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弹词的历史渊源

丰富的民间音乐，表现了长沙地区劳动先民对音乐的喜好。因此，长沙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乐班。从有文字记载的乐班来看，唐朝长沙城内就有“应福”、“长寿”等吹打乐班；宋、元有“宝盛茂”、“芝兰香”、“天喜”等民间职业乐班和“积善堂锣鼓”、“苏州丝竹”乐班等；明、清长沙还设有“琴庄”、“琴友社”等。至民国，长沙地区的吹打乐班（又名响房）遍布城乡，著名的有：史家巷的“多福堂”、湘春街的“双凤堂”、北正街的“吉庆堂”和“鸿庆堂”、通泰街的“湘庆福”和黄土岭的“福生堂”等。还有众多不挂牌半农半艺的农民吹打乐组织。1910年，长沙成立“国乐业公会”，有城乡乐师300余人入会。

长沙的民间音乐，在千百年来的流传过程中，还不断吸收外来音乐，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如长沙的丝弦音乐，就是金、元时期从长江下游地区的民间音乐中吸收过来的。

古长沙地区的民间音乐，其表现形式大都短小，难以表现大型的传说和故事，而丝弦音乐却善于长篇的表现。它的伴奏乐器全是丝弦，如扬琴、琵琶、三弦、月琴、大筒、胡琴、板鼓和板胡等。另外，丝弦音乐相对于吹打音乐，显得十分雅致，深为士大夫、文人学士和小资产阶级，甚至下层市民所欣赏。因此，明、清两代，丝弦音乐在长沙地区十分盛行，并为长沙弹词所吸收和地方化。

长沙弹词的“同胞兄弟”长沙丝弦，其形式主要分为小调、牌子丝弦、板子丝弦三类。演奏者有两类，一为以此为业的民间艺人，多为盲人、盲人弟子等；二为自娱自乐的市民和村民。丝弦音乐的曲调音乐性强，旋律优美，长于抒情，因此，自清代流入农村后即与长沙曲艺紧密结合，丰富了长沙曲艺的音乐部分。流行于长沙地区的曲艺还有渔鼓、评书等。

长沙弹词是长沙民间音乐的一大类别，南宗淳熙七年（1180），著名词人辛弃疾任湖南安抚史时，曾在长沙和友人听过长沙曲艺艺人的演唱，写下了：“听湘娥，冷冷曲罢，为谁情苦？悉为情，么弦诉”的词句，词中所说的“么弦”即琵琶，月弦的第四弦，听到的是一段男女爱情故事。这无疑是长沙在南宋时即有曲艺唱活动的可靠佐证。而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南方的弹词曲艺已趋成形，说唱艺术由唐代的“说话”、“变文”发展为“说话”、“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宋末有了弹词《西厢传奇》，但只谱词曲，尚无说白。至金董解无作《西厢  弹词》始有曲有白。明代学者杨慎有《二十一史弹词》传世。清代弹词更为盛行。如《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凤双飞》、《珍珠塔》等都是分成章回的大部分弹词，并衍成多种曲调。

清末弹词已形成自身固有的形式和特征，清末徐珂编纂的《清稗类钞》中《弹词》条对此作了精辟的描述：

清末长沙弹词风行一时，光绪三十二年（1906）浏阳人张新裕创作的长沙弹词《三荒记》描写当年浏阳县境迭遭春荒水祸，地方武装又对农民残酷镇压，逼迫农民揭竿而起的故事。同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曾运用长沙弹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如陈天华的散韵夹杂的弹词作品《猛回头》，在当时就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唱词云：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假商通，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

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

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要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夺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这是典型的长沙弹词，它用极为通俗、生动的唱词痛陈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据杨源浚《陈君天华行状》记载，湘赣之间，三户之市，“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之“　　角少年，募资广刷，其感化力之深类是。”

（本图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中国长沙·长沙民间艺术》，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撰稿，龚智强、陈览月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