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百业生产风俗之运输业风俗

轿舆风俗

轿舆，古称“肩舆”，俗称轿子、滑竿。轿，古作“桥”，说明是过山用的交通工具。《汉书•严助传》说：“舆桥而隃(逾)领(岭)。”颜师古注：“服曰：‘轿音桥，谓隘道舆车也’。”后为肩舆的通称。轿子的祖先是“辇”。辇是一种原始的载物之车。从造字看，是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推拉的独轮车，原为上山时所用，作为交通工具时代较晚，开始时也不普遍。

湖南古称“山国”，轿的使用较早。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长沙时就写下了“市北肩舆每联袂，廓南抱瓮亦隐几”的诗句。可见长沙当时已普遍使用轿子。至清代，城乡皆有轿，渐次形成轿业，轿类轿型亦趋多样化，按服务对象分官轿、便轿、彩轿、货轿等。官轿服务于官绅，分“八抬大轿”、“四顶拐”、“三顶拐”3种，指轿夫数分别为八人、四人、三人；便轿亦称民轿、竹轿、篷轿，随时受雇于客人。彩轿又名花轿、喜轿，供新娘喜庆用。货轿亦称马轿，作抬送货物之用。在结构形态上，官轿为木制，轿身宽而长，可坐可躺，顶棚坚实，座位下有活动箱，轿身覆以绿呢地居多；彩轿亦木制，有外启式轿门，轿身覆以大红锦缎，前后多绣大“喜”字，两侧绣“龙凤呈祥”、“鸾凤和鸣”或“佳偶天成”、“百年好合”等吉祥词语。便轿、货轿均用楠竹制成，轿身有坐椅、货架之别，上有折叠式棚架，覆以布篷或竹棚，下有伸缩性“踏脚”和小箱相联，前有半身布轿帘(货轿无)。此二种轿可拆装互换，以适应雇主需要。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长沙开始出现轿行。商贾及百姓有事外出时，可以到那里去租赁。开始时只有3家，各家轿行人数不等，少则30余人，多不过50余人，除服“官役”外，主要从事城内外间的短途客货运输。时湘境商贸较盛，有的客商所营长、大、重、散等货，非轿行所能运输，故常有“人坐轿，货上箩”的情况，轿、箩两行在营业上便需协作，为此，县衙允许轿行与箩行组合为“合谊堂”，按街道区划——“总”，分设“上元堂”、“十八堂”，统筹安排客货同行业务。

轿子按其制作材料的不同，有木质的和竹质的；按其使用功能的不同，有供走平路常用的普通轿和供山路行走的山轿。旧时长沙习惯把轿细分为马轿、布篷轿、镜轿、凉轿4种。

马轿、布篷轿是竹制的，很简单，主要用于长途旅行。常见的轿子即篷轿，全部用楠竹制成，四周及顶部均覆盖青布，又名“小轿”。

镜轿，木制轿舆的上部装置有玻璃，轿周覆以青布，以免行人窥见。前清时，市民极重礼教，妇女外出，不论远近，多乘镜轿，虽咫尺之间，也不愿步行，否则有损妇容。民国肇始，风气渐开，加以人力车盛行，价廉而便利，故市上镜轿，已如凤毛麟角。惟营此业的轿行(俗称轿码头)尚存，亦限于偏僻地段，用者多为丧事之家送葬，或旧式结婚迎送新夫妇回门，其他则无人问津。故营此业者，平时兼为人搬家，藉以维持生活。

凉轿，藤制，上部用帆布或皮篷为盖，但轿行不用这种轿，仅为私人购备。1921年前，长沙凉轿盛行一时，一般军阀政客富贾多乐用之。城外有小吴门、浏阳门、五里牌、湖迹渡等4处轿码头。

轿工向轿行租轿，收入按“主三劳七”分成。1920年，长沙县知事公署规定各行业工人工资一律按谷价交付，其中轿工日工资为三升米。30年代轿工工价以里程计算，长途每铺(十华里)大洋三角，短途每铺四五角不等，非轿码头工人不得抬轿进城。

城乡往返的轿子，中途可互换乘客，俗称“打拨”。打拨时，轿工根据双方远近互补差价，彼此互用隐语洽商，如一、二、三、四、五称江、都、神、少、歪。

坐轿的乘客敬称“轿仙”，要负责轿工沿途的食宿费，即令事先言明不管食宿，但沿途客栈也把轿工应付款一并算入轿仙账内。长途乘客到达目的地后，要招待轿工一宿两餐，并酌付小费。为了避免互抢生意，轿码头安排轿工轮班揽活。抬轿的劳动量大，特别最怕是南门外的豹子岭，岭长坡陡，轿工十分吃力。酷热炎夏，轿工请乘客下轿走一程，俗称“歇脚”；若遇阴雨霜冻，路滑难行，乘客不可能下轿时，轿工草鞋上要装上“铁码口”，以防滑倒，故轿夫常说：“我们是被人踩着肩膀当路走。”

清末至民国初期，外商涌入，省境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转向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多从事挑、抬搬运，故城镇的轿行迅速增多。于光绪十年(1884年) 长沙只有轿行7家，长沙开埠之后四年(1908年)轿行猛增至310家，到1920年长(沙)潭(湘潭)公路接近竣工时，城内已有轿行462家，轿夫1500余人，城东小吴门一处，即有轿夫223人。轿夫以湘乡、宁乡等县的破产农民居多。

20世纪30年代起，人力车兴起，省境各地轿行逐步减少，又因民智日开，社会各界的呼吁，省会警察局于1937年春明令取缔轿行，然私人拥有散轿的尚多。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