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剧的主要价值和影响

    1、 主要价值

    湘剧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种需要认真保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剧的主要价值至少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评估和看待。

    （1）湘剧是我国戏剧南北文化在史诗般的交融历程中，一张弥足珍贵的记忆卡。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地方戏曲在中国戏曲历史长河里发生、发展、成长、壮大的全过程，具有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

    从历史的高度来看，戏剧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关系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记载。它的作用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琵琶记》--王永光饰张广才

    在我国，宋元以来，戏剧就已经在北方生成长大，元杂剧的出现，将戏曲推上了发展的新阶段。尔后，明清传奇的兴起，更使中国戏曲迎来了双峰对峙的繁荣新局面。长沙湘剧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中发生和成长的。长沙湘剧流布区域因处于地理上的中间地带而更具有地缘上的特殊性和南北受益的机遇性，使得它的选择、吸纳、转化比其他正在成长的同类，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在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情况下，它扎根本土、采风撷俗、不断进取、完善自我，最终成为一支包容宽厚、不失个性的“江湖”新秀。令我们感到不同于一般的是，在这个史诗般的历程中，每一个阶段的轨迹都深深地印刻在它的主体所包含的剧目、声腔、表演等主构件之中，至今都依然为人瞩目，成为了一张我们认识、研究地方戏曲弥足珍贵的可视历史记忆卡。

    《金印记》

    《拜月记》--左大玢饰王端兰（左），李开国饰蒋世隆

    （2）湘剧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换器”,是大众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教科书”,具有传播价值。

    上个世纪50 年代以来，关于文化的传播，海外的人类学家有人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之说，近年在国内也有人引用这个说法。所谓大传统是指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和掌握的“精英文化”,即思想家、宗教家、学者们经过反省深思着书立说或开坛论道而传播的那种起导向作用，影响整个民族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高层文化。小传统是指一般大众阶层通过民间渠道所获取和接受的那种“生活文化”.那么，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怎样传授到一般大众中去的呢？这中间通过各种地方戏曲来传播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多少年前中国那么多不识字、没有上过学的老妇、村姑、山野或市井间的觅食者，他们所了解的历史知识、古代英雄人物、忠孝、节义、伦理道德的说教之类的知识，并不是读正史、查典籍直接学来的，而十之八九都是通过看戏曲（当然也有听别的口头文学的）得来的。戏曲、特别是他们身边的地方戏曲，扮演了将“精英文化”转化为较为通俗的“生活文化”的重要角色。几百年来，甚至是在当代包括在现代文明的传播中，湘剧因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在三湘大地和它的辐射范围内的人群，仍然在发挥着这个强大的功能。这种通过文化转换而扩大的传播功能使大众阶层在欣赏艺术的同时，犹如捧读了一部生动的平民“教科书”,在通畅的民间渠道里轻松地接受了由“精英文化”转换而来的“生活文化”.

    《五台会兄》--罗元德（左）饰杨五郎，杨福鹏饰杨六郎

    《生死牌》--法场剧照

    《生死牌》--三女抢板剧照

    （3）湘剧与湖湘文化在人文、地理、环境上有着不能割舍的亲缘关系，是湖湘文化家族中的本土成员，具有湖湘文化的“本土”价值。

    湘剧生于民间，根植湖湘，是湖南的主要地方剧种，在它的长期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程朱理学思想和道德观为选择标准的剧目。如高腔《琵琶记》、弹腔《一捧雪》等。另有许多剧目经本土演员的舞台再创作，在人物的解释和行为的逻辑、甚至表演的做派上，都浸染和显示了浓浓的湖湘性格特征。

    清末和民国初期许多湖湘文化名人开始关注湘剧并编写湘剧剧本。如清末戏剧家杨恩寿、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等诸多湖湘名人都酷爱湘剧，经常看戏，征歌选曲，对湘剧剧本文学的提高有过作用和影响。毛泽东、田汉等现代湖湘名人都与湘剧有着很多的关系。这一切对湘剧的成长和发展曾经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产生过非常深刻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湘剧艺术在湖湘文化源泉的灌溉和哺乳下，流淌着凝重而鲜活的湖湘灵气，散发着古老而现代的本土芬芳。

    抗敌宣传戏《新会缘桥》-- 陈绮霞饰瘫妇

    （4）湘剧紧跟时代，与时俱进，具有务实求真、探索创新的精神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湘剧打开了门户，迎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1920 年闲吟曲社在长沙创办了湘剧专刊《湖南戏考》，同年开办了专门培训女艺人的洪福科班，开了湘剧创设女子科班之先河。这期间湘剧班社和艺人开阔视野、放眼全国，加强了与省内外同行的信息沟通和艺术交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周信芳等都来长沙观摩过湘剧，评价过湘剧演员们的技艺，探讨过中国戏曲的发展前景。

    抗战时期，湘剧艺人在周恩来、郭沫若、田汉等的直接影响和支持下，组织了多个抗敌宣传队，改编和创作了大量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宣传抗日的湘剧剧目，开赴大西南，一路宣传，一路传播着湘剧的精神和艺术。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湘剧迎着新潮流，锐意改革、大胆创新，改编和创作演出了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的新剧目，并在实践和探索中得到了令人鼓舞的新收获。

    （5）湘剧在艺术的审美上具有不同一般地方戏的独特的审美价值。

    湘剧作为“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它具有和其他戏曲剧种一样的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的共同特征。但湘剧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性剧种，在艺术张力的空间上更带有一点突破规范的弹性，在美的品格上更具有一种古朴的、理想的、性格的力量。这种弹性和力量源于湘剧，特别是高腔戏，在剧目、声腔和表演者三大主体的构成中，对剧目选择的安排上、声腔共存的和谐上、表演虚实的程度上，都作了独特的性格配置，从而形成了那种浑然一体、流畅自如的艺术风格，如涓涓山泉、汩汩溪涧、滔滔江河一样流淌。

    《园丁之歌》（湖南省湘剧团演出）

    湘剧移植现代戏《红灯记》

    湘剧移植现代戏《智取威虎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12兵团洞庭湘剧团合影（1950 年）

    王震、耿飚、杨得志等领导观看《百花公主》后合影

    湖南省湘剧院在湘西农村演出

    长沙市湘剧院下基层演出

    2、广泛影响

    湘剧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一个区域性的地方剧种成长为立于全国各大地方戏之林的主要剧种，并产生了全国范围内的影响。

    湘剧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是在明朝中叶以后。这中间有两个动因。一方面是明代王府戏曲对民间戏曲产生过重大影响。明代“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可见明王府戏曲之被重视的程度。明朝先后有三个亲王到长沙就藩。到明成化十三年（1477 年）长沙是吉简王见浚的封地，吉王府占据了大半个旧长沙城。府中养有戏班，同时也传唤民间戏班进府演出。湘剧就是常被传唤的民间戏班之一，这样造成了民间戏班与王府戏班的联系与交流，同时也使王府成员和士大夫阶层对于湘剧有所认识，提高了其社会地位，扩大了其影响。明末张献忠领兵攻入长沙，焚烧吉王府后，王府戏班星散，其艺人流落民间，搭班或入伙民间班社觅食，这一部分艺人的入伙湘剧，增强了湘剧的力量，使湘剧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

    另一方面，明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萌芽，朝令废除工匠轮班服役的制度，使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无论沿江码头和交通驿站，都形成了人流、物流的规模效应。班社的演出活动大增，巡演范围更广，扩大了影响。特别要提到的是，木偶戏的“轻骑队”的演出形式和流动效应，为湘剧造了势，做了广告宣传，扩大了湘剧的影响力，使得人们在看了木偶戏之后，更激起要看“人戏”的欲望，于是湘剧的演出活动和影响范围又大大增多和扩大。

    湘剧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清末和民国初期，这期间各地的庙会和各种庆典活动增多，名门大户的婚庆、丧礼也时时请湘剧到场演出，一部分文化名人开始青睐湘剧并有不少人为湘剧编写剧本或组织关于湘剧的研讨（如征歌集曲），使湘剧无论从剧目、声腔和表演等方面，都得以提高，而更具有社会影响力。

    湘剧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阶段，是抗战时期。这期间，湘剧组织了七个抗敌演出队，创作和改编了多个宣传抗战的剧目，在田汉先生的组织领导下，奔赴大西南，一路宣传、演出，鼓舞了抗战士气，扩大了湘剧的影响，使湘剧在贴近现实、古为今用方面发挥了战斗作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湘剧发展的第四个重要阶段，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 年代初期。这期间有几个影响湘剧的重大事件，值得一书。

    （1） 国家通过文化主管部门组织了戏曲改革，派出了大量的专家、知识分子进入戏曲领域。这批工作者进入湘剧后对湘剧的剧目、声腔、表演进行了认真的记录、整理并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改进。特别是在当时以“人民性”这样的包含着拯救和保护的含义的名义，使一些曾因各种原因而被打入“冷宫”的剧目，化腐朽为神奇，得以复活和提高。

    （2） 这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1952 年9 月举行的中南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湖南代表团演出的《琵琶上路》被评为优秀剧目，使湘剧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登上了大行政区的艺术殿堂，并且获得了殊荣。紧接着在同年10 月至11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中，湘剧演出的《琵琶上路》、《打猎回书》、《五台会兄》等剧目，又在共和国的大舞台上亮相。《琵琶上路》还获二等奖。同时湘剧演员徐绍清、陈剑霞、彭俐侬等分获一、二等奖。这两届戏曲观摩演出，对湘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期间特别是着名导演崔嵬对湘剧的上述剧目进行了指导和加工，使湘剧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使湘剧艺术产生了新的飞跃，对湘剧剧目的艺术生产的规范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意义巨大。1956 年之后徐绍清等还应邀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连续召开的《琵琶记》的讨论会。湖南湘剧团为会议专场演出了传统剧目《琵琶记》上、下集。紧接着彭俐侬、廖建华、陈剑霞、王福梅等湘剧演员还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第二届戏曲演员讲习会，与全国各大剧种的着名演员一道，得到了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在表演艺术上的教习和传授。同时，这也使他们进入了全国知名戏曲演员的行列。

    （3） 在中南和全国两届戏曲观摩演出前后，湘剧还随中央人民政府赴南方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团湖南分团赴湘鄂赣革命老根据地慰问演出，随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进行慰问演出，在朝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湘剧发展的第五个重要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促进了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湘剧在这个时期里，也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创作、改编了大量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其中传统戏如《琵琶记》（1990 年版）；新编历史故事剧如《马陵道》、《山鬼》；现代戏如《布衣毛润之》、《古画雄魂》、《人间知己》、《李贞回乡》等优秀剧目，使湘剧艺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

    （4）上世纪50 年代中后期，湘剧大型传统戏《拜月记》和根据淮剧《三女抢板》改编的湘剧古装戏《生死牌》，分别由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和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戏曲艺术片；70 年代初期湘剧小型现代戏《园丁之歌》由中央新闻制片厂摄制成戏曲艺术片并在全国发行放映，使之前从某种角度来看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湘剧这一具有浓厚的湖湘文化特色的地方剧种，通过电影这一最大众化的艺术手段，展示在全国广大观众面前并对其有了全新的了解和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湘剧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内涵，其艺术风格和表演技艺不同一般。为了保护和传承好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对其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使其迎着时代的春风，老树再发新芽，光彩更加照人。

    周扬等中宣部、文化部领导观看湘剧《李白戏权贵》后合影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佩云（中）和毛新宇（左二）、刘思齐（左一）会见湘剧《人间知已》主创人员（2001年）

    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会见《古城会》演职人员（1990 年）

（本图文录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剧》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1年编，主编：周志凯，保护主体：长沙市湘剧院，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