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弹词的历史渊源

1927年后，长沙弹词开始进入书场、茶馆，说唱中长篇故事。1933年长沙市渔鼓弹词业工会有会员61人。传统长书有《岳飞全传》、《残唐》、《宝钏记》等；短段有《东郭救狼》、《武松打虎》等。曲本散文、韵文相间，说唱结合，以韵文和歌唱为主。唱词多为七字句。

长沙弹词音乐以弹腔中的“八板九腔”为主曲体，具有“平板”、“慢板”、“快板”、“散板”等曲调板式。早期的唱腔简单，只有板式变化。后来吸收民间小调和地方戏唱腔，成为板式变化体和曲牌连套相结合的形式。具体说来为上下句结构的板腔体，有九板九腔。九板有平权、慢板、快板、散板、哭板等；九腔有平腔、悲腔、欢腔、柔腔等。不同的腔调分别用在各种板式中。平板是各种板式的基础，平腔是平板中用途最广的腔调。演名演员前后有鞠树林、舒三和、谭海鹏、彭延坤、李青云、谭水利等。

20世纪50年代初期，长沙市仅有一处供民间艺人演出的火宫殿书场，而散居全市的百多名艺人，只得在车站、码头、公园、轮船或走街串巷流动卖艺。当时，被人誉为“开口笑”的曲艺艺人欧法林，就在中山公园（今青少年宫）一块露天场讲评书、说笑话，还兼卖五味姜。1956年，人民政府号召艺人组织起来，舒三和、欧法林等组成了我市第一个曲艺艺人自愿结合的曲艺演出团体“长沙市弹词说书组”。1958年，以这个弹词说书组为基础，建立了我市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曲艺演出团体长沙市曲艺队，由欧法林、陈茂达、杨平音等曲艺艺术骨干17人组成，并在黄兴中路大众游艺场内新建一个专供这个曲艺队演出的曲艺厅，厅内设百余人品茶听书。随后，散居四区的零散艺人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东区红光曲艺队和西区湘江曲艺队等自负盈亏民营曲艺团体。以说唱《施公案》、《彭公案》、《五美图》、《九美图》、《十美图》、《封神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济公传》、《杨家将传》、《薛家将传》等传统长篇大书为主，简称“二案、三图、四义、五传”，是长沙弹词、评书艺人“怀抱琴弦，口出圣贤”的当家书目。它们取材于明、清时代长篇章回、公案小说和民间刊印的木刻唱本，经过艺人增删整理和口语化加工，使案头文学变为口头文学。这些既有改朝换代的历史内涵，也有金弋铁马的战斗画面和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为听众所喜闻乐见。随着社会的进步，到上世纪60年代，长沙曲坛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说新书、唱新书的高潮。艺人们争相说唱的长篇书目有《烈火金刚》、《桥隆飙》、《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湘西剿匪记》、《林海雪原》、《红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红灯记》、《南海长城》、《奇袭白虎团》等，给旧书场赋予了新内容。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所有曲艺团、队均被解散，大众游艺场曲艺厅被撤销，著名评书艺人欧法林被迫害致死。从此，长沙市曲艺界结束了自己的演出组织和有国营书场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以后，长沙曲艺艺人纷纷重操旧业，一时间，长沙城内，出现了县正街、燕子岭、水月林、坡子街、黎家坡、贾谊祠、三王街、东站路、砚瓦地、识字岭、湘春街、劳动新村、马益顺巷、解放四村等20多个书场，每天下午和晚上，书场门庭若市，聚集品茶听书的不下百人。艺人彭延昆、黄仲甫、张有福、张伯莲、陶凤球、雷桂芳、刘银华、罗克武、黄桂秋、戴云等成为这些书场的主角。他们手执琴弦鼓板。为久别曲艺的长沙听众再展歌喉。为了丰富上演曲目，艺人们在说唱长篇书目中，引进港台新版武侠小说，如《白发魔女》、《书剑恩仇录》、《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等，这些书目虽不出英雄落难，侠女情仇的俗套，但书中十八般武艺的描写和不乏真善美战胜假丑恶的内容，为听众在文化休息中一新耳目。艺人们称这一时期为长沙曲艺界的第二个春天。

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经济发展大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的欣赏和娱乐兴趣发生了很大变化，歌厅、舞厅、录相厅等文化娱乐场所遍及长沙市的大街小巷，在简陋书场以琴伴曲的演出，无法与这种具有浓厚现代气的新兴文化活动相抗衡。一度蓬勃兴起的20多个民间书场，顿时门庭冷落，数十名艺人不得不停腔歇板，从而结束了长沙民间曲艺在书场演出的历史。此后，刘银华、彭延昆等少数弹词艺人，坚持不放下手中的月弦，他们在困境中寻找着适合自己演出的机会。1996年9月，彭延昆在湖南有线电视台举办的“湘音俚语”曲艺比赛中，以传统曲目《武松怒打观音堂》和新编曲目《游长沙》再现于荧屏，将听众久疏的民间说唱送进了千家万户，使湖南三大曲种之一的长沙弹词未成绝响。

2006年长沙弹词入选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图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中国长沙·长沙民间艺术》，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撰稿，龚智强、陈览月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