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库·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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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果说空间的差异为我们绘制出了一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地图”，那么，时间的流逝也为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出了一张“文化年表”。

湖南非物质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衰微、消亡，与湖南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

    那么，湖南民族民间文化的格局，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今日尚存的那些遗产，对了解湖南的历史文化，又有何意义呢？

       众所周知，湖南古为三苗之地。那时候，在这里居住的主要为古越人、蛮人、濮人和巴人，他们分别是今侗族、苗族、瑶族和土家族人的先民。他们曾经是这一大片山河的主人，湖南的远古史，在他们的史诗、古歌，如《古老话》、《梯玛神歌》、《盘王大歌》和《侗款》中，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后来，历史发生了一些变化，影响到了这一方土地上文化的格局。我们可以把这些造成变化的历史事件汇集成为一条简明的历史线索，它们是：

       炎帝南迁→舜征三苗→商人南下→楚人征湘→宋开梅山→明代移民。

       炎帝南迁。变化开始出现在大约公元前的26世纪，生活在中原的姜姓炎帝神农氏部落，受到另一支姬姓黄帝部落的打击，被迫举族南迁，其中一部分迁到今湖南各地。《帝王世纪》等书说炎帝“崩葬长沙”、“神农葬茶陵”；今湖南的耒水、耒山、耒阳、嘉禾、连山……都是因炎帝部族的足迹和业绩而得名。

       “炎帝的传说”随同依稀的踪迹告诉我们，虽然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但离我们实在遥远。历史的典籍、出土的简帛，大多凭借的也是民间口头的传说。炎帝神农沿着洞庭和湘江，跋山涉水去传播自己先进的文化的时代，毕竟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

       舜征三苗。约公元前23世纪，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尧帝担任中原部落联盟首脑的末年，居住在今鄱阳湖、洞庭湖之间长江南北的三苗部落拒不服从管束，尧命令大臣舜用武力将两湖的部分三苗人强迁到中国西部偏远的“三危”地区，而将中原的另一个不忠于尧的首领欢兜及其部落流放到江南，以控制三苗。[1]

       这种记载不一定准确，但考古发现表明，湖南的土著文化发展到约公元前23世纪的长江中游龙山文化阶段时，面貌发生急剧变化，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呈现出与河南龙山文化极为接近的性质。这种接近，说明了民间的文化也出现了重大的变迁。

       从现存的民间传说来看，“舜帝的故事”，远比“炎帝的传说”来得更真切、更贴近民间。

       商人南下。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的晚商到周初，中原以“？”、“戈”和凤鸟为族徽的几个部族，南迁到今天湖南宁乡黄材一带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青铜器冶铸技术，铸造了大批青铜器，给湖南青铜文化带来空前的繁荣。湖南出土晚商和周初青铜器300余件，除少部分是中原输入的外，皆为本地所造。这些青铜器吸收湖南土著文化，纹饰、造型多以动物为题材，与北方庄严古朴和图案化倾向相比，显得形象生动，精巧秀丽。

       土著文化能够给强大的商文化造成影响，那么商人文化给土著的民间文化的影响就一定更为强大。

       楚人征湘。《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8世纪中叶左右，楚君蚡蝐“始启濮”，楚的军事、政治势力已进入湘西北。到公元前704年左右，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这样，在春秋早期，湖南西北部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中下游地区已纳入楚的政治势力的范围，楚文化开始渗入洞庭，并沿沅水逆流而上。

       伟大的屈原曾经走过这条路。沅澧民间文化对屈大夫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在溆浦等地古老的傩戏中，也隐约地留下了屈大夫的足迹。

       宋开梅山。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派兵进攻梅山，俘斩峒民数千，激起峒民的反抗。次年，宋太宗令翟守素调潭州兵镇压，俘斩峒民两万，仍未使“梅山蛮”屈服。庆历七年（1047），宋仁宗开始改变对“梅山蛮”的政策，派人入梅山，招抚峒民四百余人。此前后，梅山土著民族瑶人开始举族南迁。熙宁五年（1072），梅山正式归附北宋中央王朝，在梅山设立二邑，上梅山筑一邑，命名“新化”；下梅山筑一邑，命名“安化”。宋元丰八年（1085），江西庐陵人奉命大量迁入梅山。

       这样，湘中腹地最后一块蛮地被脱胎换骨地重造。它的民间文化也随峒民们的迁徙而飘落四方。从此，虽然还有一些王朝的更迭和移民的迁徙对民间文化产生过影响，但在湖南的历史上，民间文化的大格局再没有出现多大的变化。

       明代移民。元末明初，湖南的人口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异。邵阳人魏源（1794—1857）在其《湖广水利论》中说道：“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这次重大的人口变动，虽然未使民间文化的格局发生大的变化，但至明清之际，江西弋阳腔的传播使湖南地方戏得到较大的发展，民间的文学艺术也有普遍的提升，现存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都在此时滥觞。

       清代中期之后，影响中国的“湖湘文化”开始兴起，湖南的精英文化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中华、傲视群雄；民间的草根文化也趁势而起，兴旺蓬勃。湖南的文化历史开始了全新的时代。

       简言之，湖南的民族民间文化，是在不断地经受外来文明的洗礼中，生生死死，传承至今。今天湖南民族民间五大文化圈的格局，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湖南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在明清时期开始生成。

       在这一文化格局中，古“三苗之国”的土著民族，到宋时已从“绝对多数民族”开始变成“少数民族”。到今天，中华民族56个民族在湖南虽然都有居民，但少数民族人口只有641万，仅占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少数民族的文化给湖南民间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他们的人口虽然是“少数”，但他们所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占据了大多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交往活动日益频繁，湖南地域文化的边界在不断地淡化和消解，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开始被同化；随着信息文明的飞速发展，一些源自狩猎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文化事象，正在急速地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湖南传统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濒临危亡。（请接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