水，福禄坤班演员曾紫兰(当时被推为湖湘乐部第一)一次认捐2000银元救灾。是年9月30日她临终前又捐银元600入湖南孤儿院，600元捐贫女院。浏阳泮春周歧阳亦在清末民初一次捐款修建石板路20多公里。据史料记载，民国以前长沙的桥梁、渡口、道路等，多数由百姓捐资建成，并设“桥会”、“渡会”、“路会”维持，很多义举至今感人肺腑。如浏阳三口煅昔15有座“苦积桥”，是佣工李忠信用一生节衣缩食积累之钱倡建的。浏阳城东40公里外的老女桥，系明朝甘氏女终生守贞奉母，辛苦纺绩，勤俭积累余资所建成，桥砖镌“正德十五年甘氏金贞立”字样。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